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遍管辖原则辨误

刑法理论界对于普遍管辖原则还存在一些误解。实际上,普遍管辖原则不仅可以适用于国际犯罪,也可以适用于国内刑法规定的普通犯罪。虽然从实践的角度讲,当嫌疑人进入一国领域后或者被实际控制后才主张普遍管辖权的行使是比较切合实际的,但是,国际法对依照普遍管辖原则而享有管辖权并没有这样的限制。国际刑事审判机构对罪犯刑事责任的追究,其管辖权的获得并不是依据普遍管辖原则,而是来自于条约或者协议的授权。     

属地原则的司法适用问题

直接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属地原则已被国际社会公认为刑事管辖权原则的基本原则,它对在主权领域内犯罪的本国人和外国人同样适用。如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内犯罪的刑事司法问题、引渡问题及属地管辖冲突问题等。     

孟晚舟案中的双重犯罪原则

加拿大应美国要求正式启动对孟晚舟的引渡程序,引渡听证中孟晚舟的律师团队提出辩护意见,指出逮捕孟晚舟违反了双重犯罪原则。引渡请求所指的行为符合双重犯罪原则是该罪行可以被引渡的前提条件,加拿大《引渡法》与《加美引渡条约》均对此原则有明确规定。美国以欺诈类罪名指控孟晚舟,而被指控的行为本质上是孟晚舟违反了美国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和对伊朗的金融制裁条例。加拿大的《特别经济措施法》没有针对伊朗的制裁,且不承认长臂管辖和第三方制裁,因此孟晚舟的行为在加拿大不构成犯罪,不符合双重犯罪原则。     

中非双边引渡条约中的人权保障

引渡中的主权和人权在引渡条约中总是处于博弈的双方。在中非双边引渡条约中,人权保障虽然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但依然存在若干缺失之处,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在引渡程序中贯彻人权保障的精神,必须兼顾主权国家的利益与国际社会的利益。      

藤森引渡案中的国际法问题

几经周折，历时数年的藤森引渡案终于以智利将藤森引渡回秘鲁接受审判而告终。从国际法的角度看，藤森引渡案涉及豁免权问题、双重国籍问题、人权保护问题等诸多法律问题，需要认真加以分析。该案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引渡中，引渡条约重要，外交努力和个案谈判也不可缺少；引渡是长期的工作，要讲究策略，锲而不舍；在引渡中应注重国际司法合作。     

美国“长臂管辖”与中美经贸摩擦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经贸领域的域外管辖权问题进一步凸显。作为回应,美国采取了滥用域外管辖权、单方面依据国内法强行管辖他国机构或公民的政策,这种行为被称为"长臂管辖"。"长臂管辖"的形成和发展与美国霸权护持战略密切相关,是美国在国际经贸领域压制竞争对手的重要工具。美国立法、司法与行政执法部门依靠本国综合实力与政治理据,相互协作,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长臂管辖"机制。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视中国为霸权挑战者,挑起中美经贸摩擦。为了达到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美国在贸易与科技领域对中国实施了严厉的"长臂管辖"。这些"长臂管辖"存在严重的程序公正与透明度等问题,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也加剧了中美战略竞争。从推动全球治理秩序改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中国必须坚决反对美国以霸权推行"长臂管辖"、以"长臂管辖"护持霸权的错误行为。     

浅析投资准入阶段推行国民待遇的条约法的实践及影响

传统的国际投资条约一般将外资准入权限保留给缔约国,缔约国能自由地决定外资进入的领域和条件。虽然有些投资条约规定必须给予外国投资者以国民待遇,但国民待遇一般只适用于外资进入后的阶段。晚近出现的一些双边和多边投资条约中开始提出外资准入自由的概念,要求将国民待遇扩大适用到外资准入阶段,这些条约法的实践严重地削弱了东道国的外资管辖权,片面利于发达资本输出国的利益,应引起发展中国家的高度重视。     

《能源宪章条约》对签署国的临时适用机制研究——以“尤科斯诉俄罗斯”仲裁案为中心的探讨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时九年之久方作出的"尤科斯诉俄罗斯"案仲裁裁决,其标的额之高创下史无前例的纪录,而今该裁决却被荷兰海牙地区的法院予以撤销,举世哗然。对本案仲裁庭管辖权的判定需要立足于对《能源宪章条约》第45条临时适用机制的准确理解。荷兰法院与仲裁庭对《能源宪章条约》是否能临时适用于已签署但尚未批准的俄罗斯这一关键问题上,采取了截然相反的立场。以"尤科斯仲裁案"为中心,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关于条约临时适用与条约解释的原理入手,分别就仲裁庭认定管辖权与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分析路径加以研判,对讨论国际条约对签署国的临时适用机制意义卓著。     

论BIT中最惠国待遇条款在争端解决上的适用性

BIT中的最惠国待遇条款能否适用于争端解决事项一直是投资条约仲裁实践的难题。在宏观层面上,最惠国待遇条款可以适用于争端解决事项。在个案层面上,应结合条约肛衽的规则来确定最惠国待遇条款能否适用于争端解决事项。但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不能创设或扩大国际仲裁庭的管辖权,也不能违背缔约双方特定的公共政策考虑。     

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研究

传统理论将政治犯罪划分为纯粹政治犯罪和相对政治犯罪,虽然有立法上的根据,但由于纯粹政治犯罪和相对政治犯罪各自受到的限制日益增多,因而有其不合理性。现实出路就是不要过分追求对其加以正面界定,而是明确应当被明确的例外,可以通过签订双边及区域性引渡条约和全球性引渡条约两条途径加以实现。     

反腐败追逃中的死刑不引渡及其应对

我国境外追逃腐败分子的传统措施是引渡,而引渡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死刑不引渡原则。在当下中国,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死刑的立即废止尚不现实,因而死刑问题必将是我国境外追逃中面对的重大问题。我国立法中对死刑不引渡原则并没有直接规定,但是基于国际合作之需要,在司法实践中,我国依据引渡法的相关规定,通过承诺对被请求引渡的腐败分子不判处死刑来变通适用死刑不引渡原则。当引渡不能顺利实现时,我们也可以灵活选择适用引渡替代措施,以便于追逃工作的开展。     

外国法院判决承认和执行中的管辖权问题

纵观各国立法和有关国际条约的规定 ,一国法院在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时候 ,都将请求国法院对案件具有管辖权作为一个必要条件。在国际私法理论上 ,存在着“直接的一般国际管辖权”和“间接的一般国际管辖权”的概念 ,前者是指一国的法院在受理涉外民商事案件中依本国法决定自己对该事件所具有的管辖权 ,后者是指一国法院在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时 ,依内国法决定该外国法院的管辖权。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在国际民事诉讼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一国法院审理案件的基础 ,也是判决能否得到承认和执行顺利的一个必要条件。     

论死刑不引渡原则

《中西引渡条约》作为我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签署的第一个引渡条约,第一次包含了死刑不引渡原则的条款。死刑不引渡原则是现代引渡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原则。死刑不引渡原则,是指当被请求国有理由相信被引渡人在引渡后可能被请求国判处或执行死刑拒绝予以引渡的原则,此原则中引渡人可能被判处死刑,不仅包括已经被依法判处死刑的人,也包括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     

晚近双边投资条约发展值得注意的几个特点--极力弱化东道国外资管辖权成为趋势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尤其是 90年代以来 ,双边投资条约的迅猛发展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 ,也成为国际投资的国际法制加快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晚近双边投资条约中许多条款都反映出明显的进一步削弱东道国外资管辖权的意图 ,这些意图不仅表现在对外资准入自由化的提倡和外资保护水准的提高上 ,也反映在投资待遇标准的提高和投资争议解决方法的国际化上。 2 0世纪 6 0— 70年代为联合国大会一系列决议倡导的维护东道国外资管辖权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和规则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这些都是应当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     

美国《联邦宪法》体制中的“条约”理念

条约作为美国实现对外贸易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在国际法和美国的国内法中有不同的含义。特别是美国《联邦宪法》中的条约制度安排,使美国条约法深受宪法制度的影响,并造成了美国宪法体制下的条约与行政协定的特殊关系与定位。美国虽然不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成员方。但在国际习惯法方面仍然要遵从于该公约。美国的条约缔结机制从本质上反映了国会和总统之间在国际协定缔结机制中的斗争与妥协。     

双边投资条约的晚近发展及其影响浅析－以美式双边投资条约为研究对象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双边投资条约发展迅猛，在形式、数量和内容上都发生了变化。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一些反映投资自由化的规则不断出现在双边投资条约中，对东道国外资管辖权形成了新的挑战，而美国式的双边投资条约更是自由化立法的代表，提出了诸如准入自由、禁止履行要求等诸多高度自由化性质的投资法规则，严重削弱了东道国外资管辖权，值得引起发展中国家的高度重视。     

国际民事诉讼中的协议管辖与相关问题

协议管辖是当代各国管辖权法律制度中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协调国际管辖权冲突的一个重要方法。本文在介绍了协议管辖制度的发展及各国内法和国际立法关于协议管辖制度的规定后,对协议管辖中默示协议管辖的界定、意思自治的限制及管辖协议的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修改我国民事诉讼法相应规定的建议。     

关于国际刑事法院与主权国家的司法合作

国际刑事法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对所规定的最严重国际犯罪行为都有管辖权的常设司法机构。它与主权国家的合作问题直接影响到其管辖权的实现和审判的正常进行,甚至对整个国际法和国际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这里提及的合作问题是任何国际条约、国际组织必须直面和解决的。国际刑事法院作为常设性、普遍性、强制性的司法机构与主权国家的合作问题尤其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也面临着一些国家不合作的问题,缔约国和非缔约国的处境需要分别分析研究。     

海上反恐的国际法分析

恐怖分子利用海洋难以监控的特点,日益威胁到国际社会在海洋的活动.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海上恐怖主义愈演愈烈,同时,海盗与恐怖主义间的联系更趋紧密,极大地威胁各国的海上利益.海上恐怖主义也逐渐成为反恐领域的新焦点.针对海上反恐,国际社会已存在相应的国际条约作为执法的依据.但在海上反恐过程中,需要解决反恐与国家主权之间的矛盾,海上恐怖活动的管辖权以及海上反恐的国际合作等问题.     

论国际条约在国内法院的自动执行

本文回顾了传统国际法关于国内法接受条约规定的理论和实践模式,认为无论是将条约规定转化为国内法,还是将条约规定纳入国内法都仅仅解决了条约在国内法律体系中有效地位的问题,未解决国际条约在国内法院能否援用的问题。条约是否能在国内法院予以援用涉及到将条约认定为自动执行或非自动执行两种类型的区分方法。这种区分模式滥觞于美国,但通过考察可以发现其他一些国家也深受此种区分模式的影响。但是,美国的判例法并未真正确立自动执行条约和非自动执行条约的区分标准,其他国家对该问题的讨论也都未有统一的认定。本质上而言,条约的自动执行和非自动执行的区分属于各国法官自由裁量的范畴,但一般来说宜考虑下列因素:缔约目的、条文内容和个人诉权。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未能在宪法中确立条约的有效地位,这是解决条约在中国适用困境的第一步。在此基础上,法院才有可能考虑自动执行条约和非自动执行条约的区分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