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侦查研究现状考察

当前，侦查学研究走入了两个误区：其一是认为侦查学是一门纯经验型学科，没有理论，也没有必要研究理论；其二是走入法学研究的范式之中，没有形成自己的道路。其实，侦查学是一门应用型学科，既有理论也同时关注其应用，对犯罪进行研究是侦查学永远的任务，特别是对反侦查的研究，应该成为侦查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当前侦查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却较少。关注反侦查，研究反侦查是侦查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路径。     

略谈我国保安学的几个基本问题

在我国，保安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的应用学科，它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均孕育在公安学之中，是公安学的子学科。保安学有自身的研究对象，这些研究对象构成了保安学的内容体系，其中绝大部分研究对象是保安学特有的，这些是保安学研究的重点。保安学的研究，讲究一般的研究技巧，遵循客观科学的研究方法。它要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知识进行学科研究和学科建设。     

犯罪现场再现论（一）

文章从再现的广泛性研究开始，论述了再现的普遍存在的价值，它是人类社会不可离开的一种思维、一种行为、一种创造，是一种积极的现象，它存在于人们研究积极的社会事物之中，也存在于消极事物的研究之中，对犯罪现场的再现，与其他再现的研究有着质的不同，因为犯罪是一种反社会信息行为，对它的再现是一种仿真，一种模拟，一种实验，文章介绍了当今再现研究的现状，既有国外的研究成果，也有国内研究的成果，通过比较研究延伸了对它的思考，特别是国内的研究已经进入了实质的阶段，有了新的开端。     

“马克思主义青年学”学科建设构想

研究者有必要也有可能将青年研究发展成一门成熟的学科，从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青年学学科体系。青年学是研究关于一个特殊成长阶段的人的学问，“什么是青年”这一问题无疑是青年学的逻辑起点，其研究内容可分为求真的基础研究和求善的应用研究两大部分，前者主要使用理论思维的思辨方法，后者主要使用具体的经验方法。青年研究学科化归根到底是为了促进青年发展，这是我们的崇高使命，也是青年研究存在的价值和依据。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员理想信念研究综述

理想信念是人的精神动力，是社会进步的航标。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强大力量。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就是因为有崇高理想信念。这些年来，国内学界已对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员理想信念做了广泛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对共产党员革命精神的研究，对共产党领导人理想人格的研究，对共产党员思想建设的研究，对共产党员革命价值观的研究等。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理论分析、整体性研究和当代价值的发掘还有待深入。     

对公安派出所职能研究的再认识

公安派出所是市、县公安机关直接领导和管理的派出机构，是公安机关的基层组织。虽然对公安派出所职能的研究是专家学者和实践部门探讨的热点，但对其职能的认识却很难形成共识。原因是研究方法滞后、研究角度单一，从而造成研究的结果缺乏说服力，制约了公安派出所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回顾公安派出所职能定位的历史发展，分析其职能研究的状况，从中发现存在的问题，提出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多搞一些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深入现场进行考察，以探求客观事物的真相、性质和发展规律的活动，是人们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一种科学方法。中央政治局出台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第一条就是改进调查研究，强调“到基层调研要深入了解真实情况，总结经验、研究问题、解决困难、指导工作，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由此可见调查研究是改进作风的重要突破口和着力点，份量是十分重的。     

斯大林的国家利益观

斯大林研究重新成为热点，国家利益观是一个新的视角。斯大林的国家利益观，在研究现状上是欠缺的，至今没有专著；在内涵上是宽泛的，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和文化；在研究方法上是多样的，有唯物史观、历史分析法、演绎归纳法、系统论、影响论和心理分析法；在意义上是多重的，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对“斯大林模式”和苏联历史的研究，对中国战略的定位和调整都起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机关调研工作三问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谈谈调查研究》一文中指出，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它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站在这个思想认识高度，结合我们的机关工作实际，观察分析机关调研工作，的确有不少课题需要研究和反思。     

对侦查学研究现状的思考

侦查学自创立以来已逾百年，然其研究现状却仍不尽如人意：一是研究轨道有所偏离，二是比较缺乏来自实践部门的研究主体，三是与重要自然科学联系不够紧密。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在于，侦查学学科性质和学科地位不明、刑事诉讼法学家对侦查学的影响和侦查理论研究的现实困难等。为此，必须继续探索完善侦查学的思路，力求对侦查学学科的性质和地位进行准确定位，进一步贯彻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相结合的原则，肃清外界不应有的影响，并瞄准侦查学的专业方向奋力开拓。     

社会科学研究中有悖与时俱进精神的现象分析

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是十六大报告的精髓和主题，也是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理论研究和创新的指南。本文拟就社会科学研究中唯书、唯上，失去了推动理论研究与时俱进的动力，脱离实践、相互“克 隆”，窒息了理论研究与具俱进的活力，选题抓不住时代精神。缺乏推动理论研究与时俱进的能力，轻视历史研究，动摇了理论与时俱进的基础等有悖与时个进精神的种种现象进行反思，以期促进理论创新。     

进一步提高对统战调研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

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一贯作风，也是统战部门的优良传统．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党的历代领导人都有过许多重要的论述．毛主席有一句名言:“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江泽民同志也曾多次强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道，成事之基”，     

杨杏佛研究述评

杨杏佛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也是我国早期杰出的科学教育活动家。国内学术界关于杨杏佛的研究有了一些成果，本文拟对此进行概要的介绍，以期对进一步的研究有所裨益。同时本文也指出，学术界对杨杏佛的研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多集中在对其生平及单个思想孤立的研究，远未形成系统，研究还很不深入，研究的内容和领域有待进一步拓宽。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前沿问题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前沿问题主要是对人、主体、价值、发展、科技哲学、伦理的研究，人的研究是最早着手且难度较大的问题，目前主要是在哲学层面进行思考。主体研究实质上也是人的研究，它是侧重同客体的对应关系角度来考虑主体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自觉能动性和创造性以及受动性。价值研究主要是研究客体或物对人的效用和人自身的价值。发展研究是探讨人类社会整体及各个领域的进化和人自身的进步。科技哲学是研究自然界、人的自然观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从科学技术和工艺上揭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及与人自身的关系。伦理学主要是揭示伦理规范与利益、与人性及与环境的关系问题。     

中国共产党开展调查研究的实践历程及其当代意涵

调查研究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传家宝，是党做好一切工作的基本前提和保证。在中国共产党100多年的伟大奋斗实践中，经过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党的调查研究思想得到丰富和完善。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调查研究的新论断、新方法，赋予党的调查研究思想新的时代内涵。今天，强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是对党的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是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成功秘诀，是转变领导作风的现实需要。当前，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必须坚持科学理论指导，把握调研方向；贯彻实事求是路线，端正调研态度；落实问题导向原则，掌握调研方法。     

中国管理学学科研究现状评估——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项目为分析数据简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代表着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和水平，是衡量科研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管理学研究项目的立项数量、立项区域、立项单位、预期研究成果等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发现目前的研究呈现三大特点：研究数量稳步上升，重点项目有待突破；研究区域覆盖面广，但呈现“结构性失衡”；高校是研究主阵地，其他研究主体的研究积极性有待增强。     

20世纪以来“惠东女”民俗研究概述与思考

“惠东女”民俗研究曾经是国内汉人社会研究的典范，其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八九十年代，沿着厦门大学人类学系老前辈林惠祥开创的研究道路，“惠东女”民俗研究开创了繁盛的新局面，但近年来该区域女性民俗的研究走入瓶颈。在综合分析不同时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现，“惠东女”民俗研究中女性民俗研究者的缺失，是该民俗研究没有办法形成新局面的重要原因所在。     

犯罪学实证研究之我见

正确的实证和正确的思辨同样是科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二者对于保证犯罪学研究的科学性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实证研究不同于实证主义。在犯罪学这样一个经验性很强的学科中，应对实证研究给予充分的重视。定量分析是现代实证研究方法的主要特征，定量分析对于当代中国犯罪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实证研究与思辩研究、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有机结合，是中国犯罪学发展的正确道路     

成年女性犯罪

从犯罪学研究的传统看，犯罪学是一项男性的事业，其研究者主要是男性科学家且主要研究界性犯罪，这种研究上的误区突显了传统研究中研究者以及分位占主导的刑事司法系统对女性活动普遍缺乏科研的兴趣。今天，犯罪学研究基本突破了传统研究的框架与模式，突出了女性犯罪研究的地位。本文全面评述了当今女性犯罪研究的进展与深度，对我国的犯罪学研究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借鉴。     

合法性的测量与解释——合法性研究的新转向简

目前合法性的理论研究和个案研究都提供了丰富的解释，而通过社会测量的方法来研究合法性是在这些研究基础上的一个新的尝试。通过对合法性概念的主体、客体、内涵的清晰界定，并确立相关测量指标，而对相关变量进行分析发现，治理、权利、福利是影响合法性最重要的3个变量。同时，在研究中还评价了“希望”等因素对合法性的影响，对传统的合法性研究方法是一个重要的补充，也有助于学术界对合法性资源问题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