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来新中国外交布局的发展——对党代会政治报告的文本分析

外交布局是国家在对外关系中对与不同国家关系轻重缓急、先后顺序的安排，体现国家对外关系的定位和战略。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的文本分析，可以看出，从八大到十一大，中国根据无产阶级的阶级观和国际观，在对外关系布局中始终把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放在第一位，其次是对被压迫民族的支持，第三是反对西方帝国主义。而从十二大到十七大，经过改革开放以后的不断调整，到本世纪初中国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是重要舞台”的成熟、稳定的外交布局。随着对外关系布局的变化，中国对外交往的领域在扩展，内涵在丰富，以关系为导向的外交正在朝以功能和领域为导向的外交发展。     

在妥善处理四层关系中实现合作共赢--学习习近平关于外交工作的新理念

十八大之后，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新局势，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运筹帷幄，高屋建瓴，准确把握世界格局变化和中国发展大势，以长远和开阔的眼光纵观全局，围绕“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及“中国梦”，一方面保持中国外交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另一方面审时度势，创新思维，谋划新的外交政策和策略方针，在此基础上开展了一系列重大的外交实践行动。在对外关系方面，新一届领导人继续贯彻“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重点、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是舞台”的外交战略，灵活多变地开展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模式。新型大国关系，“真、实、亲、诚”的发展中国家外交，“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积极主动的多边外交，成为新一届中国政府妥善处理对外关系的新思路。     

习近平总书记的外交思想与实践

十八大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高屋建瓴地提出一系列对外战略思想和外交策略方针,积极倡导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总体目标,认真做好把握战略机遇、应对挑战的两手准备,努力处理好争取维护国家利益与承担国际责任、维持软实力和硬实力、坚持韬光养晦与积极有所作为三个平衡,妥善处理中国与大国、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四对关系。其扎实的外交开局,为推动我国向“负责任大国”方向迈进奠定了良好基础。     

中国构建和谐世界的建构主义分析

构建和谐世界是中国外交的新理念,同时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本文通过对中国外交实践的分析,揭示中国和谐世界的理念是如何通过中国国家集体身份的构建在对外关系中得以体现的,阐明集体身份的构建对于提升我国在亚洲和世界的亲和力与影响力,以及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的意义所在。说明正在崛起的中国不会成为发达国家、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威胁者,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对亚洲乃至全世界来说,所带来的是更多的机会而不是威胁,是利益互补而不是挑战与冲突。     

诚意信号表达与中国外交的战略匹配

中国外交中的诚意信号表达是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地位和利益展现的重要内容。中国对外诚意信号表达具有政策宣示、行为信用两种基本渠道。自冷战结束以来,在中国与东盟以及中国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中,均可发现中国的和平、合作以及责任等诚意信号表达,并且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效,但也存在不同特性的负面效果。在诸多影响变量中,战略匹配的不一致成为影响中国诚意可信性的重要因素。系统剖析中国对外关系中的诚意信号问题,可以管窥中国外交的文化实践及其理论动因,也有益于思考中国在力量增长情况下的国内战略协调问题。     

全球化环境下的中国文化外交

适应后冷战结时期经济全球化在上层建筑层面的文化领域的影响和反映,中国提出和采取了一系列的对内、对外政策的主张和行动,勾勒出后冷战时期中国文化外交的轮廓和内容。包括对内巩固传统文化,丰富中国文化;对外参与和利用国际多边机制,推动文化保护、交流与合作;并在国际上主张文化多样性,开展文化外交。文化外交正丰富和充实着中国的总体外交,赋予中国外交更多的中国特色。     

理解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

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在保持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连续性的同时,也展现出新趋势和新特点。在战略和宏观层面,外交服务内政的主要任务和外交总体布局基本维持不变。在具体政策层面,仍然重视对美关系,提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在海洋权益争端和朝鲜核问题上,一方面保持原有政策的连续性,另一方面行动更为积极,政策更加明确。在操作层面,"首脑外交"更加活跃,国家利益在对外关系中的坐标作用更加突出,外交工作的全局统筹、顶层设计、中层协调和一线执行等都得到强调和重视。这些新趋势是改革开放以来成功外交的延续,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家身份以及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的要求,是中国政府和社会环境变迁的客观结果。这一发展趋势将会延续下去。鉴于影响中国外交的因素在增加,未来中国外交将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亟须在不同观念和利益、国内和国外、维稳和维权、国家利益和正义原则之间尽量寻求平衡。     

对外依存与中国外交的战略自主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对外依存度偏高的风险,而经济上的对外依存与战略自主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影响关系。回顾一些大国的对外战略可以看出,相互依存直接影响对外战略,对外依存度过高会导致战略自主性的下降,从而极大缩减战略选项,甚至在一些关键节点不得不诉诸战略冒险。中国的对外依存与战略自主的关系也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一度采取"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略自主。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技术和能源的依存度不断上升,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对外战略的全面自主发展。因此,中国的大国战略必须在外向与内顾、国际与国内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更为合理地协调对外依存与战略自主之间的关系,将全面深度改革开放与全方位外交布局紧密联系在一起。唯其如此,中国未来的大国外交才能行稳致远。     

从“狐狸”到朋友:1980年代中国对“东欧五国”政策

本文的目的是研究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期中国对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五个国家的政策的演变过程。中国外交史研究中将此五国称为"东欧五国",这是基于当时的地缘政治和中国对外政策面临的问题而形成的概念,它被当时的对外政策部门用来界定其研究和实施专门的政策,这反映了那个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些特点。通过建立分析框架和揭示该时期中国有关政策的演变过程,表明中国对一些国家政策的变化主要是中国国家发展战略与安全战略转变的结果,并不是或主要不取决于中国同这些国家双边关系的状况。     

《盐铁论》对外关系辩论与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研究

本文由思想史路径梳理探讨《盐铁论》中的对外关系理念,以期拓展当前有关中国古代战略与外交思想讨论的视野。《盐铁论》成书于帝制中国儒术"经学时代"的形成期,直接反映了实际的政策辩论过程。"盐铁"辩论中大夫与贤良文学的交锋大量涉及了对外关系与对外战略。其中,御史大夫强调夷夏大防,主张通过武力来消除威胁,保障安全,认为采取进攻战略能够获得更大利益,反对和亲政策。贤良文学则从文明标准认识夷夏之分,认为应当通过施行德政来归化外夷,他们强调进攻性战略无利可图,扰乱国内秩序,认为和亲是更有效的办法。相关言论既是对此前时代对外关系思想的援引借鉴,又同其时代环境有着密切关联。盐铁辩论反映了先秦儒家思想在被统治者意识形态化过程中出现的变异,展现出儒法合流、王霸杂糅的特征。《盐铁论》说明中国古代一般战略思想有其历史内在的复杂性,研究中国古代对外关系思想有必要将思想史路径重新"找回来"。     

入世--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新阶段

文章指出中国入世后对外经济关系将进入一个多边框架下的多领域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阶段。作者分析了中国入世后对外经济关系变化的几个新特点,并认为入世后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但也将会变加复杂。因而需要我们进一步切实做好几项应对工作。     

论公司与股东的外交保护

外交保护是国际法中的老问题,就公司、股东外交保护问题来说,我们必须通过积极参与国际法规则的制定,努力实现两大目标:其一,对于外国在我国国内的投资,要依法对其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出现纠纷,要立足国内法律体系给予救济,防止其母国滥用外交保护;其二,我国的企业正在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当我国的海外公司企业遭受损害之后,也要积极利用外交保护规则来保护我国海外国民的权益。     

从"睦邻"到"睦邻、安邻、富邻"——试析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经历了一个从“睦邻”到“睦邻、安邻、富邻”的转变。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睦邻”外交政策的着眼点在于确立中国与其周边国家的平等关系,而“睦邻、安邻、富邻”外交政策的提出表明中国开始将实现同周边国家的共同安全和共同繁荣确定为自己的努力方向。中国对周边外交政策的转变是在她不断协调同外部世界关系的过程中实现的,因而“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是“中国的既定方针”。     

中国外交的大局意识

大局意识是中国外交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大局的前提条件。中国在制定外交政策和在外交工作中,坚决反对别国干涉中国内政,切实维护中国的政治稳定;努力发展与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的关系,促进中国的经济稳定;妥善处理敏感涉外事件,避免引发国内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强与国际社会特别是邻国的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跨国犯罪,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新发展

对外经济合作是中国外交和外经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开展对外经济合作的基本立场是“守约、保质、薄利、重义”。中国开展对外经济合作比较成熟的业务方式有对外援助、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境外投资等。中国政府在 5 0多年的对外经济合作工作中 ,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管理制度。对外经济合作有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 ,增进了人民间的相互了解 ,推动双边友好关系的发展。本文旨在使读者了解对外经济合作的基本情况 ,以便加深对经济外交作用的认识。     

中国外交的三维发展

中国外交近年来的发展变化呈现三维的特点:在空间上从总体外交向立体外交发展,公共外交日益突出;在平面上务实地确立对外关系中重点、基础和首要的格局;在时间上与时俱进,适应形势的变化,有了一些新的发展。但是从时间维度看,一些外交行为和公众观念仍然受到某些旧政策惯性的影响,摆脱其影响,才能更好地与时俱进。     

中日邦交的恢复与日台“外交”关系的终结

本文从历史学实证研究的角度,考察中日恢复邦交与日台“断交”的基本过程,指出日台“建交”是冷战初期意识形态斗争加剧、中日关系被严重扭曲以及朝鲜战争热战之形势下的产物,对于一向讲求实际的日本民族来说不会过于长久;中日邦交的实现,凝聚了两国领导人的智慧与魄力,给中日两国带来的不仅是历史恩怨得到化解,更为重要的是实现了国家行为的双方受益。     

中国对外经济政策50年

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目标是国富民强,尽快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本文试图展示过去50年以来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主要特征、影响对外经济关系的各种因素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5年以来所受的冲击和面临的挑战,并进一步探讨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应如何作出调整。     

论中日关系的历史与未来

影响中日关系的实质性问题并不是复交与否,而在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怀抱大国之梦,与中国有着深层次的分歧。在热战时代,两国是侵略和被侵略的关系,水火不容;在冷战时代,演变成了两个阵营的对立;冷战结束之后,综合国力趋近,而国家利益趋远。只有强强共处才能够确保中日关系的平稳发展。     

万隆会议前后中国政府打开与亚非国家关系的努力

(本文主要根据外交部新开放档案撰写)万隆会议是中国与亚非国家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中国领导人注意到朝鲜战争期间亚洲和阿拉伯国家在联合国的行动及日内瓦会议后国际局势的新变化,提出了建立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增强外交工作阵营的战略性方针。在此方针的指导下,新中国政府积极准备参加万隆会议,希望以此为契机来打开与亚非国家关系的新局面。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期间的活动为中国发展与亚非国家关系奠定了基础。万隆会议后,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发展,与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