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质契约的多视角反思

流质契约一方面是意思自治的结果,另一方面又维护了交易双方利益之衡平,实无禁止的必要。承认了流质契约的效力,也就为非典型担保物权制度的建立扫清了障碍,对我国担保物权制度的完善意义重大。     

对流质契约禁止性规定的理论反思

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对流质契约采取的是禁止的态度,我国亦不例外,但是现代各国的许多学者对此已经产生了质疑。流质契约具有维护私法自治、提高市场经济效率和实现各种制度协调发展的优势,其存在的缺陷完全可以用现存的法律制度来调整,没有必要事先在法律中做出禁止性规定。流质契约的禁止并不能如初地维护债务人的利益,有时甚至还会因为担保物的贬值或市场竞争的约束机制而损害债务人的利益,所以流质契约的解禁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论担保物权期间的效力

新出台的《担保法》解释基于物权法定主义规定当事人约定的担保期间无效。物权法虽以物权法定主义原则作基石却亦有意思自治之空间 ,物权法定主义仅指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 ,当事人不得自由创设 ,于此之外 ,应为当事人自治之领域 ,担保期间的约定就属当事人自治之范畴。承认当事人约定的担保物权期间的效力能够提高担保的信用 ,更好的发挥担保制度的立法功能 ,同时也能使当事人充分实现意思自治 ,体现民法的私法本质。故此 ,立法应当承认当事人约定的担保物权期间的效力。     

契约自治与管制

契约自由是私法自治的基础,而为私法自治中最重要的一项原则,契约自由又称为契约自治,借由契约自治产生福祉,原则上符合公共利益,因此,法制上采取契约自由原则。然而契约自治有不完美处,包括独占、公共财、外部性和公平性的情形,无法借由契约自治达到福祉极大,因而有必要借由司法裁判和行政机关对契约加以管制,可是管制也有成本,包括制度的成本、牺牲效率及其他(如贪污腐化)的成本。因此契约自治与管制应取得平衡,将契约自治仍作为契约法原则,管制则以必要为限,限于管制所促成的利益多于管制的成本的情形。     

论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契约

附保护第三人作用的契约 ,是对契约相对性原则的突破。基于诚实信用与公平正义原则 ,契约法不仅保护当事人的预期利益 ,还要保护当事人的信赖利益 ,由此 ,债务人对债权人及其相关的第三人都负有照顾、保护的义务 ,怠于履行此义务 ,应负损害赔偿责任 ,我国应吸收此制度 ,以完善债法体系。     

论利他契约对契约当事人之效力

在利他契约，债权人在第三人未表示享有利益前可变更、撤销利益第三人约款；债权人有权请求债务人向第三人给付，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可寻求司法救济；同时，债权人有义务确保债务人向第三人给付。债务人应依据诚信原则全面向第三人履行债务，否则应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向第三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同时，债务人可就契约所生抗辩，对抗第三人。     

论信托型担保

正是由于信托与担保物权具有共同的一些属性(如信托受益权和担保物权都具有绝对性、优先性和追及性),信托可以运用于担保;债权人为信托受益人是信托用于担保的一般样式,而在特殊情况下债务人作为信托受益人(如菲律宾的信托收据、让与担保等)。     

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刍议

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以担保第三人的履行为合同标的,合同的当事人是债权人和债务人,而非第三人。债务人负担的是担保义务,第三人没有履行或履行不符合约定,即属债务人担保义务的违反,发生违约责任。其违约责任原则上为损害赔偿责任,所赔偿者为债权人的履行利益;个别场合也可以是代为实际履行责任。     

论民事司法查封的效力

民事司法查封在民事诉讼和执行实务中使用频繁，但在部分案件中，其具体效力却容易引起争议。我国现行法中虽有关于查封效力的规定，但基于各种原因，并未对其效力进行体系化建构。查封发生效力的要件应包括法院作出生效的查封裁定以及法院完成财产控制的公示。查封的具体效力应区分为公法效力和私法效力。其中，公法效力是指除查封法院外，其他国家机关和民事主体均不得对标的物再行处分。私法效力则涉及查封限制了所有权人的相关权能；查封不影响他物权人的权利实现；查封赋予了查封债权人担保物权，可较普通债权人优先受偿。     

和解制度所涉实体及程序问题研究

和解是一类重要的典型合同，编纂民法典时应当对其要件、效力等作出规定。民事诉讼法应当赋予诉讼和解以既判力、执行力等公法上效力，使其区别于私法上和解。但诉讼和解有无效、可撤销等原因时，则应当适用民法之规定进行处理。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或者在判决确定后执行开始前，以及在执行程序中，均可以达成私法上和解，此种和解之私法上效力与生效判决的执行力均应受到尊重。为协调私法上和解与生效判决之关系，应当确立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但在此过程中，应当基于和解契约的原理和民事诉讼的原理，尽量对债权人的权利提供充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