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的公益诉权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平衡

司法实践中,公益诉权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检察机关的公益诉权不仅仅是一种诉讼权利,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一种法治原则和宪政精神,是检察机关的检察权在公益诉讼领域的价值体现,反映了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关怀,它要求检察机关在行使公益诉权时应正确处理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关系,在我国的司法活动中充分实现公益诉权的功能。     

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权:关于公权介入私法自治范畴的探微

民事公益诉权是实体和程序的结合,具有权力和权利的双重属性,其取得需要法律的特别授权。从性质看,检察机关行使公益诉权代表的是人民群众甚至是国家的利益;从产生看,检察权代表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满足介入私权的前提条件;从发展看,介入民事诉讼领域是检察权发展的必然趋势。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权应坚持权利用尽原则,有限行使原则和"依法"行使原则。经全国人大授权,检察监督可以转向私权,但必须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保护。     

检察机关民事起诉权的批评与展开——以公益诉讼为视角

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部门,有关公益诉讼的探讨都方兴未艾,检察机关相较于其他国家机关代表国家维护公共利益提起民事诉讼无疑是一种最佳选择。但检察机关的民事起诉权应是其诉权的反映,而非渊源于检察机关的民事法律监督权,二者是有明显区别的。在当下一个权利多元的社会中,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诉讼仅是维护公共利益的方式之一,因而如何准确的表述公共利益和确定检察机关的民事起诉范围便成为考量检察机关民事起诉权边界的重要参数。     

也谈民事诉权的保护和规制

诉权,是指公民向法院提出的司法救济权。实体权与程序权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权利,缺乏诉权救济的权利将成为一纸空文。为了更好地保护实体权利,就必须保障诉权的行使和保护,最大限度地便利当事人行使诉权和进行诉讼,使当事人获得司法救济。但同时又要防止诉权的滥用或抑制诉权的滥用。     

行政公益诉讼理论探析

行政公益诉讼 ,是指针对侵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 ,任何个人、组织或其他社会团体都有权提起的诉讼。从本世纪开始 ,世界各国通过不同方式对行政公益诉讼中的瓶颈问题———行政诉权理论进行改革 ,纷纷建立了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我国也应该改革现行的行政诉权理论 ,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以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民事诉讼中的供求概说

法与经济学的相通之处使得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法律成为可能。在民事诉讼中 ,国家提供诉权 ,民众寻求公力救济。从经济学的角度看 ,国家与民众都是经济人 ,诉权的供与求也存在着三种情况。但是 ,研究法律问题 ,不是单纯的量化分析 ,价值因素也被考量。诉权为国家垄断 ,国家提供较需求略多的诉权有益于保障权利、实现法律秩序。国家提供较需求略多的诉权的限度在于法院的支出的增加应当小于当事人的纯收益 (收益—诉讼费用 )。经济分析有益于司法实践的理性 ,在实践中 ,应更好地保护民众权利     

试论检察院“民事公诉”的诉权

我国代表人诉讼不能有效保护公共利益时,赋予检察院民事公诉权十分必要,公诉权不是刑事领域独有的,检察院提起民事公诉既符合公诉权的本质,又具有民事诉权的基本内涵,检察院应该具有民事公诉的诉权。     

论现代公诉权的价值构造

"公诉权"在我国被长期认为就是专指"刑事公诉权"。在这一片面认识的束缚下,"公诉权"很难被介入到民事、行政诉讼领域中,客观上阻却了公诉权的生存空间。其实,公诉权也是一种诉权,它除了涵盖刑事公诉权外,还应包括民事公诉权和行政公诉权。现代公诉权的确立,不仅便于我们对各个诉讼制度框架进行整体把握,而且有利于深化和挖掘公诉权理论的新内涵,科学合理地配置公诉权在具体制度中的应用,更好地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以维护法制的统一。     

民事恶意诉讼的规制和风险防范

民事恶意诉讼是指行为人没有诉权而恶意提起民事诉讼，旨在损害被告或第三人利益或公共利益，其区别于恶意刑事告发以及滥用诉讼程序。规制和防范恶意诉讼不能随意否定当事人的诉的利益，剥夺当事人的诉权，需要建构一个符合社会变革需要的规范性诉讼模式。法官在自由裁量的过程中，要努力追求司法克制和司法能动的最大平衡。对诉权的审查应由事前规制向事后监督发展，并建立恶意诉讼刑事责任追究制度，实现检察权监督模式的转变，同时对审判风险的控制要变被动为主动，从而在最大限度内认识恶意诉讼的本质特征，有效规制和防范恶意诉讼。     

论我国刑事自诉制度的合理性重构——以刑事司法职权的介入为中心

刑事自诉制度是国家追诉犯罪、保障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如何确保被害人个人意愿的正当表达成为刑事自诉制度中的难题。国家刑事司法职权的介入对保障被害人意愿的有效表达以及防止其诉权不当滥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解决途径。     

关于社会公共经济利益法权表现形态的思考

一部法律往往不是就保护单个特殊的利益而设定规范,通常是突出其法益目标,兼顾其他利益的平衡。不同性质的法律,法益结构不同,利益的法律表现形式亦存在较大的差异。社会公共利益仅表现为消极的法益不足以充分实现。社会公共经济利益应有两种法权表现形态:国家经济权力与社会公共经济权利。社会公共经济利益只有上升为法权形态才能通过不同领域法律制度的构建,保证其充分地实现。     

公共财政体制的宪政之思——公共财政体制的正义品性、民主品质和法治品格

公共财政是国家权力公共化的基础,失去了公共财政的公共性,就不能保证国家权力的公共性,更不能确保国家权力仅用于提供公共服务。为此,必须确保公共财政体制具有正义品性、民主品质和法治品格。财政正义体现为国家与公民财产征收关系的合理、适度。财政民主就是政府依法按照民众意愿,通过民主程序,运用民主方式来理政府之财。财政法治要求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实行财政法定。     

重婚罪：自诉抑或公诉

在我国,重婚属于自诉案件中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既可以由被害人等告诉权主体提起自诉,也可由司法机关依照法定职责主动介入从而启动公诉程序。立法显然的隐含立场是以自诉为主,公诉为辅。这种诉权模式可以较好地避免刑法的负面效应,节约刑罚资源,同时又能有效解决纠纷而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符合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将重婚罪直接纳入公诉范围并不能解决该类案件取证难的问题。为有效消解重婚犯罪追究中的不利因素,应当在完善重婚罪实体法规定的基础上,降低自诉标准,实行律师强制代理制度,将刑事和解与调解机制延伸到重婚公诉案件中,并引入暂缓起诉制度。     

社会舆论与司法审判互动的个案研究

司法活动与社会舆论存在互动。本文采取个案研究法,运用系统论原理,对这一社会过程的内在机制进行描述分析,得出我国司法运作系统的一般模型——金字塔模型。转型时期我国的法律制度框架与变革中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矛盾,所以应当追求一种更具合理性和现实性的司法正义,即协商型正义。社会舆论与司法之间的互动是良性的,促使司法向着更完善地保护人民权利的方向缓慢演进,同时推动着法律规则本身发生变革,并由此促进协商型司法正义的实现。     

论公职否定原则在司法职务犯罪中的运用

在我国刑法中 ,对司法职务犯罪人的公职没有在刑法上予以否定 ,导致我国有些犯罪人在主刑执行完毕后 ,依然可以重新走上公职的岗位。这不仅不利于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 ,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司法的腐败。笔者建议 ,在司法职务犯罪中运用公职否定原则 ,以完善我国的刑法 ,更好地实现我国刑罚的目的。     

检察机关推行量刑建议制度刍议

自1996年刑诉法修改以来,量刑建议制度成为刑事司法改革的重点。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应有之义,属于司法请求权,具有法律监督性质,其运行具有法律依据和法理基础。量刑建议是一项系统和复杂的工作,必须遵循全面兼顾、综合权衡、理由充分的原则,从量刑建议的实施主体、程序和方式、适用量刑建议的案件范围、种类和幅度、法律效力诸方面进行构建。     

新民事诉讼法视角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提供了法律支撑。但对于何谓"社会公共利益",以及该如何界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立法和司法解释并无相关规定。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并作出回答。     

我国检察机关之定位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司法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在理论上和实务对检察权性质的不同争论而导致对检察机关的定位有分歧,其主流观点认为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把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有其历史、现实等方面,但把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有其弊端,对我国的法治实践尤其是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造成了负面影响,有必要对检察机关的定位进行反思。根据检察机关承担的主要职能并借鉴世界通行做法,应把我国的检察机关定位为国家公诉机关。     

论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纠纷的法律救济——以司法审查的有限介入为基点的考察

近年来,“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和“刘燕文诉北大案”引发了学界对于公立高校与学生因管理行为引发的法律纠纷的高度关注.此类纠纷实际上是学术自治的权力与学生受教育权利之间的冲突,为使地位悬殊的二者的权利义务达到平衡状态,就需要在学生的救济制度的设计上更多地考虑对于学生的权利保护.但是教育系统的内部救济始终无法让人相信其公正性,所以就很需要司法权介入纠纷的解决,法治原则之下不能容忍教育这一领域成为“法治国下的隙裂”.但是司法力量介入此类纠纷又引起学界对于学术自由的担心,于是司法审查的范围就成为了解决此类纠纷一个关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