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华PNTR决策看外交决策中美国总统与国会的关系

美国对华永久性贸易正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事件,涉及美国外交决策,在该问题上美国总统与国会出于其各自的利益考虑持不同立场。PNTR法案通过的过程反映了美国外交决策中总统与国会既斗争又合作的相互制衡关系,同时也反映美国内部对华政策的矛盾。     

从司法判例看美国总统与国会外交承认权之争

美国总统和国会的外交权之争由来已久,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在判例中明确总统承认权是一项专属权,从而树立判例典范。美国宪法对总统承认权无明文规定,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在外交政策上的权力如何分配需要从历史实践、司法判例以及分权原则等方面进行分析。围绕美国总统承认权的合宪性讨论,通过历史背景剖析美国总统在外交上的强势特点,对梳理美国外交特点具有理论意义。     

论美国总统对外战争的权力扩张

美国总统在美国对外扩张与对外战争过程中,特别是在21世纪的反恐战争中,利用美国面临的一次次国家安全与外交危机,逐步突破美国宪法对总统战争权力的限制,不断扩张他们的战争权力,在外交政策制订与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使美国宪法规定的联邦政府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原则形同消亡。今天,在战争权力领域,美国总统拥有太大的权力,已经背离了民主原则而走向独裁。     

美国军事权制衡探析

法国启蒙宪政观念、英国宪政衡平思想、北美殖民地人民限权理念,对于美国军事权制衡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具有理论奠基意义。军政军令“双轨制”、“文官控制军队”的传统、各州保有军事权制度,构成美国军事权的内部制衡机制;其外部制衡机制则包括：国会权力的制约、联邦最高法院权力的制约,以及新闻舆论、公民、政党等社会力量的制约。分析美国军事权制衡制度,可发现其存在以下缺陷：总统军事权不断膨胀,“权力分立”影响军事行动效率,最高军事统率权与具体军事指挥权有脱节。     

美国最高战略下诸多利益主体的选择——论美国首要权力的自我约束与各国的制衡

美国在后冷战时期拥有世界上首要的和最高的权力。这一现实令美国和世界各国都要做出新的抉择。一方面，“单极时刻”并不代表“单极时代”，在面临诸多竞争者的多极化时代，美国应自我约束，清楚地了解各国对付美国权力的策略，才能有的放矢地制定外交战略；另一方面，面对美国的首要地位和最高权力，如何利用美国权力发展自己，提高自己，获得最大国家利益，以便有效制衡美国权力的滥用，是所有国家都必须考虑的外交决策。由于对美国权力优势的制衡联盟难以建立，制衡战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制衡和反制衡将是国际政治的常态。     

服务于美国全球军事利益的宪法军事条款——以“9·11”后美国的实践为视角

美国宪法军事条款按照三权分立制衡的理念从横向分割、纵向分割和相互制衡的角度对军事问题在宪政层面进行了设计。＂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政府在宪政的框架内,通过国会立法授权向恐怖分子动用武力、改组政府机构、立法限制人身自由等措施,以维护其国家安全和全球军事利益。面对失衡的＂权力——权利＂格局,联邦最高法院进行了＂有限平衡＂,但这种平衡最终演化为＂昙花一现＂。美国的国家军事和安全利益成为国会、总统和法院行动坚守的最终准则。     

论现实主义权力政治观与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战略

在全球化各国相互依赖的今天,尤其是在新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当下,一方面需要各国密切合作,共同面对和解决诸多经济、政治安全问题；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合作与协商的背后仍然是冲突与利益的交织.现实主义权力政治观仍然是国际政治中一种经久不衰的解释范式.该理论在美国的外交战略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并对其当代外交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美国历届总统一贯奉行现实主义外交,并将其作为外交战略制定的依据.虽然奥巴马上台不久便提出了“巧权力”外交理念,但其在世界各地区的外交行为仍然是秉承现实主义的结果.     

美国国会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中美关系是一对重要的大国关系,但是中美关系的发展一直跌宕起伏,不太顺利.究其原因,美国国会在对华政策方面的作用是重要的,在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诸多问题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间,两党间的斗争、国会与总统的权力较量、利益集团的活动,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都是影响国会立场的重要因素.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尚处在调整阶段,除不可避免地继续受到来自国会方面的牵制外,还有其他多种因素的制约.因此虽然总体表现较为强硬,但不会与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轨迹有质的偏离.     

浅析美国总统的战争权

长期以来,有关美国的战争权力分配问题一直是美国国内政治的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尽管美国宪法意图遏制总统的战争权,但在美国的历史和具体的战争实践中,总统的战争权不断扩张。尽管国会也曾试图扭转总统在战争权上的主导地位,但由于战争特有的性质和惯例的作用,总统在战争权力并未受到大的影响,而且随着安全威胁的多源化,还有进一步扩张的可能。     

扩张与限制:美国总统的战争权力——以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为中心

美国总统战争权力呈现扩大趋向。最高法院支持总统"固有权力",并以对其司法中立角色的自我认知出发,祭出"政治问题的原则",对总统战争权力及其扩张予以认同。但当总统战争权力的运用超出一定界限,对宪法分权制衡体制和人权保障构成威胁时,最高法院就会以司法审查施加限制。总统战争权力未曾游离于司法审查视域之外,也未对宪法规定的权力架构造成实质性损害。     

试论美国对伊新战略及其对中东地区的影响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中东问题已不仅是个地区性问题,还关系到国际体系的转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构等全球性问题。布什总统2007年1月提出了关于解决伊拉克问题的“新战略”,内容包含了军事、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多个层面,但短期内难以奏效。“新战略”的实施主要受美国国内政治走向、巴以问题、黎巴嫩局势、伊朗外交政策走向以及俄、欧、中、日等大国(集团)与美国关系发展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冷战后新保守主义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手段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及政策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强烈的进攻性。冷战后,新保守主义者仍然固守冷战思维,鼓吹“中国威胁论”,主张对华奉行强硬的“遏制政策”。他们通过参与政治实践;操纵媒体、引导舆论;控制国会、影响立法等手段影响政府的对华政策,使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具有明显的新保守主义特征。     

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的外交思想与实践

十八大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高屋建瓴地提出一系列对外战略思想和外交策略方针,积极倡导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总体目标,认真做好把握战略机遇、应对挑战的两手准备,努力处理好争取维护国家利益与承担国际责任、维持软实力和硬实力、坚持韬光养晦与积极有所作为三个平衡,妥善处理中国与大国、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四对关系。其扎实的外交开局,为推动我国向“负责任大国”方向迈进奠定了良好基础。     

令人注目的普京外交

普京就任俄总统后进行了外交大调整.首先加强了在独联体的主导地位,抑制了美国在独联体内扩张的势头.以独联为依托,普京积极推行平衡东西方的"双翼外交".普京加强与改善了同西欧,特别是同欧盟的合作,摆脱了美国的制约,同西欧国家营造了较好合作氛围.普京加强同东方国家的经济、政治联系,推进东方外交.普京的"双翼外交"使俄在东西方之间争取到较主动的地位,扩大了俄的回旋余地.普京外交讲究斗争艺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普京外交已取得明显成效.     

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新动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利用一系列重要场合就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发表讲话,不断充实和发展新时期中国对外战略思想。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采取的一系列举措为下一步中国的外交谋篇布局,体现了新思想,谋划了新布局,也预示了未来中国外交的方向。     

论开展对美国国会外交之必要性——以台湾问题为例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国会日益成为掌握美国对外政策的"锚"和"舵",是影响中国台湾问题的至关重要的因素.研究美国国会,有助于深入理解冷战后美国对台政策,开展国会外交,有助于促进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时代阐释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并且具有不容置疑的合宪性合法性;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依法治国是治国方略,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首要环节;在新形势下,坚持三者有机统一,需要正确理解和处理加强党的领导与发挥人民代表大会作用的关系。     

关于我国制约权力的根本途径之考察

从制约权力的本原考察 ,以权利制约权力是制权之本 ;从制约权力的原则考察 ,以权力制约权力是制权之道 ;从制约权力的趋势考察 ,以法制制约权力是制权之势 ,而人大监督全面涵括了这三种制权方式 ,故人大监督是制约权力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