侦查程序中司法审查制度的法理基础

我国侦查程序最大的弊端就是国家权力的过于强大和相对人权利的弱小，为此，必须引入司法审查制度来限制国家权力。在侦查程序中引入司法审查制度的合理性体现在四个方面，即法治理论、权力分立和制衡理论、人权保障理论和程序正义理论。     

侦查程序改革的价值理念和基本方法

侦查程序改革是侦查程序中各方主体利益的重新分配,侦查程序中必须要体现出侦查程序所应当遵循的价值理念：自由与秩序并重理念、正当程序理念和公平与效率并重理念。我国要实现这些价值理念,必须坚持外国经验与本土资源相结合．充分考虑改革的现实基础和可行性以及政府、公众、媒体对侦查效率下降的承受力,并加大侦查程序改革的物质保障等。侦查程序改革的方法必须要自始至终与基本价值理念相融合。     

略论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主体之构造

我国目前的侦查程序主体主要是担负追诉任务的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在整个侦查程序中都处于一种消极的防范状态,相对于侦查机关所享有的广泛的权力而言,犯罪嫌疑人并没有获得真正的主体地位。此外,因为缺少一个系统的司法审查机构,法院或法官在整个审前程序中均无权介入,未能成为侦查程序中的主体。针对我国的侦查程序主体单元化的格局,宜更新法治理念,确立司法审查制度,创建主体多元化的格局。使控辩裁三者达到一种和谐的统一。     

论侦查模式——从诉讼程序的视角

诉讼程序性侦查模式可以概括为行政治罪模式和诉讼追诉模式。行政治罪模式的特点是:与有罪推定和国家本位主义密切联系,在侦查活动中仅有国家侦查机关及其职员具有程序主体的地位,享有广泛的权力,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等则不具备诉讼主体的地位,主要以履行义务参与侦查活动;侦查程序以单项、秘密的方式展开。诉讼追诉模式的特点是:与无罪推定、权力分立、主体性理论等密切联系,侦查活动中有控诉、辩护、裁判三种不同的诉讼角色和诉讼职能,控、辩、裁各自享有一定的权利(权力)和义务,在侦查程序中依据法律规定行使权利(权力)、履行义务,使侦查程序以相对公开和多方参与的形式运行。通过对两种模式的比较研究,有助于发现我国现阶段侦查程序的现状,反思其中的结构性缺陷,并为我国侦查程序法治化提出正确的指引。     

论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障

我国侦查程序中在人权保障方面存在诸多不足,转变思想观念、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加强权力监督是侦查程序中保障人权的有效对策.     

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刑事侦查程序在性质上属于行政程序,在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刑事诉讼侦查结构属于职权主义,强调国家机关的权力。因此,侦查权相对显得过于强大,受到的制约少,出现的问题多且影响大。侦查实践中应该强化程序意识,注重人权保障,以实现真正的司法公正。     

侦查程序中人权保障之探讨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设置的侦查程序忽视程序公正,不利于保障人权,无法实现司法公正,因而借鉴国外侦查程序中的合理成分,本着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有机地统一起来的思想,完善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人权保障之规定。在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应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广泛的参与权,强化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权利保障,确定各种侦查措施和行为的适用应遵循比例原则或必要性原则,扩大侦查控制的范围等,以期实现人权保障与惩罚犯罪的统一,实现我国刑事司法的公正。     

我国侦查程序中律师辩护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侦查程序中律师辩护的存在有利于实现控辩平等对抗，弥补犯罪嫌疑人自我辩护的不足和更加有效地监督、制约侦查机关。但是目前．律师作为辩护人介入侦查程序的情形比较少．侦查程序中相关权利得不到保障，程序性辩护比较薄弱。究其原因在于．辩护律师的角色定位不合理．我国侦查程序过于封闭且行政色彩比较浓厚，过于追求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而不注重对人权的保障．缺乏有效的对侵犯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权利的救济手段。为此，需要对辩护律师进行正确的角色定位．对我国的侦查程序进行诉讼化改造，并构建程序性制裁机制以保障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相关权利．     

侦查程序增强律师辩护力量的制度措施

刑事审前程序中律师辩护权利规定的不完善已成为法学界的共识。保障辩护律师参与侦查程序,完善其权利,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关注的焦点之一。以现实的视角确立保障程序正义的基本权利与制度,对不同权利的作用进行体系性的定位,并确立相应的权利保障与救济机制,是增强侦查程序辩方力量的关键。     

侦查程序诉讼化研究

在现代社会,侦查程序诉讼化不仅是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而且是程序具有独立价值的重要体现。侦查程序诉讼化既是一种诉讼状态,更是一种发展过程。侦查程序诉讼化要求将所有的侦查活动都纳入侦查程序,侦查程序应当具有正当性,合理配置侦查程序中的各项权力,在侦查程序中建立＂三方组合＂的诉讼结构,对侦查权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等。我国侦查程序诉讼化存在许多问题,侦查程序诉讼化的整体程度较低,应当从侦查活动、侦查强制措施和侦查监督制约三方面进行完善,以进一步提高我国侦查程序的诉讼化程度,提高人权保障水平。     

人权保障视野下的反恐特别侦查程序研究

恐怖主义犯罪已经成为全球性治理问题,恐怖主义犯罪的极端性也决定了反恐侦查程序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突破。反恐侦查所必然带来的一些普通刑事案件侦查程序上的突破,比如情报机构权力的扩大、对令状主义的弱化以及特别侦查手段的常规化等,但是这都不可避免地带来人权风险。特别时期有特别政策,特别政策也需要有特别制约,在反恐特别侦查程序中也需要在强化国家权力与保持基本人权中保持动态平衡。应从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方面入手,权力制约上主要是侦查监督,在这里引入"检察引导侦查"的概念,权利保障上对恐怖分子的权利救济的限制,理应也限制在合理的限度之内,另外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有条件地进行调整适用。     

中德侦查程序比较研究——以侦查权的配置和制约为视角

与大陆法系的代表国家德国相比,中国的侦查程序在侦查权的配置、侦查活动的司法审查两大方面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现行侦查程序虽然对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巨大作用,却也在程序启动、权力配置和权力制约上存有较大缺陷,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及基本权益。对检察职能的错误认识以及偏向控诉的制度设计,是导致中国现行侦查程序诸多弊端的主要原因。     

我国现行侦查模式的建构

侦查程序是刑事诉讼程序中最重要的阶段，侦查权的行使不当或者滥用容易侵犯公民权利，因此如何有效地运行侦查模式理所当然地成为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内容。通过世界上两大侦查模式及其现状的比较和我国现行侦查模式的特点，我国应该构建一种既能制约侦查权力，避免侦查权行使的无序和恣意妄为，又能确保公民个人权利的侦查模式。     

对我国现行侦查模式的反思与重构

侦查程序是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最重要的阶段。侦查权行使不当或者滥用容易侵犯公民权利。如何构建一种能制约侦查权力,避免侦查权行使的无序和恣意妄为,以确保公民个人权利的侦查模式,就成为现代侦查制度的主要课题。     

从侦查模式谈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障

侦查模式的选择 ,直接关系到不同国家侦查程序中各种具体规定的精神实质和刑事诉讼价值取向 ,其可以清晰地勾画出各国刑事诉讼法中侦查权与人权之间关系的确定。就英美法系而言 ,其是当事人主义诉讼观支持下的弹劾式侦查模式 ,就大陆法系而言 ,其是职权主义诉讼观所支持的审问式侦查模式 ,我国侦查程序类似于纠问式侦查模式 ,也即选择了两方组合的结果模式。我国侦查模式中存在的缺陷是与“重结果 ,轻程序”的程序价值观密切相连的。构建科学侦查模式 ,完善我国侦查程序中人权保障的几个方面。     

从侦查价值看侦查立案条件

侦查的目的价值主要包括秩序价值和自由价值,这一对价值矛盾在整个侦查程序中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平衡。作为侦查的启动程序,立案及其条件必定要受到这对价值矛盾的深刻影响。首先,在立案程序中,秩序价值应当占主要地位,因此,对立案条件不应做过于严格和机械的规定,而应使其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和机动性;其次,自由价值在立案程序中也应有所体现,由此决定了法律又必须对立案条件进行限制,使其规范化、可控化。     

构建和谐社会的侦查法制思考

和谐社会是人类自古以来孜孜以求的一种理想社会形态。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政府与个人之间法律上与现实中的关系在刑事侦查程序中的延伸和具体表现。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一对关系是刑事侦查程序中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之间权力与权利、权利与义务的不和谐关系,研究构建和谐社会的侦查法制保障制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从诉权与侦查权的协调谈侦查行为规范

侦查权是追诉犯罪的权力,而被追诉人的诉权是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两者应该具有平等性、对抗性的特点。由于侦查程序的进行直接影响到被追诉人自身的切身利益,故侦查权的行使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然而,我国侦查机关侦查程序中具有主导作用,中立的司法机构作用微乎其微,且就被追诉人基本不会去主动启动司法裁判程序,而是以被动接受为主。因此,我们应当从诉权与侦查权关系的平衡入手,通过权力与权利的制衡来进一步规制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     

从犯罪预防的角度看侦查中的若干问题

犯罪预防与犯罪案件侦查密切相关。从犯罪预防的角度看待侦查程序中立案条件、羁押的适用及侦查终结方式等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改善立案的条件及功能,改革欠合理的羁押制度,增设侦查中的诉讼分流程序,对于预防犯罪、保证侦查程序的立法规范有重要意义。     

刑事审前法官制度的中国语境分析

刑事审前法官制度的缺位,不仅导致我国侦查程序中非法侦查行为屡禁不止,权利救济机制处于空白状态,侦查程序不具诉讼形态,也使得公诉权缺乏应有的控制,公诉方式改革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还造成庭前程序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能落实,证据展示程序难以运行,庭审法官的预断不能排除。加强权力制约与保障人权,必须建立司法审查制度、设立刑事审前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