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款”增资取得公司变更登记行为之刑法分析——虚报注册资本罪与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的区分与适用

虚报注册资本罪、抽逃出资与虚假出资罪是我国刑法规定的罪名,三种罪名在司法实务中极易混淆.文章通过相关案例,从主体上、主观方面、客体等方面进行分析,得出借款增资取得公司变更登记行为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而非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并明确虚假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在立案追诉上的条件,以及该罪的刑事适用变化情况.     

我国公司采取统一的折衷资本制研究

资本是公司赖以设立和发展的基础。为使公司资本的运行有序高效,我国《公司法》规定了较严格的资本制度。现行的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等问题。公司法修改应当采用统一的折衷资本制。     

股东出资形态的认定及规范

出资制度是公司法的一个核心制度,虚假或抽逃出资表现在各种各样的股东行为中,应当结合行为标准与主观标准来综合认定,这样股东出资形态的认定才是完整的、准确的.对虚假和抽逃出资的规范应当在均衡考量的基础上,补充股权处置的规则,完善诉讼时效的规定.     

违反出资义务的民事法律责任比较研究

《公司法》对注册资本的过分倚重以及对违反出资义务法律责任规定的疏漏,使整个社会长期以来对“资本”的担保功能存在误解的同时,却很难通过法律手段对虚假出资、出资不实、抽逃出资等违反出资义务的行为进行有效遏制。在实践中,违反出资义务的情况极为普遍,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股东与其他出资人、公司债权人与公司之间的诉讼纠纷经常因此而起。总结我国公司法实践,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改进我国有关违反出资义务法律责任的规定,尤为必要。     

虚报注册资本罪主体若干问题的思考

虚报注册资本罪是在1997年刑法修订之后新增加的一个罪名,设立该罪名的初衷就在于从刑法层面规范公司资本制度,保护市场交易的平等、安全进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公司成为了市场经济活动中最基本也是最活跃的参与者,公司资本制度的保障对于经济交往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特别是随着新公司法的颁布,刑法对虚报注册资本罪的规定,特别是对该罪主体的规定显得尤为抽象,给司法实践带来种种不便。本文拟就虚报注册资本罪的主体问题做一深入的探讨。     

《公司法》中的虚假出资刑事责任探究

当前虚假出资行为屡见不鲜,致使公司资本出现空洞,损害中小股民利益,严重影响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遗憾的是我国《公司法》虽对股东、发起人出资行为做出了严格规定,但未从制裁的角度具体设计如何追究虚假出资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文章拟从罪名设置的角度,通过对虚假出资行为的分析来探讨我国刑法上的有关规定,希望对打击虚假出资这一违法犯罪行为有所帮助。     

论虚报注册资本罪

企业公司化，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措施，也是我国企业制度与国际企业制度接轨的不可缺少的步骤。公司在我国出现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事情，我国第一部公司法是于1993年12月29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在公司制度建立和公司出现之前，当然不存在虚报公司注册资本的犯罪，因此，79年刑法没有也不可能规定虚报注册公司资本的犯罪。随着公司制度的建立，公司的出现也日益增多，虚报公司注册资本，严重扰乱经济秩序的行为也随之产生。为了维护公司制度，保障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199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该决定第1条将虚报公司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妨害清算罪之立法反思与完善——以我国现行公司、企业清算制度为背景

随着新《公司法》、《企业破产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我国公司、企业清算制度的法律框架基本形成,对清算人②、清算义务人③等相关主体违法清算或怠于清算的民事和行政责任追究机制亦逐步完善。然而在刑法规制层面上,则仅有妨害清算罪这一罪名,并且由于其立法之内在缺陷,未能完全反映当前公司、企业清算制度在刑法上的要求。因而有必要借鉴国外立法经验,从行为方式、时间要素、犯罪主体等构成要件方面入手,完善妨害清算罪立法,以期实现对公司、企业清算制度及债权人利益的全面刑法保护。     

论知识产权犯罪的¨入罪门槛¨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国内外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法律问题已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尽管各国在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立法上存在一些差异,但普遍存在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日益宽泛,刑罚日趋严厉的发展趋势,而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的“入罪门槛”过高,对知识产权犯罪的惩罚措施呈现出明显的轻刑化趋势,似乎是不符合知识产权刑法规制的强保护政策,因而如何看待我国刑法关于知识产权犯罪“入罪门槛”的规定以及我国刑法中的相关法律制度,就成为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抽逃出资案件的侦查

股东抽逃出资属于《公司法》中股东出资瑕疵的一种形式，不仅侵犯了法人的独立财产权，也危害了债权人和其他股东的利益。与虚假出资相比，抽逃出资具有复杂性、隐蔽性的特点，也是侦查领域的难点。通过对股东抽逃出资表现形式的分析，可采用调查公司的设立状况和生产经营过程等办法调查股东是否有抽逃出资行为。     

新《公司法》背景下虚报注册资本罪的适用问题探析

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经历了由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到授权资本制;而虚报注册资本罪从1997年刑法典到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立法解释,其刑法规定一直未变。虚报注册资本罪的适用范围已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严格限制。新的背景之下,虚报注册资本罪无法适用于普通公司的原因在于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转变、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以及实践中查处虚报注册资本罪的难度过大。     

新《公司法》的突破与创新

新<公司法>不再一味强调限制、约束、规范、管理,而要强调鼓励、推动、支持、促进,从而实现了一些法律规则和制度的突破.新<公司法>确立了一人公司制度;改革了公司资本制度中的最低资本额定、股东出资方式与出资的比例结构、转投资的限制与取消、股份回购制度的限制与放宽等;完善了中小股东的保护制度,设置了异议股东股份收买的请求权、公司司法解散请求权、股东代表(派生)诉讼权等制度.公司法中既有强制性规范,又有任意性规范.公司法的强制性和任意性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司法实践和公司经营中经常要面对的问题.     

论有限责任公司发起人瑕疵出资的补缴责任——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为视角

我国2013年《公司法》修正案关于公司设立时出资问题的规定彰显了现代企业制度的自治理念,《公司法司法解释(三)》进一步细化了有限责任公司发起人出资瑕疵的补缴责任来确保公司资本的充足和真实。但是学界对《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相关规定是否合理存在争议,本文拟从有限责任公司瑕疵出资发起人补缴责任的法律属性、《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3条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足额发起人连带补缴责任的合理性以及债权人成为出资补缴请求权主体的理论依据三个角度出发,探讨我国有限责任公司发起人瑕疵出资的补缴责任体系。     

微罪立法之提倡

微罪是根据犯罪分层理论提出的区别于重罪、轻罪的犯罪类型。结合我国刑法结构与犯罪情势，将微罪界定为“可处拘役或拘役以下之刑的犯罪”较为适宜。微罪立法可限制行政权、预防犯罪、保护社会，提升我国犯罪治理司法化程度。未来应扩充微罪立法，优化立法技术，完善处遇措施；同时注重程序从简从快，加强出罪出刑，建立犯罪封存制度，通过各方并进、协同联动，提升微罪治理的法治化、科学化水平。     

我国公司出资方式的立法选择

出资者的出资是公司取得企业法人资格的基础,是公司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物质保障,在公司资本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进一步明确公司出资方式的立法选择,以期对公司法的修改和完善有所帮助。     

一人公司构成单位犯罪之否定

新《公司法》的一人公司不仅是对传统公司法法人格理论的颠覆,对建立在传统法人格理论基础上的有关单位犯罪主体资格的刑法理论也有不小的冲击。如何界定一人公司在刑法中的地位,一人公司是否具备单位犯罪的主体资格,是刑事司法实践中必须且已经在面对的新问题。我国刑法典规定了多达134个单位犯罪罪名,正确把握一人公司犯罪是以单位犯罪认定,还是以自然人犯罪认定,将深刻地影响到对一人公司的刑法保护和制裁。     

胁迫类犯罪研究——兼析强迫交易罪及强迫职工劳动罪

国外刑法除规定各种具体的胁迫类罪名外,还规定了胁迫罪和强要罪.为避免刑罚处罚的空隙,有效保护公民的意思决定自由,我国应增设胁迫罪罪名.不发生在商业活动领域的强迫交易行为,不构成强迫交易罪.强迫职工劳动罪,是自然人犯罪,不是单位犯罪.     

对公司法修改的若干意见--论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完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化发展,<公司法>存在的缺陷也日渐暴露,对它的修改已提上议事日程.文章从公司资本制度的基本立法原则、股东的出资以及公司取得自己股份的限制等方面浅谈<公司法>中资本制度的完善.     

略论对有限公司虚假出资股东之法律规制——兼谈我国公司相关立法之完善

公司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是现代企业的两大基石。但有限责任原则的前提是良好的资本信用。我国《公司法》采用了严格的资本确定原则。但实践中仍有不少出资人通过虚假出资而取得公司登记。对此,现行法律对其规制表现在:其一,对公司进行处罚;其二,对虚假出资者进行处罚。笔者认为:对有限公司股东虚假出资的规制,不应仅停留于公力干预之层面,而应同时注重内在监督与制衡机制之培育。建议在修订《公司法》时,第一,明确规定虚假出资者应承担对公司的违约责任;第二,规定除权程序。     

论违反出资义务的法律后果

公司法上的出资义务是发起人、认股人以及股东依法向公司履行的一项给付义务。违反该项义务,应当向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股东违反出资义务,并不影响其股东资格,但其股东权的行使应当受到制约。股东权限制理论是从违反出资义务股东的角度作出的制度安排,但这一理论安排没有考虑到具体的违反出资行为对公司及守约股东的损害程度,而且不能明确何种权利应当受到限制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受到限制。事实上,赋予公司和守约股东抗辩权更有利于保护公司和守约股东的利益。在违反出资义务的情形下,股东转让股权的,无论受让人善意与否,均应当连带承担出资补足责任。在股东拒不履行出资义务时,公司可以启动失权程序,终局性地解除违约股东的股东资格,以达到维护公司稳定、保护公司资本真实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