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诉讼调解中当事人处分权的虚化

诉讼调解复兴是和谐社会政治语境下司法政策的相应调整和过度反应，同时存在具体制度方面的趋动力。诉讼调解异化为一种方便审判权行使的手段，成为法官追求办案结果或效果的工具，因而导致当事人处分权的虚化。产生这种异化的根本原因是民事诉讼职权主义模式下的审判权本位。当事人处分权虚化侵犯了当事人的权利，破坏了诉讼调解的公正。强化当事人处分权，弱化法官的调解职权，使审判权为处分权提供保障，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合意，才能回归民事调解的基本原则，恢复诉讼调解的灵魂。     

我国民事审判权与民事诉权关系失衡原因及对策研究

民事审判权作为国家的司法权 ,属于公权力 ,是法院在民事诉讼中一切活动的根据 ,而民事诉权作为民事诉讼主体所享有的一项权利 ,则属于私权 ,是其进行民事诉讼活动的基础。二者之间对立统一于每一个具体的民事诉讼中。法院审判权的行使 ,直接关系到对当事人民事诉权的保护 ,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 ,应当寻求一个平衡点 ,以做到对它们充分、切实、有效的保障。     

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下的民事审判权力配置——以德国为视角的考察

受德国民事司法制度特点及德国人传统价值取向和民族性的影响,传统上德国民事审判权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占主导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内外因素作用下,德国民事审判权的配置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主要表现为提高效率、减轻负担和优化配置.德国民事审判权配置所体现出的专业化、效率性、审判权中心主义、审判权不受渗透的特点,启发我们应加强审判权运行的专业化建设,扩大独任制适用范围,并合理借鉴诉前强制调解制度,以实现我国民事审判权在当前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下的合理配置.     

诉权保障与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诉权是指当事人基于民事纠纷的发生（即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议）,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解决民事纠纷或保护民事权益的权利.①宪法和法律赋予国民以自由权、人身权和财产权等权利,同时也相应地保障国民在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时,平等而充分地寻求诉讼救济的途径.……     

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探析

法官是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主体 ,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是法院审判权独立的内在部分 ,是审判独立的核心。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和国际性司法原则 ,是实现法治和树立审判权威的要求。我国现有的审判模式妨碍了法官独立审判权的行使 ,阻碍了法官制度改革的进程。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 ,从制度上完善我国的审判制度 ,保障法官对审判权的独立行使 ,是我国审判体制改革不可回避的关键问题。     

论调解书的再审启动制度——以法院调解的属性为视角

法院调解被认为是我国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方式,又是以当事人自愿原则为核心的纠纷解决形式,因而带有当事人处分权和法院审判权双重属性。但理论界对此双重属性的研究仍止步于表面,这是引发调解书再审启动制度上众多争议的根源。所以,需要系统地探究法院调解二重性的内涵,为其再审救济方式"正名",并在其属性建构的分析框架下、以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讨论调解书再审启动的事由、主体等实质条件和级别管辖、申请期限等形式规则。     

完善民事行政法律监督机制的若干意见

依据新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各级检察机关已全面开展民事行政法律监督工作,但举步维艰,效果甚微。这种状况固然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但民事、行政法律监督机制上存在的缺陷才是其根本原因。笔者拟围绕这一问题提出若干意见: 一、明确划分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各自的权限和职责范围。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实现权力制衡。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法律监督权。审判和法律监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是保障国家法律得以正确实施的主要途径。建立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相互制约机制的前提是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法律监督权。但在目前的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体制下,没有分清     

民事检察监督若干问题探讨

现代社会任何权力都必须有制衡和监督,对审判权的监督实质上是对其是否合法行使进行监督.法院裁判的确定性和客观性是对法院裁判进行监督的前提.民事检察监督是一项符合我国国情的重要制度,应通过明确民事检察监督的范围、规范检察机关和当事人的关系来完善民事检察监督.     

论我国民事与行政案件类型之界分

在现代社会,随着公法的私法化与私法的公法化,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界分日趋模糊。判断某一争议是否为行政争议还是属民事争议,必须考量其主体因素、公权力因素、所适用的法律法规之实质规定以及公共利益等多种因素。在实践中,为更好地解决行政与民事审判权限冲突,必须构建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权限争议解决机制,以确保法院民事与行政审判权的有效运作。     

系统论视野下对民事集中审理的多维度思考——中国庭审方式改革之反思与展望

集中审理主义作为当今两大法系诸多国家的共通性选择,在不同国家呈现出各不相同的具体运行样态。对各国集中化方案的"公因式"进行提取,可以获得构成集中审理模式的必备性基本要素;对其中的本质"个性"进行提炼,能够为集中审理的类型化研究提供分类依据和新的思考视角。在新民事诉讼法施行初期,应当以中国问题和本土语境为出发点,分别从价值、理论、规范、实践等维度,探寻并培育具备"公因式"且契合社会现实需求的中国式民事集中审理,以保障程序系统论谱系下诉权与审判权之间、事项或问题与具体程序阶段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并矫正民事司法改革过程中存在的参与主体和利益取向单一化、域外制度移植盲目化、制度规定宣示化等问题。     

美国涉外证券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研究

文章以美国联邦证券法律体系中的涉外证券民事诉讼管辖权制度为对象,从管辖权的“法律基础”与“合理依据”两方面着手,重点论述了联邦证券法下的级别管辖、一般管辖问题。同时,对美国1971年《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的相关规定及其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一定探讨。文章认为,对涉外证券立法严重滞后于相关实践的我国而言,美国在涉外证券管辖权方面的立法与实践,对我国相关制度的构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国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建构探究

民事执行是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环节,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检察监督具有必要性与合理性。应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规范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范围与方式,完善程序设计,建立检法协同工作保障机制,积极构建我国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使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发挥其应有效用。     

浅析民事诉讼协议管辖制度简

《民事诉讼法》关于协议管辖制度的修订，吸收了民诉学界多年来研究的先进成果，打破了原协议管辖制度的桎梏，统一了国内与涉外协议管辖。然而，这次修订无论立法编排上还是内容的实效性上都存在一些问题。当务之急应考虑如何充分发挥协议管辖制度的功能，使其更有效地遏制地方保护主义和保障当事人的诉权，而不仅仅是修改形式上的内容。     

论欧盟民商事裁判管辖权体制的基本架构

欧盟理事会《民商事件管辖权与判决承认及执行条例》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直接民商事裁判管辖权体制正式形成。而三项管辖规则构成该管辖权体制的三根支柱,即住所在欧盟成员国内的人原则上均应在该国被诉;在欧盟一成员国有住所的人可依特别规定在另一成员国被诉;在任何成员国无住所的人得在一成员国依该国国内法规定被诉。欧盟民商事管辖权体制的运作真正实现了欧盟成员国在有关民商事管辖权规范方面的高度协调一致。     

民事司法视域下司法权的内部分配与外部调整——以司法权是审判权为前提

司法权在法院内部可以分解为立案权、审理权和判决权,以破解法官管理行政化的弊端,提高司法效率,提升司法公信力.司法系统的纵向调整既规避走西方三权分立模式,又要兼顾对司法权的监督.科学厘清司法权运行的外部制度,确保回归司法权的国家属性与专一性是司法权配置取得成效的关键.     

论我国证券民事诉讼制度

20 0 3年 2月 1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实施。该司法解释是我国证券民事责任立法中关于虚假陈述责任第一个较系统的规定 ,并将对我国的证券民事诉讼有重大影响。在该司法解释实施之际 ,本文就我国证券民事诉讼的起诉条件、诉讼时效、管辖、诉讼方式来论述我国的证券民事诉讼制度。     

民事再审之能动司法

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成为受理民事再审申请案件的主要管辖法院,民事申请再审作为独立诉讼程序正面临着重重困境。能动司法理念的提出,为解决民事再审工作困难指明了出路。中国语境下"能动司法"与美国"司法能动"有本质的区别,对"能动司法"的适度限制是"能动司法"意涵中的应有之义,通过能动司法制度建设,具体包括服务性、主动性、高效性的制度建设,解决民事再审审查工作中案多人少、涉诉信访压力大、各地裁定再审标准不统一等问题。     

民事再审程序司法解释之评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从总体上看,是遵循民事诉讼的规律,依据民事诉讼的特点,总结审判实务中的经验,吸取理论研究的成果而制定的,具有务款多、规定细、内容新的特点。但是,对于如何界定“明显违背立法本意”和“严重违法行使管辖权”,该司法解释中的若干规定仍有探讨和商榷的余地,也还存在进一步改进、完善的空间。     

试论民事检察制度之完善

我国现行民事检察制度之具体运用体现在民事诉讼法确立的检察监督制度 ,限制了检察权在民事诉讼领域的有效行使 ,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益及保证诉讼公正的要求。完善民事检察制度应根据我国实际情况 ,拓宽检察监督的范围 ,增加民事检察监督的方式     

再议我国公务员法中的抗命权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54条明确规定了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时具有抗命权,但在实际运行中抗命权具有不确定性。公务员的抗命权应得到充分的法律保障,才能提高其行政能力,才能促进公务员法在运行中不断完善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