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基准的存在根据与形式——兼论法官量刑基准意识的养成

量刑基准存在于司法语境中,是法官观念中的内容,转化为现实就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以文字的方式将量刑基准规范化的做法没有现实可能性。可以培养法官对量刑基准的认同感,但不能企图将法官意识中的量刑基准统一化。     

试论量刑规范化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量刑规范化是中央确定的重要司法改革项目，也是近年来理论界和实务界讨论的热点。量刑规范化与法官自由裁量权之间如何权衡是此项改革开展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针对当前我国刑事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重定罪、轻量刑、适用存在差异，以及运作过程透明度较低等现状，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提出量刑规范化的具体要求是规范自由裁量权，将量刑纳入庭审程序。通过试行《规范量刑指导意见》，使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逐渐规范、透明，量刑规范化也终将推动整个刑事法制的完善和社会法治的进步。     

量刑规范化改革中法官司法能动性辩正——基于上海法院量刑规范文本检视

法院量刑规范文本是由法院机关制定的＂内部规则＂;是对刑事裁量权力配置结构进行调整,而不是对其权力总量进行限缩。量刑活动中法院和法官的刑事裁量权有其重要价值,其核心在于法官的司法能动性。但法院的量刑规范化存在对法官司法能动性过度限制的问题。立足现行刑法立法,对目前的法院量刑规范文本加以改进,适当缩小量刑空间,适度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解决量刑失衡问题的可行出路。     

论量刑基准

量刑基准是标准罪行的处断刑量,它不同于量刑根据。对量刑基准必须进行抽象的理解。要实现罪刑均衡,必须建立完善的量刑规则体系,而量刑基准和量刑尺度是这一体系的基础概念。为了更好地实现量刑基准设计的初衷,量刑基准规范化势在必行。     

关于在刑事审判中合理确定量刑起点量刑情节和量化幅度的调研报告——以故意伤害罪为视角

同案异判是司法不公的体现之一,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此中央将量刑规范化作为一项重要的司法改革项目,最高人民法院在＂三五纲要＂中明确提出要＂规范自由裁量权＂,并下发通知在全国法院开展量刑规范化试点,制定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下称《最高院指导意见》）。确定量刑起点和量刑情节的量化幅度是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重要内容,量刑情节的量化幅度是指量刑情节对基准刑的调节幅度,而基准刑又是依据量刑起点来设定的,因此应将量刑情节量化幅度的合理确定与量刑起点的合理确定结合起来研究。     

量刑情节本质研究——从《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切入

"规范裁量权,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是中央确定的重要司法改革项目.也是当前刑事审判改革的热点问题之一。《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缺少对量刑情节本质的界定乃一大缺憾,量刑情节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也极其混乱。鉴于此,应从量刑情节词义的考究、基本要素的组成、内在结构的构造等角度来探究量刑情节的本质内涵,以期对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实施有所裨益。     

量刑规范化改革：问题与反思

量刑规范化改革在成为社会热点的同时也成为我国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点。我国的量刑规范化改革遵循的是一种务实而谨慎的推进过程。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的量刑规范化还处于试点阶段,很多方面还不是很成熟,相关理念和制度还在探索当中,因而对量刑规范化试点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显得及时而必要。量刑基准的确定、加减刑单位和幅度、量刑规范化与量刑公开性、量刑规范化与刑罚个别化、量刑规范化成效的衡量标准等方面是量刑规范化实践所重点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也直接关系到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成败。从这些方面入手对我国当前的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进行考量,对于理性认识量刑规范化的实施现状和未来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量刑指南》评述及对我国量刑规范化的启示

在作为量刑规范化典型代表的《美国量刑指南》中,美国量刑委员会的地位和功能、量刑表的设置、对待自由裁量权的方式以及浓厚的实证主义意蕴为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思考路径。对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量刑规范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前我国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实践中存在量刑指导意见效力不高、没有专门独立的机构、量刑加减单位不统一等问题。应当从以立法的方式确立量刑指导意见、设立独立的机构、统一量刑加减单位、处理好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关系以及加强实证研究等方面进一步改进我国的量刑规范化工作。     

“以人为本”语境下的量刑规范化制度之构建探究

实践中,量刑过程里法官裁量权过大,过程缺乏透明度,结论欠缺充分说明,使得被告人、被害人事前无法预测量刑、公诉人、辩护人事中无法影响量刑、事后又无法了解量刑等违背人权保障理念的现象出现,导致量刑结论不一致,甚至存在法官滥用裁量权的可能性。鉴于此,量刑规范化制度的构建应当蕴涵"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实现还"权"于"人":一方面,细化实体规范,进一步明确法官裁量权;另一方面,独立程序规范,在公开原则下,赋予各"人"量刑参与权、辩论权、知情权等,从而确保量刑结论准确,实现司法公正。     

量刑根据和量刑基准

量刑根据是决定刑罚量最根本的依据,对量刑诸要素是否应当作刑法意义上的评价具有识别、过滤功能。责任基础上的预防是量刑的正当化依据。一般而言,量刑基准是法官自由裁量的起点;具体而言,量刑基准是在排除任何法定的或者酌定的量刑情节后,对已经确定适用一定幅度法定刑的抽象个罪所应当判处的刑罚量。量刑根据是量刑的本体论问题,量刑基准是量刑的方法论问题。前者对后者的确定方法具有决定作用。     

刑事辩护视野下量刑情节的考量

量刑辩护是刑事辩护的一种重要辩护类型。要想做好量刑辩护,刑辩律师首先要学会如何发现并正确运用量刑情节;量刑情节与犯罪情节、定罪情节不同,其与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无关,主要影响被告人的量刑。在我国刑法体系中,量刑情节可以分为法定量刑情节与酌定量刑情节、从宽情节与从严情节、"应当"情节与"可以"情节等类型;在刑事辩护中,不同的量刑情节有不同的运用方法,多种量刑情节并存时也有不同的运用方法。不仅要全面考虑所有的量刑情节,还要注意刑事政策对量刑情节的影响。     

量刑对象视野下的量刑程序改革

刑法现代化下的量刑应是指刑事责任的裁量,其蕴含着"量刑对象是犯罪人"这一量刑基本理念,要求量刑程序应独立于定罪程序,刑事审判应先解决定罪问题,后解决量刑问题。然而,《量刑程序意见》所确立的相对独立量刑程序并不完全符合如此量刑理念的要求,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致使当前的量刑程序改革陷入困境。有鉴于此,在被告人不认罪或者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中建立独立量刑程序模式,应是我国量刑程序改革所要努力的方向。     

量刑建议权的面相

量刑建议权是基于回应民众对于刑事审判的量刑标准和量刑活动的明晰要求而产生的,它具有揭开刑事审判量刑活动神秘面纱的面相,是检察权扩张的表现。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促使最高人民法院两个关于量刑规范的颁布,致使量刑结果可以明确预期,量刑活动得以公开,发轫于追求量刑结果实体公正的量刑建议权却意外地回归到其追求刑事司法效率的本原。     

论前科制度的量刑价值

前科制度存在的首要价值,在于影响到对犯罪人后罪的刑罚的评定,它属于法定的从重处罚情节之一.前科量刑价值在我国也是被认可并被广泛适用的,尽管在适用这一情节时存在一些理论上应当加以研讨的问题.     

论未成年犯刑罚裁量机制

A市B法院两个年度审结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未成年犯刑罚裁量中的实践问题，主要是未充分贯彻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政策，从宽不足以及量刑失衡等问题。究其主要原因是实体上从严行使的定刑权及规范缺失，以及程序上量刑自由裁量权行使的制度性障碍。为此，有必要完善未成年犯刑罚裁量机制，既要完善刑事实体规范，确立未成年犯量刑之法律依据，也要注重完善未成年犯量刑程序性保障机制，确保量刑公正。     

公诉机关量刑建议制度

司法公正是法律的生命。刑事诉讼中量刑公正是司法公正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公诉意见改革的深入,国内一些基层检察院纷纷开始试行量刑建议制度,学者对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当前在我国建立量刑建议制度,以促进量刑公开和透明,实现量刑公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赔偿作为量刑情节之根据

赔偿影响量刑是否具有正当性一直是重要的刑法理论和实践问题.解答该问题的关键是从刑罚理论根源上为赔偿作为量刑情节找到根据.在赔偿的功能、价值、刑法中的并合主义、刑事诉讼法中的恢复性司法和形事政策方面都能为赔偿影响量刑找到联结点,进而可以得出赔偿能够作为量刑情节的肯定结论.     

美国量刑辩护对我国量刑改革的启示

量刑辩护是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是律师辩护制度的必备内容,是保障被告人权益的途径之一,因此,从保障被告方辩护权的视角设置辩护制度的外围制度是现代对抗制理念下刑事诉讼制度设计的题中之意,而美国关于刑事辩护制度的设计与实践的经验将是我国刑事诉讼中量刑程序改革的有益借鉴。     

立法与司法的互敬:对刑法酌定量刑情节的双重规范

刑事司法领域的改革翔实地反映出一定阶段人们对立法成果的实践情况。刑事诉讼中审判方式变革的直接产物就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当下量刑规范化的提倡,推进了量刑程序的改革。量刑情节作为萦绕量刑始终的关键因素,其重要性不容小觑。从20世纪90年代刑事审判方式改革到如今的量刑规范化的提倡,都是一种司法实践对立法规定的回应,立法及时又将产生良性的互动。这种互敬的对话模式是立法层面的反思,更是司法角度的自省。针对目前集中反映在立法与司法中存在的酌定量刑情节问题,在有限思索的方寸间试以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