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执行中查封之效力

民事执行查封效力的发生包括发生的时间、发生的要件和发生的期限,查封效力所及的范围包括查封物之从物和查封物之孳息.查封效力的具体内容包括对债权人的效力、对被执行人的效力、对第三人的效力.     

两岸民事执行中动产查封制度之比较与评析

作为一种保障性执行措施,查封在民事执行程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比较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民事执行中查封制度的异同,评析二者在内涵与方式、查封相关人员、搜查权、查封之限制、标的物保管、查封之效力等方面的优劣,借鉴其先进立法例,对于完善我国动产查封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和解制度所涉实体及程序问题研究

和解是一类重要的典型合同，编纂民法典时应当对其要件、效力等作出规定。民事诉讼法应当赋予诉讼和解以既判力、执行力等公法上效力，使其区别于私法上和解。但诉讼和解有无效、可撤销等原因时，则应当适用民法之规定进行处理。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或者在判决确定后执行开始前，以及在执行程序中，均可以达成私法上和解，此种和解之私法上效力与生效判决的执行力均应受到尊重。为协调私法上和解与生效判决之关系，应当确立债务人异议之诉制度，但在此过程中，应当基于和解契约的原理和民事诉讼的原理，尽量对债权人的权利提供充分保障。     

无益查封禁止问题初探

无益查封禁止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已有采用,但尚未立法规定。在具体操作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当事人对该做法不理解,法院对该做法缺少依据和底气等。为此,对无益查封禁止进行研究,探讨无益查封禁止设立的意义和适用条件,正确对待其中的变价费用、风险担负"、没有剩余可能"等问题,有助于中国民事强制执行立法的健全与完善。     

对公法人民事执行的规则建构

公法人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正常行使的公益性决定了公法人作为被执行人时与一般私法上被执行人不同。为充分实现对公法人职能正常行使所代表的社会公共利益的优先保护，通过对公法人民事执行通知制度的构建、对公法人责任财产执行顺序的明确、对公法人预算资金执行规则以及对公法人民事执行辅助措施等规则的构建，畅通对公法人民事执行的程序，实现对公共利益优先保护和债权人私权实现之间的平衡。     

首查封法院未进入执行时不动产处置权的移送

司法实践中首查封法院的案件未进入执行程序,优先债权法院寄送的商请移送执行函遭遇较多障碍。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对福建高院的《批复》解决了大多数处置权的移送问题,但由于《批复》内容精简,司法实践中对其理解不到位等因素,造成执行程序中不少优先债权不能及时实现。实际上,《批复》移送范围包含了首查封法院未进入执行程序的情形。可从衡平首查封程序规则与优先权实体制度、公平保护多方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执行办案目的实现、提升执行效率的角度分析应当移交处置权的法理。完善的主要方向是明确规定移送阶段应贯穿于整个诉讼及执行阶段,负责移送处置权的主体是审判部门与执行部门相结合,并在制定《民事强制执行法》时明确相关制度。     

论我国民事与行政案件类型之界分

在现代社会,随着公法的私法化与私法的公法化,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界分日趋模糊。判断某一争议是否为行政争议还是属民事争议,必须考量其主体因素、公权力因素、所适用的法律法规之实质规定以及公共利益等多种因素。在实践中,为更好地解决行政与民事审判权限冲突,必须构建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权限争议解决机制,以确保法院民事与行政审判权的有效运作。     

民事执行理念的反思与更新

民事执行工作的好坏往往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公平公正与稳定和谐,对实现社会管理目标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我国民事执行制度及其运作所体现出的传统民事执行理念是公法秩序的维护优先于私法秩序；说服教育的办法优胜于强制措施；实体结果的公正优越于执行程序公正；民事执行的开展专属于法院司法职权.在反思传统执行理念的基础上,应树立和大力倡导新的执行理念,包括优先保障私权理念、强制在先理念、程序正义理念以及联动执行理念.     

试论经济犯罪侦查中的查封

查封与扣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两者有着显著的区别。查封是指刑事诉讼中对涉案财产检查以后，贴上封条，禁止动用与处分的一种强制性措施。我国目前刑事立法中对查封的规制存在授权主体不周延、程序与方法的规定为空白、法律效力不明确等问题。因此，有必要从查封主体、查封对象、查封方法、查封程序、查封效力等方面建立健全刑事诉讼中的查封制度。     

不动产登记民事与行政交叉案件审理研究

不动产登记由于具有公法与私法的双重属性,在纠纷中一般会出现民事与行政诉讼交叉的情形。中国现阶段对于此类案件一般采用民事与行政分别审理的模式,但由此带来了民事与行政审判在事实认定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冲突。通过对不动产登记的性质分析可以发现,不动产登记属于行政行为,同时由于其公示的是一种民事权益,该登记行为同时具备私法的功能,甚至主要是一种私法功能的体现。从降低诉讼成本、维护司法统一、协调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讲,应构建不动产登记民事附带行政诉讼的审理模式。     

刑事和解的民法性质与效力

刑事和解是公法私法化的重要体现,具有公法性特质,但从根本上仍然属于一种民事契约。刑事和解的标的是实体性基础法律关系,因而具有实体性;同时作为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方式,和解契约的效力不同于普通债权契约,还具有程序性的效力。刑事和解是兼具实体性与程序性的混合契约。和解契约具有特有的确定效力,即和解一旦有效成立,双方当事人就受其约束,除非因程序性和基础性原因不得被撤销,而原有基础法律关系归于消灭。     

公法契约的私法解读——刑事和解协议的效力探析

刑事和解协议是刑事和解最集中的体现也是最关键的结果,它记录并反映了刑罚权主体控制、被害人实现有限处分权和加害人刑罚轻缓化诉求三种因素之间的博弈.刑事和解协议从性质上讲,属于公法领域内的刑事契约；从效力上看,具有民事和刑事双向规制的特点.民事赔偿和刑事责任处理是刑事和解协议的主要内容,其中民事赔偿部分可定性为单务合同、刑事责任处理部分可理解为效力待定的双务合同,这一公法契约的效力可以运用私法契约的分析模式来解读.     

公法契约的私法解读——刑事和解协议的效力探析

刑事和解协议是刑事和解最集中的体现也是最关键的结果,它记录并反映了刑罚权主体控制、被害人实现有限处分权和加害人刑罚轻缓化诉求三种因素之间的博弈.刑事和解协议从性质上讲,属于公法领域内的刑事契约；从效力上看,具有民事和刑事双向规制的特点.民事赔偿和刑事责任处理是刑事和解协议的主要内容,其中民事赔偿部分可定性为单务合同,刑事责任处理部分可理解为效力待定的双务合同,这一公法契约的效力可以运用私法契约的分析模式来解读.     

论公法与公权利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应采用“公共权力”标准．公法是调整公权力与公权利之间关系的法．与公法、私法相对应的“公权”、“私权”在中文里容易让人误解,最好明确称为“公权利”与“私权利”．宪法规定的通常被视为私权利的人身权、财产权,同时也属于公权利．颇有争议的“宪法基本权利的私法效力”并没有改变宪法的公法性质．宪法只为公法,也不会影响宪法的根本法、最高法地位．     

浅谈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

在民法法系里,法律的基本分类是将其分为公法和私法。民法作为私法的本质决定了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理念,即私权神圣和私法自治。民法基本原则不仅将这一理念贯彻到具体民事规范中,而且还针对成文法自身难以克服的先天局限性,以其模糊、宽泛、丰富的涵义作为弥补的手段,从而实现人们对法律既要求安定又要求灵活的目的。     

论行政协议案件审理中的法律适用

行政协议是私法方式在行政管理领域的引入,兼具契约性和行政性的双重特征。行政协议既不同于民事合同,也与具体行政行为存在重大区别。人民法院审理行政协议案件,不能采用私法优先模式,不能适用单一行政法模式或者行政法优先模式。审理行政协议纠纷,应当打破部门法偏见,坚持民法与行政法并重,公法的问题用公法,私法的问题用私法。     

宪政视野:宪法司法适用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传统宪法理论认为宪法是公法,不是私法;宪法高度抽象,只具有间接效力以及各级法院拘泥于最高人民法院几个批复的狭义理解,使得长期以来宪法无法进入司法诉讼的领域。而宪法的可诉性是宪政国家的重要特征,为建设宪政国家,应当在宪政的视野下,通过宪法私法化、借鉴"第三人"效力、扩展涉宪受案范围、重新解读《批复》来探索宪法司法适用的出路。     

区域一体化的模式选择

以自发秩序和私法为基石的私法模式是理想主义的,而以政府的制度导向和公法为基石的公法模式却是现实主义的。私法模式是完美的,但在实践中难以成功；公法模式是简陋的,但更为实用和有效率。     

股权让与担保的实行及效力研究——基于裁判和学说的分析与展开

股权让与担保的合法性已为司法实践接受，但关于其实行和效力的精细化研究尚待深入。就股权让与担保的实行而言，无论采何种实行方法，担保权人均应负有清算义务，并应以清算义务完成之时作为其因实行而取得股权的具体时点。股权让与担保的效力，应结合让与担保的基本法律构造和股权作为担保财产的特性，区分内、外部两类法律关系予以分析。内部效力上，应确认担保权人的名义股东地位，同时尊重当事人之间对股东权利行使和义务承担作出的合意安排。外部效力上，宜采担保权构造论的基本逻辑，并在设定人对外转让股权、设定二重担保，一般债权人强制执行股权或者标的公司破产等特别情形下，平衡设定人与担保权人、公司债权人和其他股东等相关者之间的利益。     

关于我国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限制强制性规范位阶的实证思考

违法合同的效力认定涉及到私法自治和公法强制、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困扰着我国的民事理论和实务。本文通过实证、比较、逻辑等多视角分析，认为应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5项（违法）纳入《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4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射程当中，从而一律通过利益衡量的方法来决定违法合同的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