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规范在行政诉讼法律适用中的地位

行政诉讼中必须依据行政法规、参照规章以及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但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规章以外的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适用比较混乱,理论上没有明确的地位,导致规章以外的规范性文件有适用的必要但又缺乏适用的准则。文章从辨析行政规范的名称入手,通过分析不同学说,从新的角度界定行政规范在行政诉讼法律适用中的地位。     

婚姻和性禁忌(续上期)

六、现代婚姻的曙光:一夫一妻婚 一夫一妻婚相对专偶婚来说是彻底排他性的,也即把任何专偶以外的性行为视为人类的“性禁忌”,不管是男是女,在配偶以外的性行为都为不合法,这种现代婚姻是以排斥专偶以外的性行为作为前提和存在基础的。其产生应以妇女解放运动作为标志。     

犯罪未遂中的意志因素辨析

犯罪人在犯罪过程中的意志因素可以分为“犯罪本意”和“非犯罪本意的意志”。犯罪人着手实施犯罪后,由于犯罪本意以外的原因使犯罪过程停止下来,则构成犯罪未遂。在犯罪本意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当犯罪人的非犯罪本意的意志出现后,也可以使犯罪过程停止下来,但这仍然构成犯罪未遂,而不是构成犯罪中止。由于“非犯罪本意的意志”也属于意志因素,所以犯罪人着手实施犯罪后,导致犯罪未遂的原因既有意志以外的原因也有意志以内的原因。对我国刑法23条中的“意志以外的原因”应做狭义的理解,即它应当是指“犯罪本意以外的原因”。     

与犯罪形态有关的三个特别问题

由于分别直接关联着共同犯罪、罪数形态和犯罪的阶段形态,故＂片面共犯＂、罪数标准和＂意志以外的原因＂,构成了与犯罪形态有关的三个特别问题。基于事物的真相,＂片面共犯＂问题应按共同犯罪定性或处置,而罪数标准问题应以＂犯意与刑法特别规定结合说＂予以解答。至于＂意志以外的原因＂对犯罪阶段形态的影响,应立足于＂意志以外的原因＂作用于犯罪意志的程度及最终结果予以解答。     

加重基础问题研究

加重犯是在基本刑以外由刑法规定更重的法定刑的犯罪形态.它由加重基础和加重因素两部分构成.现行刑法理论对加重基础类型的认识过于狭隘.加重基础除基本罪以外,还应当包括加重犯和非犯罪的事实状态.     

从市场操作角度看国有股减持

国有股减持成功与否 ,除了出台合适的国有股减持方案以外 ,与国有股减持的市场操作也有较大关系。《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失败的原因 ,除了认识和定价问题以外 ,在市场操作方面也有值得总结的地方。国有股减持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应该有秩序地逐步进行     

“八小时以外”职工软性管理工作方法探讨

正近年来,各单位和部门均大力加强职工"八小时以外"管理,取得了较好成效。但在管理过程中仍存在着管理手段缺乏、管理力度偏弱等问题,制约了管理效果的提升。在"八小时以外"采用有序而人性化的软性管理方式,就显得尤为必要,这既是推动职工综合发展、提升管理效能的需要,更是践行党的十八大提出的"要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需要。一、"八小时以外"软性管理的内涵软性管理是为有效配合硬性管     

对建立和完善公安民警“八小时以外”监督机制的思考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外交往空间的扩大和市场经济各种诱惑的增多，一些公安民警滋长了贪图享受的思想和作风，公安民警出问题、犯错误，尽管主要是与工作时间内行使公安执法权力有关，但违法违纪时间很多都发生在“八小时以外”。因此，加强对公安民警“八小时以外”的监督和管理，建立和完善对民警“八小时以内”和“八小时以外”监督管理防范机制，成为当前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试论《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以外的治安罚则

一 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以外的治安罚则(本文为表述方便,故简称为“其他治安罚则”)是指除《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以外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中有关治安处罚的规定。如《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人民银行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居民身份证条     

凶杀案现场案犯自杀的认定依据

凶杀案现场勘查中对凶杀案案犯自杀于现场的认定依据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现场是否有死者以外的人进出的痕迹;现场是否有死者以外的人留下的与作案有关的痕迹物证;杀人凶器是否遗留在现场;现场物品有无增减或变动;现场是否反映杀人动因;死者死前的心理活动;凶手自杀与现场痕迹物证的形成有无矛盾;结合尸检分析,致命伤是否符合自己形成,自己能否形成。     

国际人道法体系内创设恐怖犯罪罪名之提倡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至1977年两项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的通过,武装冲突期间禁止恐怖活动的规则已由草案条款发展为了一项正式的国际人道法规则。不仅如此,《第一附加议定书》还将恐怖主义行为规定为第85(3)条中的"严重违反行为",从而暗含了战争罪之恐怖犯罪。但恐怖犯罪却没有被明示规定于任何普遍性的国际条约中,大多数部门反恐条约都排除适用于武装冲突期间。同时,恐怖犯罪向公众散布恐怖的特殊目的会造成长期恐惧的社会氛围,有着不同于一般犯罪的特别严重性。上述因素说明创设恐怖犯罪作为一项国际人道法的单独罪名具有国际法依据和现实紧迫性。恐怖犯罪与战争罪、危害人类罪之间的重合关系导致罪犯的同一行为可能同时构成其中的两项或三项犯罪,此时可根据"?elebi?i标准"判断这些犯罪之间是否互相存在具有实质性区别的要素,进而作出是否应累积定罪的决定。     

心理测试中利用脑电位检测潜在恐怖分子研究

恐怖主义组织和恐怖主义犯罪现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也存在东突、藏独等恐怖组织的严重危害。本文通过分析恐怖主义犯罪的特殊性和恐怖分子心理测试这一新型技术,以检测潜在恐怖分子和潜在恐怖活动的可能性。     

论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

有效防治恐怖活动犯罪离不开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出于打击恐怖活动犯罪的目的,国际社会对于恐怖活动犯罪排除适用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打击恐怖活动犯罪还需在联合侦查、情报交流与信息合作、案件文书送达等方面开展司法协助。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有必要建立刑事诉讼移转管辖的司法合作制度,以便于各国之间加强反恐合作,更加有效地打击恐怖活动犯罪。     

昆明“3·01”事件后城市反恐的着力点

昆明"3·01"事件有恐怖犯罪实施、国际恐怖势力、恐怖活动的组织活动等三个环节,这三个环节是恐怖势力在城市进行恐怖活动的三层"附着力"。北京"10·28"、昆明"3·01"和乌鲁木齐"4·30"恐怖事件后中国面临的恐怖威胁进入一个新阶段,城市恐怖威胁越来越突出,恐怖袭击在内地城市可能呈现泛化现象,城市反恐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议题。城市反恐斗争的着力点就是打击恐怖势力在城市的"附着力"。     

恐怖主义相关行为要素研究

恐怖主义相关行为是一个行为系统,主要包括核心行为和各种相关的辅助行为。本文通过对恐怖主义组织、恐怖主义分子直接、间接实施的恐怖活动以及相关辅助行为的分析,以期为具体的恐怖主义性质案件的调查以及彻底摧毁恐怖主义组织的存在基础、抓获恐怖主义分子提供有益的帮助。     

从刑事法学的角度看我国反恐怖立法的不足

恐怖活动犯罪成为危害当今世界各国安全的一大公害.打击恐怖活动犯罪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我国刑事法学目前尚无针对恐怖活动犯罪的专项立法.刑法现有的规定存在恐怖活动犯罪概念、性质、客体不明确,无罪状描述,与国际公约不能完全衔接,法定刑的设置欠缺,特定的量刑情节无规定等缺陷.刑事诉讼法也存在拘传、拘留、逮捕羁押等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侦查行为时间过短,用秘密侦查手段获取证据的合法化问题没有规定,卧底侦查人员、特情人员被迫参与违法犯罪行为如何处理未作规定,关于司法人员和证人的保护没有做出利于操作的规定等不足.立法的不足给我国打击恐怖活动犯罪带来了实践操作的困难,我国反恐怖立法势在必行.     

自杀性恐怖主义的内在逻辑

自杀性恐怖主义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东地区。有鉴于它的巨大成功与震撼作用,很快就风靡整个中东地区及其他国家。宗教冲突是自杀性恐怖主义背后隐藏的主要驱动力。表面上看,自杀性恐怖袭击是非理性的产物,但这种非理性的行径却有着内在的理性逻辑。从自杀性恐怖袭击的时机、目标、手段等诸要素分析,自杀性恐怖主义是有组织的、精心策划的战略举措。个体自杀者在恐怖组织的灌输、宗教殉教、民族解放等框架话语的驱使下,不知不觉中成为恐怖组织利用的殉葬品。应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视角综合分析自杀性恐怖主义。只有加强文明间或文明内部的对话,才是化解自杀性恐怖主义的有效途径。     

浅析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危害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是威胁当今国际社会安全重要的非传统安全因素。近年来,国际恐怖组织、个人以及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藏独”恐怖势力、邪教恐怖势力,尤其是境内外“东突”及“藏独”势力的恐怖主义犯罪,已经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现实威胁,其恐怖犯罪活动不仅冲击局部地区的主流价值观、宗教观,破坏我国法制,侵蚀当地民族的国家认同信念,而且直接挑战我国的国家主权。     

恐怖主义犯罪及我国刑法体系的完善

恐怖主义犯罪对世界的和平和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面对反恐斗争的严峻形势 ,我们应认清恐怖主义犯罪的本质 ,明确恐怖主义犯罪的特征 ,完善刑事立法执法体系 ,有效打击恐怖主义犯罪。     

恐怖活动组织与人员认定立法研究

科学认定恐怖活动组织与人员,是有效防范、准确打击恐怖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性工作。世界各国纷纷通过完善反恐立法,构建恐怖活动组织与人员认定机制。我国恐怖活动组织与人员的认定立法还存在一些不足,应该通过立法明确司法认定和行政认定并行的双轨认定模式,完善行政认定程序、制裁措施,并建立认定复核制度,从而完善我国恐怖活动组织与人员的认定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