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修辞论辩理论研究

论辩一直是西方修辞学研究最基本的概念之一。从古希腊到近代,论辩理论都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文章梳理了修辞论辩理论的历史发展,阐述了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的古典论辩的观点,近代图尔明和佩雷尔曼形式逻辑论辩到非形式逻辑论辩理论,以及修辞论辩的最新研究——视觉修辞论辩,从而对修辞论辩理论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法律修辞说服理论的语用有效性分析

作为对司法过程中价值因素予以较多关注的法律修辞方法,其本身修辞论证过程就是一种建立在语用学转向基础之上的说服性实践论辩。因为无论微观修辞技巧还是宏观修辞论证,都是一种语用型式的表达,论辩中的语用有效性是修辞说服的主要理论依据。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语境的分析和把握拓展着有效性概念的理解,使对案件的分析由静态关注转向动态研究;二是主体间性共识的达成,保证判决得出作为“好论证”而具有更强的可接受性。     

论法律事实的修辞论证——以“崔英杰案”为例

在司法活动中,法律事实还原的程度关系到法官的正确裁断。人们往往会从不同的立场出发,运用修辞的方式来论证这一事实还原过程。法律事实还原必然需要通过修辞来进行,使命题具有可接受性,并提供可供论证的知识,从而使得命题具有说服可能;但是修辞论证也必须围绕自然事实,即修辞存在客观不能和优化可能。修辞论证帮助我们在法律事实还原中限制价值判断的恣意,成为通向法治的通途之一。     

论西方修辞在新闻报道中的应用

西方修辞在西方社会无处不在.修辞方把事实当成可调控的修辞资源来说服修辞受众,修辞者和修辞受众之间存在着权力互动关系,受众拥有对修辞者的评判权而反作用于修辞者.通过对西藏3·14事件的修辞过程进行分析,让中国受众认清西方媒体的本质,提高其应对能力.     

判例法的修辞论证传统——论佩雷尔曼新修辞学与判例法传统的相通性

英美的判例法传统与佩雷尔曼的新修辞学存在很多相通之处,二者都注重对于具体情况而言的合理,主张通过修辞论证取得大众认可,从这个角度看,判例法传统是注重个案正当性的说理传统。英美的判例法就是在个案论证中逐步演进发展的,修辞论证是典型性说理方法,基于当前我国判决书说理过于简略的现状,这种注重个案合理性的修辞说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修辞的逻辑论证功能

修辞与逻辑关系之一就是修辞理论具有说服论证功能。我们可以从修辞的现代含义引出修辞的逻辑论证功能,并从修辞的历史渊源上给以论证,然后从修辞手法的角度对中国先秦诸子修辞理论给以分析,说明其具有逻辑论证功能。     

西方修辞学知识传统及其对法律论证的意义

古希腊思想家关于修辞论辩的研究传统为当代法律论证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与研究进路。20世纪西方修辞学研究复兴过程中对传统的形式逻辑进行了批判,并且拓展出法律论证理论这一法律方法论研究新领域。当然,这一研究进路对于法律论证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法律修辞与指导性案例的功能融合——以提升司法的正当性为目标

法律修辞的主观主义特质得不到规则与标准的有效引导与规制,妨碍了其正当化功能的实现。指导性案例实效甚微且说服力欠佳,难以保证司法正当性的必然提升。可以通过功能融合来修复上述漏洞,一方面应当把指导性案例作为修辞论证的标准与依据来规制主观主义,另一方面应当把修辞论证作为强制性义务来强化指导性案例的拘束力与说服力,同时注重通过功能分化来让修辞与案例分别在不同类型的案件中发挥优势。随着修辞规则的完善和普及,以及指导性案例拘束力的不断增强,司法正当性得以提升。     

法律论证的性质和规则——司法的能动性及其限度

法律论证过程中，逻辑、修辞和论辩方法都是必要的，我们需要明确强调的是以下两点：法律论证需要理性讨论；逻辑演绎的有效性是法律理性形成的基础。法律论证的性质：法律论证是解决法律“问题”的方法；法律论证是创造性适用法律的方法；法律论证是寻求一般性前提理由的方法；法律论证是批判性的、全面的、辩证的思维方法。法律论证的性质说明司法有其能动性。把法律论证置于动态背景——论辩之中讨论，从认识论、逻辑学和法律的角度看，法律论证需要考虑一些具体的规则，这些规则表明了司法有其限度。     

我国政治修辞的历史变迁与重新定位

政治修辞是政治主体围绕政治利益进行政治活动的修辞行为,是政治主体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语言工具。政治传播的媒介、方式的重大变化,带来国家与公民在政治修辞情景上的地位转换。新中国成立60年来所使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修辞,积极引导受众的观念和行为。在新世纪的历史条件下,从公民社会的客观实际出发,切实转型我国政治修辞的技巧和方法,有助于改善政府与社会、官与民的政治沟通,强化政府的公信力。     

“把法律作为修辞”的建构及其进路

法治意识是法治国家的内在灵魂,当前"把法律作为修辞"是法治意识的核心形态。"把法律作为修辞"强调的是相对于其他话语类型,法律话语对主流思维方式的约束意义与建构价值。"把法律作为修辞"的建构,前提上强调从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在具体内容上需要法律话语系统的优化建构、法律话语权的内外塑造。"把法律作为修辞"的方法进路,实质是通过运用法律方法将法律话语细致化;"把法律作为修辞"的制度进路,是通过系统化的制度机制将法律话语实践化。     

诡辩破斥中的仿拟修辞技巧

诡辩是一种曲解事实、违反逻辑的论证,运用仿拟修辞来破斥诡辩,既诙谐、幽默,又能达到克敌致胜的目的。要巧妙运用仿拟修辞技巧必须掌握该修辞技巧中的比仿式、喻仿式两种表达方法。     

从修辞角度再论突发事件中的新闻发言人

近年来,突发事件屡屡发生,频频见报。做好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至关重要。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虽有多年,但仍存在不足之处,并长期得不到改善,主要原因之一是缺少一个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导框架,而西方修辞"五艺"—"修辞发明、篇章结构、文采风格、记忆和发表"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理论框架,指导新闻发言人的实践。文中具体阐述了修辞"五艺",并通过用修辞"五艺"重新解读王勇平在"7·23"温州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现场的表现证明了这个理论框架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庄子“濠梁之辩”的是非辨析

“濠梁之辩”是惠施与庄子诸多论辩中是非争议最大的一个。从逻辑角度看，其中的是非问题比较明显；但从哲学认识论角度看，由于两人的出发点、认知目的和认知态度各不相同，因而有了价值层面的论证与事实层面的论证的不同。     

圣经修辞诠释学的理论发展与应用——以登山宝训为诠释范例

古希腊与罗马时期的修辞学,对西方文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修辞学经过多年沉寂后,在20世纪出现了一股复兴的浪潮,带动了修辞诠释学的兴起,这股浪潮也影响到圣经研究方面,不少圣经学者将修辞诠释学的理论应用到圣经研究方面,甚至扭转了圣经研究的方向。本文之写作目的在于探讨有关修辞诠释学的理论发展,并通过研究登山宝训作为应用该理论在新约圣经研究上的一个范例。本文的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都分是理论方面,先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修辞诠释学的理论发展过程,分别探讨古典修辞学、新约圣经与修辞学, 以及修辞诠释学的理论发展。第二部分是应用方面,选取《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作为研究的文本,因登山宝训是耶稣极具权威性的教导,本文将修辞诠释学理论中的诠释步骤应用在登山宝训的诠释上,主要分为修辞段落、修辞处境、资料编排和检视评估等四个步骤。     

从汉语修辞看英语语篇修辞的章法和技法

汉英修辞学在篇章修辞方面有很多近似的修辞方法.英语把修辞学语篇修辞分为章法修辞和技法修辞.从英语修辞语篇辞格与汉语修辞中的篇章辞格比较中,我们不难看出汉英修辞学在篇章(语篇)修辞方面的共通性.英语修辞可以从汉语修辞中得到借鉴,汉语修辞也可以从英语修辞中汲取营养,相互借鉴可使它们的语言表达更生动,更富有感染力.     

修辞与公文写作

修辞尤其是消极修辞在公文写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能够有效地提高公文语言的表达效果。正确认识消极修辞的作用,有利于我们探索公文写作的规律和方法,提高运用修辞进行公文写作的能力。     

修辞理论研究与汉语修辞实践--当代汉语修辞研究的思考

汉语修辞理论的发展,不仅要向国外的先进理论、我国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邻近的各种学科汲取营养,而且需要十分重视对自身研究对象的研究,需要重视对当代汉语修辞实践的研究,因为这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这意味着汉语修辞理论研究应注重联系当前的社会需求、联系当前的言语实际与汉语修辞教研的实际.修辞的理论探索与汉语修辞实践,彼此作用,相互推动,共同发展,它们的互相联系总是处于动态之中.     

修辞在应用写作中的应用

在应用文的修辞中根据行文目的以及语言环境的需要，可采用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两种修辞方式，应用文体的语言表达一般适当选用一些积极修辞如采用比喻、对比、排比、引用等修辞的手法可使句式整齐。有庄重感。使用消极修辞，可使语言规范、质朴、缜密。巧妙借用修辞手段，能令内容单一枯燥的应用文焕发光辉。     

警察口语表达修辞技巧的思考

警察口语水平的高低,从一个侧面直接反映了警察的基本素质。警察在警务工作中的用语,都必须注意口语表达的效果,而口语表达效果的提高,离不开口语的修辞。警察口语修辞应包含语音和语调的修辞、语境的修辞、委婉语的修辞、遣词造句的修辞和态势语的修辞。要通过加强实践训练、强化记忆能力和训练口语的语感等来提高警察口语修辞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