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伤害事故中学校的归责原则论纲——多元归责原则体系设计

学生伤害事故中学校的归责原则问题,社会公众极为关注,理论界存在严重分歧。有学者认为只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有学者认为既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也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与公平责任原则;还有学者认为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与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不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原则。笔者认为,应根据法律精神、现有法律规定和学生伤害事故的实际情况,构建以过错责任为主,以过错推定责任、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为补充的多元学校归责原则体系。     

行政赔偿责任的法律性质研究

关于行政赔偿责任的法律性质,历来众说纷纭。本文通过对行政赔偿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对二者之间差异的精细分析,认为行政赔偿责任是行政法律责任,并详细论述了正确认识这一论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从《国家责任条款》到《国际组织责任条款》——一种成功的“照葫芦画瓢”?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拟定完成的《国际组织责任条款》,以国际组织的国际法人格为基础,借用了《国家责任条款》中的独立责任原则。然而这种借用忽略了国际组织与国家之间在人格性质及内涵上的差异,并因此将个体责任适用于作为团体的国际组织;从而未能对国际组织的特性,特别是国际组织与成员国之间的责任分配问题做出应有的回应,为国际社会带来了现实危险。总体而言,《国际组织责任条款》的发展性质大于编纂性质,其权威性与合法性依然有待国际社会实践的进一步检验。     

学会负责——当代青少年的道德使命

学会负责是为保证当下社会及个人生活有序运行对青少年素质提出的迫切要求。道德责任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之一,也是社会和个体基于生存、发展的需要作出的理性选择。真正有效的道德责任教育,应该以尊重学生的自由为基础,关注学生道德推理能力的培养,通过相互协作和主动实践,按道德责任在生活中的展开次序呈现道德责任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教学生学会负责。     

缔约过失责任的请求权基础

缔约过失责任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在我国虽说已经不算陌生,但是它的请求权基础却众说纷纭,有的人认为是基于侵权行为;有的认为缔约过失责任违反的是法律行为;也有的认为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基础既不是侵权行为,也不是法律行为,而是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本文认为作为缔约过失责任的请求权基础上述三种观点都欠妥当,缔约过失责任的产生乃是基于当事人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违反。     

构建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构建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是对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的贯彻,也是对我国《宪法》第5条规定的落实。重大行政决策责任在性质上属于行政责任,为强化责任追究宜引入民法上连带责任制度,在追诉期限上实行终身追诉。当前,构建该制度还存在集体负责制背景下责任追诉对象不清、责任追究启动标准模糊和对重大行政决策界定不统一等问题。为此,应找准责任承担主体,固化责任类型;明晰启动标准,设置事前评估机制;做好顶层设计,考虑出台《行政决策责任追究条例》;拓宽问责范围,深化"同体问责",强化"异体问责"。     

论“集体研究”型渎职犯罪的责任认定

"集体研究"本是民主决策的一种有效的方式,但是在实践中却逐渐异化为某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犯罪的有效手段和逃避犯罪处罚的"挡箭牌"。本次两高出台了《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其中对"集体研究"型渎职犯罪的责任认定作了规定,这为有效打击这种类型的犯罪提供了依据和保障。     

也谈我国产品责任法的归责原则

通过分析美国、欧洲、我国产品责任归责原则的发展变迁 ,进行比较法研究 ,对我国新颁布的《产品质量法》的归责原则提出了自己的理解。本文认为 ,我国的产品责任归责原则是一个以严格责任为主体、兼有过错责任、担保责任的多元化归责体系 ;但是要防止严格责任绝对化。     

论董事对公司第三人的责任

本文认为,公司第三人包括股东、债权人和社会公众。其与董事虽不是直接权利义务关系人,但董事职权的行使直接影响到第三人权益。董事对公司第三人的责任在我国公司立法上尚处于空白,这既不符合我国经济生活的实际,也不利于第三人权益的保护。本文在借鉴外国公司立法和学说的基础上,具体阐述了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学说、责任性质和责任特点,以期将来公司法增加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规定能提供一些参考。     

责任分散效应——审视行政权力运行的新视角

行政个体的心理因素以及行政制度设计方面存在的缺陷导致了行政运行过程中出现了心理学上的"责任分散效应"。"责任分散效应"在当前我国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有其特殊的表现形式和产生的特殊原因。文章在分析其表现及其原因的基础上,试图从心理学角度寻求一种对策以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     

浅议刑事责任的本质

对刑事责任的本质进行阐述的学说,西方刑法理论界主要有道义责任论、社会责任论和规范责任论等三种学说,我国刑法理论界主要有刑事法律关系说、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说、最高层次否定价值判断与最严厉的惩罚性义务统一说、伦理性与社会性的辩证统一说、国家评价与个人负担说等几种。由于学者们研究的方法、角度和立场各不相同,从整体而言,这些学说都有其合理性,但也有其缺陷,刑事责任的本质应是社会危害性。     

论集体主义的本源及其时代意义--兼论从实际出发确定道德教育的目的和要求

集体主义的本义,是主张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这意味着它对个人和集体两个方面提出了对等的权利和义务,即相互负责.就个人对集体负责而言,基本要求是与集体利益相结合,最高要求是自我牺牲.集体主义集中体现了先进性与广泛性的统一,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普遍道德要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坚持用集体主义教育全党和人民,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要坚持用集体主义的基本要求教育人民群众,培养团结互助、平等互利的社会风尚;坚持用集体主义的最高要求教育党员和干部,培养自觉的牺牲奉献精神.     

合法性、商会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演化

文章以合法性为视角,对商会治理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演化的传导机制和效应展开理论研究。在合法性机制下,行业内企业间社会责任的演化交互影响,特定企业为获取所需的合法性而采取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时,必须因应行业内其他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而改变。企业将根据制度环境的变化,通过不断地主动调整对各类利益相关者承担的社会责任来动态地获取合法性。在现代商业社会里,商会是导致制度环境变化的重要因素。商会通过信息沟通,令特定企业根据新信息改变其关于其他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信念而调整其社会责任行为。商会治理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演化,其效应包括对企业社会责任边界、程度和结构的演化。现实中,商会治理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演化的传导机制包括“学习与模仿”机制、集体行动机制和行业自律机制等。为使企业社会责任边界扩展、程度提高和结构趋于合理,应大力发展商会组织。若商会组织得到完善发展,就会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     

政府责任初论

我们知道政府是整个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主要引导者,因而政府的一切活动无不与责任密切相关。政府责任是以"责任"为其核心概念,以责任体系的构建、责任的履行为其基本价值理念。这里所说的责任并不是一般词义上的责任,而是在政府的角色构架内,是政府因其特殊的公权行使者的身份而必须对民众、权力机关、法律法规、社会价值观念履行的责任。总之,政府责任就意味着对民众要求做出积极回应,政府必须以"民众市场"作为导向,回应"市场"需求。     

论刑事责任的定位

关于刑事责任在刑法中扮演何种角色,我国刑法学界众说不一。刑事责任应该是一种司法机关强制犯罪者承受的刑事惩罚或单纯的否定性评价的负担。在与罪行和刑罚的关系上应该采取罪———责的模式,只有这样才能理清罪、责、刑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定位刑事责任,才能够更好地指导司法实践。     

论大学生责任意识的培养

大学阶段是大学生成长的重要阶段,是学习、了解和明确社会角色,学习承担责任、履行义务、行使权利的阶段。在一个张扬个人权力、多元价值的时代,教育大学生树立责任感,培养大学生的责任意识,不仅是家庭和大学的责任,也是全社会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     

关于个人破产管理人的若干问题

个人破产管理人是我国《企业破产法》推行的与机构破产管理人并列的管理人选任模式。相对于我国长期推行的清算组集体管理破产案件而言,个人管理人是一种管理破产案件的新模式,而与新企业破产法规定的中介机构集体管理破产案件的主导管理模式相比,个人破产管理人只是机构管理人的一种补充和辅助形式,因此,对个人破产管理人资格、责任承担以及报酬问题均需做进一步探讨。     

国家保护责任理论论析

国家保护责任理论以个人的主权观与安全观为核心,提出了国家与国际社会向处在危险中的人民提供生命支持保护及援助的预防责任、做出反应责任以及重建责任。国家保护责任理论是对传统的主权、安全观的重新阐释,同时也对安理会的作用进行了扩张解释。我们必须警惕国家保护责任理论以所谓普世的西方价值观来对另一个国家实施预防、反应以及重建的责任,如果不对相关的干涉行为设定必要的限制,必然会是对他国赤裸裸的干涉。     

被害人责任法定化初探

被害互动理论揭示了被害人在犯罪进程中承担着事实责任,这种责任经规范评价后应该成为影响犯罪人定罪量刑的情节。司法实践不能承受之弊端呼唤着这一情节的法定化,理论和现行立法为其法定化提供了丰富的既有资源。被害人责任法定化应该走一条以刑法分则为基础,以刑法总则为总纲,以司法解释作为保障的渐进之路。     

乡村集体企业的兴衰及“改制”的社会学剖析

乡村集体企业既是中国农民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又一创举,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面对难以突破的城乡二元结构所采取的"无奈"之举。城市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及大量外资的引入、私营个体经济的高速发展,尤其是买方市场的普遍确立,都直接导致了数以万计的乡村集体企业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乡村集体企业从整体上的"改制"标志着人民公社体制的最终退出。不能将"超级村庄"作为乡村发展的高级阶段来理解,城乡一体化、城乡协调发展才是实现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