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船精神”在建设“重要窗口”中的逻辑意蕴、实践价值与转化路径

“红船精神”是建设“重要窗口”的精神源动力，在建设“重要窗口”的实践中焕发着时代光辉。从“红船精神”到建设“重要窗口”，体现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高质量发展的持续思考和殷切嘱托。“红船精神”对于激励建设“重要窗口”的实践价值集中表现为：首创精神彰显建设“重要窗口”实践品格，奋斗精神赋予建设“重要窗口”实践动力，奉献精神规定建设“重要窗口”实践旨归。对标对表“重要窗口”，浙江坚持以“红船精神”为指引，遵循“人民至上-政治建设-抢占发展高地-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践逻辑，聚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抢占数字经济新高地，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浙江经验。     

未来十年增长潜力预测与“十四五”时期战略目标、战略重点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过渡期。基于数量和质量双重维度，采用趋势外推法预测未来经济增长潜力，未来十年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呈现明显下降态势，而经济增长质量潜力则出现显著上升趋势。“十四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包括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基本导向、以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为集中体现、以增进人民福祉为最终目的、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为重要保障。在此基础上，“十四五”时期的战略重点是更加有力的创新驱动、更加优化的经济结构、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和更加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浙江建设“重要窗口”的制度基础

浙江在以往跨越式发展中形成的诸多制度经验,不仅是浙江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的制度基础,而且对于全国乃至形成更具普遍价值的中国方案,推动全球治理,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它们包括但不限于：率先启动并深化拓展“最多跑一次”改革,形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制度体系;鼓励基层有序创新民主治理体制机制,深化“法治浙江”建设,建立完善与浙江高水平发展相适应的法治体系;主动适应现代治理新场景,全面转变治理理念,积极引入数字技术,构建整体智治的现代政府新形态;联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完善创新驱动的发展机制,强化经济社会发展引领机制,率先形成绿色、集约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新体系;高标准建设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形成公平有效可持续的民生保障体系;高水平推进“平安浙江”建设,“枫桥经验”推陈出新,“三治融合”全面开展,形成既稳定有序又充满活力的社会治理体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建设美丽浙江,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体制机制;探索建立中心城市辐射带动的治理机制,建立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实施“山海协作”机制,形成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体系;着力提升文化软实力,推进“文化浙江”建设,形成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     

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维度与制度型开放

我国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已经具备了经济效率动能、结构转换动能、创新动能、制度动能和数字化新动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和主动推进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体系构建,将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进出口贸易展会等打造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重要的前沿阵地和新高地,推进国家标准国际化,完善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匹配的体制机制和营商环境等,以全面的制度型开放大力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向纵深推进。     

社会工作“绿色转向”的本土思想资源——对费孝通相关论述的考察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西方社会工作发生了“绿色转向”，并对我国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国社会工作在接受西方影响的同时，也要关注相应的本土思想资源。费孝通围绕“天人合一”“消遣经济”“人文生态”所作的论述，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工作的“绿色转向”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费孝通从差序格局的角度对“天人合一”所做的社会学解读，有助于我们走出西方社会工作“绿色转向”中的潜在张力。其次，作为一种源自本土的经济态度和生活方式，费孝通所说的“消遣经济”为我们探寻有别于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和另类社区发展道路提供了本土经验参照。最后，从费孝通对“人文生态”的强调中可以看到，在当前的社会处境下，“发展”仍然是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保护自然环境并非放弃发展以及对自然的开发利用，而是将自然生态保护与人文生态建设结合起来。     

数字经济背景下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问题与有效路径

数字经济是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促进共同富裕有利于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经过百年探索,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数字经济新时代背景下又有新的要求。数字经济对增加就业,推动市场活跃稳定;缩小差距,促进社会协调发展;弥补短板,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有巨大意义。不断认识数字经济背景下共同富裕建设存在的问题,不断探讨应对问题的有效路径,有助于早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现代化战略导向下我国“十四五”经济发展规划的高质量谋划

高质量谋划“十四五”规划关系到未来中国的现代化及中长期发展。以现代化战略为导向的“十四五”经济发展规划重点主题，要把实现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战略目标，把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核心内容，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工作主线，把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作为关键抓手，把高水准的市场经济作为制度保障。以现代化战略为导向高质量谋划“十四五”规划的重点领域在于工业领域的现代化、创新领域的现代化、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和区域发展领域的现代化。以现代化战略为导向高质量谋划“十四五”规划要以高质量发展为政策取向，在宏观经济、中观经济、微观经济、对外开放、产业链现代化和基础设施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上迈出更大的步伐。     

新时代现代化新格局下“十四五”规划的新要求与重点任务

“十四五”时期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变革期，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十四五”规划立足于衔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需要基于现代化新格局研判其新要求，在规划引领层面要求深化新发展理念；在规划导向上要求以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的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以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和人的现代化发展；规划主线则要求围绕现代化展开，做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十四五”规划关注的重点任务应涵盖培育现代化发展的新动能、健全现代化的市场体系、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完善现代化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以及推进生态现代化，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在现代化发展路径上行稳致远。     

“山海协作”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创新与价值

“山海协作”是习近平关于区域协调发展重要论述的理论源泉之一,旨在推进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加强协同合作与共同发展,是促进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浙江探索。在实践中,“山海协作”突破了西方“资本逻辑”的援助模式,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征的“人本逻辑”帮扶模式。“山海协作”更加强调激发帮扶与被帮扶的“共同体”活力与内生主导发展潜力,形成蕴含外部赋能与内生动力培育的协同机制、“政府、市场与社会”多方参与的互动机制、激发优势与互助协作互利机制的区域双向驱动内生发展理论,丰富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实践的创新理论。     

中国制造业外迁：现状和启示

保持产业链稳定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然而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外迁现象越来越明显。中国低端制造业主要向东南亚、南亚以及墨西哥外迁,纺织服装产业和电子制造业外流态势明显。中高端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回流至发达国家的趋势也明显增强,设备行业、化工行业以及计算机电子行业是回流的重点行业。在低端制造业迁出、中高端制造业企业回流的情况下,中国存在低端制造业“空心化”、中高端制造业“停滞化”“空白化”风险。因此,中国要实现制造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应防范劳动密集型低端制造业大量过快外迁,尽可能推动劳动密集型传统优势产业首先稳步向国内中西部地区转移、加强供应链生产端的配套能力、提升低端制造业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以及不断提高产业创新水平。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窗口”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首创，是浙江省奋力打造“重要窗口”的必由之路。在实现绿色主导、生态优先、环境美丽、资源高效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进程中，浙江省始终“以更高的标准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以更大的范围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以更强的力度推进资源高效利用、以更广的视野推进美丽城乡建设、以更大的力度推进生态科技创新、以更严的要求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为主要抓手，旨在打造以“生态经济主导化、生态环境景观化、自然资源循环化、全省一体化大花园、绿色科技创新自主化、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化”为主要表征的“重要窗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窗口”是“理论、实践、制度”三位一体的硕果体系，充分彰显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数字经济赋能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作用机理与实施路径

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是应对世界发展革新的必然路径和选择。在探讨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目标、现状与主攻方向的基础上,分析了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作用机理。具有一般性和均衡性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数字经济,通过优化收入分配、减少城乡差距、协调区域发展三条路径赋能共同富裕建设。浙江有着良好的数字经济现实基础,同时存在着数字经济地区发展不均衡、数字使用鸿沟和数字红利差异等现实挑战。建议通过区域协调、公平受益、收入调节、数字转型和数商兴农等实施路径,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为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不竭动力。     

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问题与实践路径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是要消除乡村，而是要振兴乡村。乡村振兴既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一环，又是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的必由之路。基于此，扎实推动农村农民共同富裕，要聚焦乡村振兴，重点关注、回应和解答新时代“三农”问题。农村关涉共同富裕的基本面，要努力推进农村综合性改革，解决乡村治理、基础设施和人才供给等难题，优化农村创富环境，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农业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柱，要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解决现代农业“三大体系”的发展难题，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农民是促进共同富裕的主要群体，要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解决运行管理、集体产权和发展动力等难题，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解决“三农”发展难题，补齐“三农”发展短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才能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部各省发展路径比较及对江西的启示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选择。中部六省已经从可持续发展、自主创新、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强城市圈建设、解决民生等问题入手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但是,在具体举措上,中部六省依据自身优势各有不同的侧重点：山西省以推动能源基地绿色经济作为主题;安徽省以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为契机;河南省立足＂三农＂和城乡统筹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湖北省根据省情＂三业并举＂,推进结构优化升级;湖南省实施了＂一化三基＂战略;江西省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为引擎走绿色崛起之路。通过各省发展策略的比较,对江西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重要启示。     

我国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发展中的问题和对策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居民收入大幅增加,我国个人理财业务发展前景十分广阔。目前中国理财市场处于从无序竞争向规范化发展的转折时期,受相关政策的制约及市场定位不明确、创新意识不足等因素的影响,个人理财业务发展严重落后。因此,商业银行应通过积极加强理财队伍建设,明确市场细分,加强市场营销来促进个人理财业务的发展,这对于我国商业银行今后的发展壮大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新战略高度﹑新投资领域、新投资主体﹑新区域重点的丰富内涵。基于我国短期内进行经济逆周期调节,实现有效需求扩大、稳投资﹑稳增长,中长期通过传统产业赋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现实发展需求,以新基建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必要之举。通过新基建助力供给侧改革,推动制造业升级、促进能源效率提升、加速市场环境改善机制,推进区域城市形态转型和产业升级。立足新基建高数字化技术应用特点,提出合理规划布局新基建、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高效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的新基建发展政策重点,提供有别于传统基建的制度创新和政策保障。     

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理论基础问题

从“推进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化”到“加快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体现了我国政党治理法治化的发展趋势。法律的政治化与政治的法治化是近代以来世界民主法治建设的基本发展特点，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应当以法治与政治的统一性原理建构其理论基础。要以政治性引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确保其规范内容上体现先进性、规范目的上聚焦领导力、规范渊源上关照实践面。同时，更要以法治性补强以往党的制度建设的短板，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加快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增强其概念的可通用性、体系的可衔接性、执行的可协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