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立法初探

行政问责制的核心是使行政权力与责任挂钩，体现的是一种权力与责任义务的平衡，它是我国建立责任政府重要的制度实现形式，而通过立法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是强化和明确政府责任、改善政府管理、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我们应针对行政问责立法中的形式问题和内容问题，构建中国特色的行政问责法，健全问责架构、矗善问责机制、明确问责方式、统一问责程序，真正实现行政问责走向依法问责。     

完善我国政府问责制的对策思考

政府问责制是我国责任政府建设的关键。政府责任缺乏明确界定、政府权力缺乏刚性约束、对政府官员失责违规行为缺乏有效追惩以及异体问责功能虚置等,这是目前我国政府问责制建设面临的问题。因此,必须加强政府责任立法,明确政府责任;强化制度建设,给政府权力以刚性约束;充分发挥人大、新闻舆论和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监督与问责功能,实现异体问责为主和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增强政府对社会的回应度。     

山东省行政问责制体系建设研究

行政问责制是现代政府明确和强化责任、改善行政管理的一种有效制度。山东省行政问责制体系建设的现状是：行政问责制逐步规范化,问责机制逐渐健全,问责成效较为明显,社会评价不断提高。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行政问责制体系建设存在很大的不平衡性,行政问责制体系存尚在诸多缺失或不完善,行政问责法规体系不健全及相关制度缺失,行政问责文化建设滞后。进一步加强行政问责制体系建设的对策有：加强领导、统一思想,理顺政府及其公务员的职责体系,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的法律法规体系,积极构建多元化的问责主体体系,建立健全问责客体承担责任的方式体系,构建科学合理的问责程序体系,健全行政问责制的配套制度体系,培育行政问责文化、营造良好问责环境。     

释义问责制

从对"问责制"概念的辨析可见,只有政府问责制才能涵盖和体现当今我国政府问责的现实实践。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把问责制误解为是惩戒机制、引咎辞职制、责任追究制或是上问下责、具体过失的惩罚等。正确理解问责制,应把问责制看成是一个由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责任体系以及问责后果等要素构成的有机系统。     

地方政府责任与问责制中的制度困境简

制度是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因素，我国地方政府问责制的构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依然是制度问题，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官员晋升制度、法律问责制度以及社会问责制度中存在的系列问题导致我国地方政府责任界定模糊，问责制也未真正达到制度水平。     

责任政府语境下的行政问责制常态化探究

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价值理念,它彰显了宪政体制下公共行政的民本取向与法治取向的和谐统一。一个有公信力和高效率的政府,理应而且必须是负责任并可问责的政府。因此,构建责任政府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价值目标。而近年来兴起的行政问责制,昭示着政府治理范式的渐进转型,是我国构建责任政府的重要路径选择。当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正由"风暴"现象向制度化和常态化层面转轨。完全实现行政问责制常态化,关键在于强化异体问责,厘清问责标准,健全公益诉讼制度,革新行政生态环境。     

关于行政问责制的探讨

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责任政府实现的重要机制。没有问责,责任就无法落到实处,而问责就需要明确政府的不同责任。行政问责制作为一项制度,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包括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后果等方面的内容,因此我们必须从整体上加以把握,才能深刻地理解行政问责制的内涵。     

授权与问责:澳门特区官员问责制审视

官员问责制是责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澳门特区政府适应社会变革对政府责任的新诉求,于2009-2010年集中推出了与官员问责制相关的系列法律规范,从责任主体、责任范围、责任类型以及问责程序、问责后果等方面构筑了官员问责制的基本法律框架,并体现出兼具政治问责与行政问责的混合型特征。作为一种新制度规范,要使官员问责制取得预想的法律效果,还需要配套与完善程序性与细则性规范,并改革为其提供前提条件的行政授权制度。     

行政问责制：责任政府塑造的途径

行政问责制所蕴涵的义务、责任与权力平衡理念是责任政府塑造的前提。行政问责制所建构的理性规范是责任政府塑造的基础。行政问责制所确立的全程监督和全方位监督问责机制是塑造责任政府的保障。     

论析建设责任政府的有效途径——加快推进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

2003年非典事件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开始逐步加强责任政府的建设，颁布了许多行政问责法律法规，问责风暴席卷全国。但是，由于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建设起步较晚，以及相关制度的不完善，问责制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陷入了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均乏力的困境。问责乏力说的是问责主体（公众、人大、上级政府等）无法或无力、不敢或不愿去真正追究问责客体（行政机关及其官员）的责任。在政治领域，公众与政府、人大与政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问责乏力表明这种关系出现了问题。     

问责文化建设路径研究——我国异体问责机制创新研究系列论文之二

行政问责制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新亮点,而问责文化则是问责制的灵魂,问责制的良性发展,需要问责文化这种"软实力"作为支撑。构建问责文化,必须多管齐下,要从加强官德建设、建设廉洁政治、增强责任行政意识、重塑政治良心、培养公民问责意识等方面着手,使负责成为一种良好的行政习惯,形成一种问责的文化氛围,实现政府从"权力、管制政府"向"责任、服务政府"转型。     

推行行政问责制与人大的监督

推行行政问责制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根据宪法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是人大监督职责迈向法制化的重要一步,行政问责是人大监督政府的主要形式,是人大义不容辞的责任。强化人大的监督最重要的是保障人大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异体行政问责制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行政问责有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之分。我国目前启动的问责制主要还是同体问责，但问责制重在异体问责，离开异体问责的问责制是苍白无力的。我国的异体问责存在着人大问责缺位、司法问责力度不大、新闻媒体问责亟待加强、公民参与问责匮乏的状况，因此要强化人民代表大会问责、司法问责，规范和加强媒体问责，建立和完善公民问责。     

反思与厘定:行政问责制概念再探讨

我国意义上的问责制就是指行政问责制。行政问责制不是包罗万象的责任综合体,而是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行政问责承担的是一种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其问责对象应是各级政府首长以及各职能部门的负责人,问责范围是因社会重大公共事件而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或重大经济损失,以致有损政府和官员形象的行为。应将行政问责严格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避免泛化、滥化倾向。     

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公共问责困境研究——以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为视角

责任是任何治理过程的基础。公共问责制是现代民主治理的标志,也是民主治理的必要条件。从本质上说,国家治理体系就是规范政府公共权力运行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其目标是公平、公正、公开地提供公共服务以达成公共目标和维护公共利益。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既是善治的本质特征,也是公共问责制的前提和基础。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公共问责困境主要是指在分权、放权和多中心治理格局中实施有效的公共问责的两难。摆脱公共问责困境的具体对策在于:加强公共问责法治化建设,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完善公共问责制度化建设,实现用制度管权;重塑责任伦理,弥补公共问责的制度缺陷;强化信息公开,促进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化;不断扩大公民参与,实施民主问责。     

西方发达国家行政问责制的成功经验与启示——以法治为视角

西方发达国家对行政问责制的研究历来已久,在民主政治、文明法治和责任政府建设方面堪称典范。西方发达国家行政问责制对我国的主要启示有,不断完善行政问责法律体系和相关制度,注重异体问责和行政问责主体的多元化,不断扩大问责客体的范围,进一步加强司法机关和立法机关问责力度。     

对网络问责实施的理性思考

网络问责作为一种新兴的行政问责方式，是传统行政问责制的重要补充方式之一。因此我们要理性思索其利弊，从而因势利导，积极发挥网络问责的优势，为建设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服务政府服务，更好地促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行政问责制是现代政府强化和明确责任与改善政府管理的一种有效制度。目前,行政问责制在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才刚刚起步,处于较薄弱状况,面临诸多困境。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必须做到:加强行政问责制的配套制度建设;拓宽问责范围;完善异体问责;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问责法;探索中国特色问责制度。     

我国行政问责制必须进一步强化

在官员引咎辞职的风暴下,总理温家宝仍强调要强化行政问责制度。强化问责制的不仅与人性的弱点和权利的特性有关,还是时事所促成的,这也是我国走向法治政府的必经之路。强化问责制的途径包括颁布统一的行政问责法,完善问责制的配套制度,问责主体多元化,利用新闻、网络等媒介作为行政手段,增强公民的维权意识以及建设官员的问责文化。     

论实行行政问责制应解决的几个问题

实行行政问责制，对行政官员的失职、渎职行为进行追究，是强化领导干部的责任心、转变工作作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措，它对于促进干部能上能下、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促进我国的民主政治和社会进步，有着积极和深远的意义。目前我国推行行政问责制仍处于起点阶段，各地的发展也不平衡，存在着行政问责立法滞后、主体不清、标准不一、内容狭窄、忽视常态性问责等问题，因此，必须强化权责对等，加快立法步伐，建立健全行政问责的长效机制，明确问责主体，扩展问责内容，注重问责结果的运用，促进行政问责向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