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生活共同体与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帮扶——基于秦巴山区H县“138模式”的分析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共同构成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目标。在政策支持下，易地扶贫搬迁基本完成“搬得出”的阶段性任务，但就可持续发展而言，“稳得住”“能致富”更为重要。以陕南秦巴山区H县“138模式”为案例，本文将搬迁户的经济生产、社区生活整合进“生产—生活共同体”的框架内，总结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的微观机制。研究发现，党建引领提供了运行动力，组织再造提供了运行基础，协同治理构成了基本运行方式。以上述三项微观机制为基础，“138模式”能够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提供客观条件。生产—生活双重导向与安置社区内的空间聚敛，构成“138模式”不同于其他后续帮扶方式的重要特征。最后文章提出加大政策关注力度、构建“生产—生活共同体”、开展组织建设和鼓励协同参与等政策建议，以实现易地扶贫搬迁的长期目标。     

浙江建设“重要窗口”的制度基础

浙江在以往跨越式发展中形成的诸多制度经验,不仅是浙江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的制度基础,而且对于全国乃至形成更具普遍价值的中国方案,推动全球治理,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它们包括但不限于：率先启动并深化拓展“最多跑一次”改革,形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制度体系;鼓励基层有序创新民主治理体制机制,深化“法治浙江”建设,建立完善与浙江高水平发展相适应的法治体系;主动适应现代治理新场景,全面转变治理理念,积极引入数字技术,构建整体智治的现代政府新形态;联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完善创新驱动的发展机制,强化经济社会发展引领机制,率先形成绿色、集约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新体系;高标准建设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形成公平有效可持续的民生保障体系;高水平推进“平安浙江”建设,“枫桥经验”推陈出新,“三治融合”全面开展,形成既稳定有序又充满活力的社会治理体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建设美丽浙江,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体制机制;探索建立中心城市辐射带动的治理机制,建立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实施“山海协作”机制,形成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体系;着力提升文化软实力,推进“文化浙江”建设,形成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     

论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区域司法协同

在党中央强调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背景下,区域司法协同作为法治中国建设和区域治理的交汇点,强调将区域内的司法问题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审视。区域司法协同不仅构成了区域法治必要的组成部分,也符合现今中国区域发展的基本趋势,还有助于破除司法地方化的弊病。但同时也面临着规范冲突、制度保障不足、发展动力缺失、区域内部不平衡等问题。与之相应,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在全国范围内的全覆盖,有助于通过消减司法地方化、统一区域法律适用、司法协作常态化等方式,有力推动区域司法协同。在这一过程中,巡回法庭还应当注意处理区域“建构性”与“自生自发”之间的矛盾,并弥合自身功能定位同司法协同目标之间的缝隙,进而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和“日常办公室”,不断优化和完善“便利型”“治理型”“交流型”三类区域司法协同机制。     

从“八八战略”到“重要窗口”历史性飞跃的基本经验与意义

从“八八战略”到“重要窗口”的历史性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省域层面成功实践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成就的时代缩影。“八八战略”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追求、因时因地制宜的方法论逻辑以及改革创新的发展思路，在深化细化政策、研究谋划战略、挖掘创新潜力上持续发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累了丰硕经验。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重要窗口”进一步奠定了浙江“三个地”的重要地位，为浙江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改革开放再出发，继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加快推进“两个高水平”建设，以“浙江之窗”展示“中国之治”指明了发展方向，增强了发展动力。     

共同富裕目标下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与机制

我国贫困问题的主要形态已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顺应相对贫困治理的需求，有必要系统构建贫困治理的逻辑与机制。在分析相对贫困的概念、特征和治理需求的基础上，文章从系统观念出发，提炼并阐释了以党领导为核心，以自治、法治、共治和技治为手段的“1+4”相对贫困治理逻辑。通过分析浙江安吉“生态扶贫”和山西“吕梁山护工”治理实践表明，由于地方推动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具有差异性，治理的侧重点会有不同——安吉重视绿色发展理念和共同富裕示范机制建设，吕梁重视护工就业培训和脱贫增收机制构建，但其治理逻辑存在共识，能有效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地方治理效能。基于此，文章在“1+4”相对贫困治理逻辑基础上结合地方经验，从组织机制、内在动力机制、法律机制、协同共治机制、监测机制、示范引领机制六个方面提出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基本框架，尝试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指引。     

“红船精神”在建设“重要窗口”中的逻辑意蕴、实践价值与转化路径

“红船精神”是建设“重要窗口”的精神源动力，在建设“重要窗口”的实践中焕发着时代光辉。从“红船精神”到建设“重要窗口”，体现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高质量发展的持续思考和殷切嘱托。“红船精神”对于激励建设“重要窗口”的实践价值集中表现为：首创精神彰显建设“重要窗口”实践品格，奋斗精神赋予建设“重要窗口”实践动力，奉献精神规定建设“重要窗口”实践旨归。对标对表“重要窗口”，浙江坚持以“红船精神”为指引，遵循“人民至上-政治建设-抢占发展高地-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践逻辑，聚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抢占数字经济新高地，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浙江经验。     

从“分体”到“分层”：中国特色贿赂犯罪罪名体系的历史嬗变与时代跨越

贿赂犯罪罪名体系与治理结构的构建，是“中国式”腐败治理理念、智慧、资源与立法技术的结晶。中国特色罪名体系的发展，始终围绕扩张犯罪主体类型而展开，形成了“分体式”发展模式，却忽视了对行为类型的重新识别、拓展以及规制对象的有效性等问题。在“分体式”罪名体系中，贿赂犯罪的治理结构以对价关系为基础设定罪名结构；以结果本位为基础设定评价基准；以差异化治理策略为基础设定配刑原则。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对罪名体系建设原理的代际更新提出了全新要求：在体系建构基础上，应当实现由单一“分体式”立法向“分体+分层”立法的转型，引入行为类型的立法导向；在要件设定基础上，实现从以对价关系为中心向以公权伦理为基础转向的完善；在犯罪治理结构上，实现从“差异式”治理走向“全链条式”“同一性”治理的更新。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窗口”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首创，是浙江省奋力打造“重要窗口”的必由之路。在实现绿色主导、生态优先、环境美丽、资源高效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进程中，浙江省始终“以更高的标准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以更大的范围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以更强的力度推进资源高效利用、以更广的视野推进美丽城乡建设、以更大的力度推进生态科技创新、以更严的要求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为主要抓手，旨在打造以“生态经济主导化、生态环境景观化、自然资源循环化、全省一体化大花园、绿色科技创新自主化、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化”为主要表征的“重要窗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窗口”是“理论、实践、制度”三位一体的硕果体系，充分彰显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浙江“山海协作”推动山区共同富裕的现实逻辑与创新路径

“山海协作”是推动浙江山区26县共同富裕的创新举措。本文通过“山海协作”推动山区共同富裕的实施成效、主要挑战和创新路径三个方面全面、系统地分析“山海协作”与山区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和现实意义。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大背景下，提出了通过破解供需矛盾、完善运行机制、丰富多向交流、筑牢上层建筑、创新实践内涵等五方面的推进路径，旨在使“山海协作”更好地推动山区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新时代现代化新格局下“十四五”规划的新要求与重点任务

“十四五”时期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变革期，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十四五”规划立足于衔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需要基于现代化新格局研判其新要求，在规划引领层面要求深化新发展理念；在规划导向上要求以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的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以实现现代化建设目标和人的现代化发展；规划主线则要求围绕现代化展开，做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十四五”规划关注的重点任务应涵盖培育现代化发展的新动能、健全现代化的市场体系、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完善现代化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以及推进生态现代化，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在现代化发展路径上行稳致远。     

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问题与实践路径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是要消除乡村，而是要振兴乡村。乡村振兴既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一环，又是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的必由之路。基于此，扎实推动农村农民共同富裕，要聚焦乡村振兴，重点关注、回应和解答新时代“三农”问题。农村关涉共同富裕的基本面，要努力推进农村综合性改革，解决乡村治理、基础设施和人才供给等难题，优化农村创富环境，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农业是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柱，要大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解决现代农业“三大体系”的发展难题，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农民是促进共同富裕的主要群体，要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解决运行管理、集体产权和发展动力等难题，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解决“三农”发展难题，补齐“三农”发展短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才能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数字经济赋能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作用机理与实施路径

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是应对世界发展革新的必然路径和选择。在探讨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目标、现状与主攻方向的基础上,分析了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作用机理。具有一般性和均衡性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数字经济,通过优化收入分配、减少城乡差距、协调区域发展三条路径赋能共同富裕建设。浙江有着良好的数字经济现实基础,同时存在着数字经济地区发展不均衡、数字使用鸿沟和数字红利差异等现实挑战。建议通过区域协调、公平受益、收入调节、数字转型和数商兴农等实施路径,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为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不竭动力。     

推动共同富裕进程中行业协会商会的新定位

在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阶段,我国行业协会商会应当重新定位自身功能。已有研究认为,不同场景下的行业协会商会功能分别受到会员逻辑、影响逻辑、公共逻辑的型塑,但少有文献探讨上述三种不同逻辑融合如何影响行业协会商会的常态化功能发挥。文章构建了“行业协会商会在会员逻辑、影响逻辑与公共逻辑融合驱动下推动共同富裕”的分析框架。基于案例研究发现,我国行业协会商会通过组织联盟与数字化改革等方式促进会员逻辑、影响逻辑与公共逻辑的融合：坚持以会员逻辑为基础核心,激发各类会员的活力和能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公共逻辑为价值主导,追求社会公共利益,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以影响逻辑为有力支撑,提升政府治理效能,支持高质量经济发展与高水平社会治理,进而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质性进展。行业协会商会推动共同富裕实践有利于形成共同富裕社会格局、优化共同富裕治理体系。     

“一带一路”国家经济联动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贸易传导渠道,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联动效应进行研究,同时也进行分时段子样本分析。研究发现：双边贸易强度并没有显著促进“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经济联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财政政策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外汇储备、货币政策及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等影响有限。“一带一路”国家应积极构建多元化的贸易合作体系,提高宏观经济政策透明度,实现经济共同繁荣。     

改革开放以来党对社会主义本质实现的探索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角度把社会主义本质的展开和实现看成一个动态的过程。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手段;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并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本质实现的目标是共同富裕,并在坚持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过程中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新时代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逻辑、难题和路径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农民共富是关键和短板。新时代促进农民共同富裕具有深刻的必然逻辑: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宗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迫切要求,也是农民实现美好生活最现实的利益诉求。但当前,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也面临着一些现实难题,表现在:大部分农民收入较低,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大多数农村地区产业发展较落后,部分农民就业创业能力不强等方面。要坚持和完善农村集体所有制,加快农村产业振兴,构建促进农民持续较快增收的长效机制,激发农民勤劳致富内生动力,扎实促进新时代农民共同富裕。     

世行“办理破产”指标分析与我国破产法的改革

从价值论视角诠释世行“办理破产”指标的功能，其具有促进各经济体实施破产法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制度价值。从方法论视角解析“办理破产”指标的评价体系，其作为营商环境评估十项指标之一，以2008年Djankov和Hart等人撰写的论文Debt Enforcement around the World所确立的评估方法为基础，主要由债权回收率和破产框架力度指数两部分组成。从比较视角出发，与可比经济体“办理破产”指标相比，我国排名位次靠后，债权回收率低、时间长、成本高，债权追收结果未实现持续经营，破产框架力度指数分值不高。鉴此，从实践论层面展开与评述我国《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三)》的相关改革措施之利弊，提出一系列继续完善破产法实施之建议，如在立法层面，应加快推进中小企业破产重整法律规则的出台；在司法层面，应贯彻实施“利益平衡”原则，平等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在行政层面，应大力推进行政权与司法权协作的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