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法应增设"恐怖活动罪"——基于新疆"7·5"事件的思考

新疆"7·5"事件引发了对我国刑法规定的反思.我国刑法缺乏专门的反恐罪名,应将暴力破坏的犯罪类型从刑法分则各章节中分列出来,结合恐怖主义目的,合并设置为专门罪名"恐怖活动罪",为反恐怖斗争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据.     

侵犯网络虚拟财产行为之刑事规制

虚拟财产是存在于特殊网络环境中的财产,具备法律意义上财产的一切属性。侵犯网络虚拟财产的行为有发生在虚拟世界的和发生在现实世界的两类,我国现行刑法未对这种侵犯行为作专门规定,只能通过现有刑法的扩张解释来弥补。我国可以通过罪名修改、增订的途径,将虚拟财产纳入传统刑法的保护体系。但未来走向是用专门刑法规制侵犯行为,需建立独立的虚拟财产刑法保护体系。     

健康贴士——钟南山：“轻伤”应该及时下火线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联合公布关于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三），对适用刑法的部分罪名进行了补充或修改，这一补充规定取消了原来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罪名，修改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行政刑法立法原则重构

我国刑法体系中的行政刑法规范数量众多,为了解决目前刑法典中的行政刑法、单行行政刑法以及附属行政刑法法规之间的诸多竞合和矛盾之处,单独设置行政刑法已经成为完善我国刑法的迫切需要。确立以行政刑法为核心的专门立法,应当采取行为本位主义的立法模式,坚持间接调整原则,采用直接设置独立罪名、法定刑和设置照应性刑法规范相结合的结构,设置特有的刑罚原则,实现行政刑法理念和行政犯罪司法体系的更新与创造。     

“减少死刑罪名”不是“减少死刑适用罪名”——晚近我国死刑立法改革之反思

"减少死刑罪名"不是"减少死刑适用罪名"。就我国当前状况而言,"备而不用"和"备而少用"仍是应坚持的死刑立法改革路径。《刑法修正案(九)》之后的死刑立法改革不能避重就轻,应将改革的重心放在减少死刑罪名的"适用"而非减少死刑"罪名"之上,尤其是应当针对那些在司法实践中多用、滥用的死刑罪名进行改革。其中,毒品犯罪应尽快取消死刑。     

从域外看我国海上犯罪刑法规制模式的转变

目前我国将国家管辖海域分为两大类,并设立不同的法律制度,犯罪罪名海陆不分,海上犯罪国内法和国际法犯罪不分。这种刑法规制模式难以应对日益严重的海上犯罪。借鉴域外海上犯罪刑法规制的主要模式,我国海上犯罪刑法规制模式应转变为:对各种国家管辖海域给予平等的刑法保护;区分特殊罪名和一般罪名,并增加特殊罪名的数量和种类;区分国内法犯罪和国际法犯罪,并及时转化国际法犯罪;采用刑法典立法模式。     

从域外看我国海上犯罪刑法规制模式的转变

目前我国将国家管辖海域分为两大类,并设立不同的法律制度,犯罪罪名海陆不分,海上犯罪国内法和国际法犯罪不分。这种刑法规制模式难以应对日益严重的海上犯罪。借鉴域外海上犯罪刑法规制的主要模式,我国海上犯罪刑法规制模式应转变为:对各种国家管辖海域给予平等的刑法保护;区分特殊罪名和一般罪名,并增加特殊罪名的数量和种类;区分国内法犯罪和国际法犯罪,并及时转化国际法犯罪;采用刑法典立法模式。     

赌博罪的“是”与“非”

近年来,我国的赌博现象有愈演愈烈之趋势,并且出现了网络赌博等新型犯罪形式。尽管我国在2006年的《刑法修正案（六）》刚刚修订了赌博罪,但是仍不能解决现实中繁杂的赌博犯罪问题。本文以赌博罪的罪名、网络赌博、赌博罪的共犯为视角对我国现在的赌博犯罪问题进行了探讨。     

罪名杂乱和虚化研究

罪名杂乱和罪名虚化是当前罪名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罪名杂乱表现为刑法中相似的内容,罪名差异较大,没有表现出规律性;刑法中相同的词句,罪名体现不同,没有显示出整体性;刑法中原文的规定,罪名避开不用,没有遵循文本优先。罪名虚化表现为罪名大于犯罪内涵、罪名小于犯罪内涵、罪名成分多余。     

教唆犯从属性说的中国式展开

教唆犯从属性说是刑法客观主义时代的必然要求,教唆犯从属性问题分为实行从属性、要素从属性和罪名从属性。根据我国刑事立法的规定和相关的刑法理论,应当认为我国刑法坚持了实行从属性和要素从属性的观点。在我国刑法中,罪名从属性不具有立足之地。     

“量刑与定罪互动论”的疑问——与高艳东教授商榷

高艳东教授提出的"量刑与定罪互动论"试图解决立法与理论缺陷带来的量刑过重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变换罪名。之所以可以变换罪名是因为:其一,罪名标准具有随意性,追求精确定罪乃作茧自缚;其二,量刑才是刑法重心,定罪应为量刑公正而让路。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立法与理论缺陷带来的量刑过重问题",也不存在"罪名标准具有随意性"的问题,只不过是高艳东教授没有全面恰当解释刑法而已。同时,刑法的公正包括定罪和量刑公正,二者缺一不可。即通过刑法解释可以解决高艳东教授所担心问题,"量刑与定罪互动论"没有存在的必要。     

“量刑与定罪互动论”的疑问——与高艳东教授商榷

高艳东教授提出的"量刑与定罪互动论"试图解决立法与理论缺陷带来的量刑过重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变换罪名。之所以可以变换罪名是因为:其一,罪名标准具有随意性,追求精确定罪乃作茧自缚;其二,量刑才是刑法重心,定罪应为量刑公正而让路。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立法与理论缺陷带来的量刑过重问题",也不存在"罪名标准具有随意性"的问题,只不过是高艳东教授没有全面恰当解释刑法而已。同时,刑法的公正包括定罪和量刑公正,二者缺一不可。即通过刑法解释可以解决高艳东教授所担心问题,"量刑与定罪互动论"没有存在的必要。     

“罪名”与“犯罪行为”之辩对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解读

理论上和实务中对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从文义解释、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立法精神和规范目的、“犯罪行为说”的弊端以及“罪名说”能满足实践需要四个方面能够证明:“罪名说”的观点是正确的。应该站在成文刑法的特点和罪刑法定原则的立场上去理解现实存在的值得科处刑罚却不能解释进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中去的行为。     

罪名的概括性及其程度的选择

概括性是罪名的基本特征，是认识罪名的一个综合因素。掌握罪名的概括性的核心有助于区分概括性程度的不同，它有利于准确区分不同犯罪和正确设立罪名。设立罪名就是选择其概括性程度的过程，我们要从有利于构建刑法网络，有利于实现刑法功能，立足于基本国情和传统，以及有利于加强刑法研究的角度进行选择，这对我国罪名的个数、字数和类型的合理改进有较大帮助。     

从“亲亲相隐”原则谈对窝藏、包庇罪的立法完善

作为一项授予犯罪人亲属容隐权的制度,亲亲相隐原则充分照顾了人类的情感,体现了刑法的人道性,更有利于促进家庭和睦与社会和谐,维护了国家的长远利益。我国现行刑法应当吸收亲亲相隐原则的合理精神,促进以窝藏、包庇罪为代表的相关罪名的立法完善。     

新司法解释下寻衅滋事罪“口袋”的扩张与坚守

在当前刑法体制中,兜底性罪名是刑法废止类推原则到确立罪刑法定原则过程中的产物。作为一个具有口袋性质的罪名,寻衅滋事罪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刑事立法上,具有罪名与犯罪构成的法定性;刑事司法上,具有构成要件要素解释的必要性。信息网络空间既有"工具属性",也有"公共属性",新司法解释对"公共场所及其秩序"的解释是有权解释,使该罪名的构成要件要素更加清晰,其口袋并未突破。     

新司法解释下寻衅滋事罪“口袋”的扩张与坚守

在当前刑法体制中,兜底性罪名是刑法废止类推原则到确立罪刑法定原则过程中的产物。作为一个具有口袋性质的罪名,寻衅滋事罪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刑事立法上,具有罪名与犯罪构成的法定性;刑事司法上,具有构成要件要素解释的必要性。信息网络空间既有"工具属性",也有"公共属性",新司法解释对"公共场所及其秩序"的解释是有权解释,使该罪名的构成要件要素更加清晰,其口袋并未突破。     

五步教学法--刑法分则教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我国 79《刑法》设置的罪名仅 10 8个 ,而 97《刑法》设置的罪名猛增至 413个。若按传统“逐罪讲解”的教学法 ,则每个罪名分不到 2分钟。怎么办 ?本文针对传统教学法不能适应新刑法分则教学需要的情况 ,提出了作者的改革思路 :五步教学法。     

假球黑哨适用刑法浅探

假球黑哨是我国足球职业化的产物,它严重破坏了我国足球职业化的健康发展,一般的行业规章制度已对其难以遏制,只有用刑法才能有效控制,从假球黑哨的主客观表现及刑法中各罪名的犯罪构成要求比较,适用刑法解决假球黑哨问题最适宜的罪名是诈骗罪。     

民生法治观下“民生刑法观”之提倡——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之下,"民生保障"问题本质上是法律问题,是法律对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的保障。作为法律制度之一的刑法,主要从刑事政策、刑法机能、具体罪名设定三个层次来体现民生保障。《刑法修正案(九)》从宏观与微观上体现了我国刑法民生保障的基本特征,故我国刑法可称为"民生刑法"。"民生刑法"是以人为本思想在刑法上的体现,值得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