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扶贫攻坚力度 加快同步小康步伐

乐山市沐川县自2011年被列为国家乌蒙山区连片扶贫开发县以来,始终坚持以连片扶贫开发、整村推进项目为载体,加大扶贫投入,扶贫攻坚工作取得阶段成效。但是沐川贫困人口多、基础设施差、扶贫机制不完善的问题依然较突出。要加快沐川扶贫攻坚步伐,就要理清思路,明确扶贫新目标;科学规划,坚持精准化扶贫;整合资源,坚持多元化投入;突出重点,坚持开发式扶贫;健全机制,坚持长效化攻坚。     

陕西山区教育扶贫实践研究——以陕西省清涧县为例

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教育扶贫作为我国实现脱贫攻坚的重要路径,是拔除穷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要完成"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的战略目标,今后几年必须抓住教育扶贫工作的关键点,即将"输血式扶贫"全面升级为"造血式扶贫"。将中央教育扶贫政策、国内教育扶贫工作示范区域的先进经验与陕西省清涧县教育扶贫现状结合起来,可以对陕西山区教育扶贫工作的长效有序开展提出以下四点建议:一是以"志智双扶"思想为指导;二是支持乡村教师发展;三是以教育信息化推进教育扶贫;四是教育扶贫要强化技能培训和就业创业能力。以期对陕西山区教育扶贫工作提供借鉴和指导。     

以乌蒙山连片扶贫开发为抓手 全力开创山区扶贫工作新局面——以乐山市沐川县为例

近十年沐川县扶贫开发工作取得长足进步。但是由于受交通区位、发展基础、思想理念等方面的制约,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扶贫攻坚任重道远。推进沐川县扶贫开发工作,应科学调整规划,合理整合项目,有效使用资金,创新扶贫方式,深化农村改革,健全服务体系,加强督查考核。     

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时代意蕴和实践价值——学习《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

面对我国脱贫攻坚关键时刻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以及国内外严峻的减贫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认识扶贫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针对以往扶贫开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精准扶贫思想。深入探究这一重要思想的时代意蕴、主要内容和实践价值,对于扎实推进精准扶贫,确保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有效推进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

新时期，云南省扶贫开发已经进入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同步推进的新阶段。扶贫开发作为一项最大的民生工程，被国家于1986年正式提出并大规模组织实施。在这个过程中，云南省通过扶贫开发解决了近千万农村贫困群众的温饱问题，贫困人口从1986年底的1200多万，减少到2010年底的337．5万，成效十分显著。2011年，国家制定了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新扶贫标准，划定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为主战场，提出了“区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促进区域发展”的工作思路，标志着扶贫开发已经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其中，云南省内的乌蒙山区、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和藏区4个片区91个县被纳入国家重点扶持范围，是享受中央新一轮片区政策实惠最多的省份，同时也是片区攻坚任务最重的省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工作的困难和优势

扶贫历来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关键环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为更好推动我国的扶贫工作,必须首先了解我国扶贫工作的困难和优势。     

习近平精准扶贫战略思想体系探析

习近平精准扶贫战略思想,体现了扶贫攻坚的时代特征,是对扶贫开发工作的经验总结,是新一届党中央关于扶贫开发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标志性成果,揭示了新时期扶贫工作的重大意义,这一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内涵、理论基础及基本特征方面充分体现了其马克思主义创新成果的科学本质,是做好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的根本指针和重要遵循。     

在新农村建设中全面推进扶贫开发

中共云南省第八次党代会围绕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开放和谐云南的大局，对扶贫开发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为新时期搞好扶贫开发指明了方向，明确了定位，更增强了扶贫工作服务大局、围绕主线、推进主题的自觉性和紧迫性。云南省2006年扶贫开发，共投入扶贫资金31．3亿元，取得了五个重点突破、三项新进展、两方面进一步加强的显著成效。一是整村推进、劳动力培训转移、产业扶贫、安居工程、边境民族地区扶贫等五项工作取得了重点突破。     

文化扶贫助力贵州脱贫攻坚

贫困既包含经济上的贫困,也包含精神上的贫困,且精神贫困是导致经济贫困的根源。要彻底改变贫困地区的贫困状态,必须改进扶贫方式。随着扶贫工作的推进,文化扶贫已逐渐成为国家扶贫开发战略中的重要内容。贵州省丹寨县、松桃县、正安县通过文化扶贫把扶贫与扶志扶智结合起来,把本地的文化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因地制宜,挖掘、培育、开发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及人才资源,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引导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增强自我"造血"功能,促进观念的转变、环境的改善和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实现了脱贫攻坚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的转变。     

做好扶贫开发加快新农村建设

近年来，恩施市利用国家扶贫政策，创新扶贫机制。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建设新农村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成绩，得到省、州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评价，被誉为湖北省扶贫开发工作的排头兵。     

新中国扶贫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政府历来重视扶贫开发工作,推动农村减贫取得重大成就,形成了中国特色扶贫道路及扶贫理论体系。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五代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立足中国国情与贫困实际,在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及共同富裕思想基础上,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丰富了中国扶贫思想体系,为扶贫开发战略政策制定、实践提供了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为扶贫开发理论的完善提供了思想来源和理论支撑,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为全球减贫知识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制度创新与扶贫攻坚

本文从我国扶贫工作中的重点、难点出发 ,论述了制度创新在我国扶贫攻坚战略中的重要意义 ,并针对扶贫攻坚这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阐述了扶贫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 ,以利于我国扶贫目标的顺利实现。     

浅论民主监督与新闻监督对扶贫攻坚的合力监督

"十三五"时期云南扶贫攻坚任务繁重。重视和加强对脱贫攻坚工作的民主监督,进一步提高新闻媒体的公信力,为精准脱贫攻坚战提供强大的监督是人民政协义不容辞的责任。结合云南政协报的一些实际工作,探讨在扶贫攻坚工作中,如何将政协民主监督与新闻舆论监督形成合力监督,无疑有助于云南脱贫攻坚工作的加强。     

统一战线视阈下闽东畲族文化资源扶贫式开发研究

闽东畲族文化资源丰富,在扶贫攻坚背景下具有极强的社会功能,它的开发程度直接关系到闽东畲村精准扶贫的成效。畲族文化资源扶贫式开发离不开社会各界力量的参与和推动,必须发挥统一战线对民族经济发展的助推作用,找准扶贫开发路径,壮大开发规模,不断增加民族文化资源的扶贫效益,促进畲族文化资源开发与扶贫事业的共赢式发展,实现闽东民族和谐共建的目标。     

坚定信心补齐短板 持续巩固脱贫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2015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以来,云南省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坚持党政一把手负责制、五级书记抓扶贫,尽锐出战、攻坚克难,全省贫困地区"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基本解决,脱贫攻坚工作取得决定性胜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全省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累计脱贫613.8万人,年均减贫120万人以上。     

论精准扶贫与国家扶贫治理体系建构

精准扶贫是新时期我国扶贫战略思想之一,也是提高扶贫开发效果的必然路径选择。通过阐述精准扶贫的内涵、外延和理论基础,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精准扶贫和大规模减贫所经历的扶贫治理体系变迁过程。可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扶贫开发目标呈现多元化特点,扶贫治理体系围绕片区精准和个体精准建立了专项扶贫、行业扶贫和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扶贫战略格局。然而,由于体制机制等诸多因素,要实现精准扶贫目标仍面临不少挑战。     

简论新时期湘西州推进扶贫开发思路创新

确保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是新时期扶贫开发的战略目标,作为国家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域与湖南省扶贫开发主战场的湘西州,必须树立全新的扶贫开发意识,创造特色的扶贫开发新路,继续稳步地推进扶贫开发工作再上新台阶。     

必须进一步认识扶贫开发工作的艰巨性和重要性

必须进一步认识扶贫开发工作的艰巨性和重要性扶贫开发工作的艰巨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完成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难度很大，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二是完成了八七扶贫计划提出的任务，也只是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进一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任重而道远，还需要更长期的...     

合力推动全省扶贫开发不断取得新成效

2012年以来，中共云南省委、省政府先后召开了全省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印发了《云南省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对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一年多来，全省各级各部门按照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认真落实各项扶贫措施，不断加大工作力度，全面启动滇西边境山区、乌蒙山区、石漠化地区、迪庆藏区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深入推进兴边富民“十大工程”，2012年共投入省以上财政扶贫专项资金42．11亿元，减少农村扶贫对象210万人，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365元，实际增长16．5％，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实现了扶贫开发工作的良好开局。     

科技扶贫政策演进与结构特征——基于政策文本的实证分析

科技扶贫政策体系的优化和完善程度直接影响扶贫开发工作成效,关乎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对1985年以来我国科技扶贫政策演化轨迹和结构特征进行梳理是深入研究科技扶贫的基础。运用内容分析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1985年至今中央层面颁布的科技扶贫政策文本展开量化研究发现,我国科技扶贫政策演化呈现低位徘徊—平稳增长—阶段回落—稳定发展的四阶段特征;政策制定主体表现为松散的"简单多元决策"特征;政策制定主体协作表现为简单二元网络决策模式;在政策工具选择使用上,表现为能力建设工具使用过溢、激励性工具和系统变革工具使用不足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