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遗嘱见证制度之重构

我国《继承法》第18条将欠格见证人规定为“继承人、受遗赠人”以及“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这样的规定扩大了欠格见证人的范围.对见证人欠格要件,应从见证之主体要件、程序要件以及人数要件三方面予以规制.其中,见证之主体要件应包括能力欠格要件和利益欠格要件,应将现行法规定的“继承人”修改为“遗嘱指定的继承人”、将利害关系人明确为“遗嘱指定的继承人、受遗赠人的配偶及直系血亲”;将程序要件规定见证的重要环节;对遗嘱见证人人数修改为3人以上;明确欠格见证人在场的遗嘱无效,从而保障遗嘱的真实性、有效性.     

现场勘查见证制度研究

我国法律规定了犯罪现场勘查程序中的见证制度,这一制度对体现程序正义、权力制衡和保障证据的可采性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目前我国现场勘查见证制度还存在着诸多缺陷,主要表现为见证人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不明确,制度本身缺乏弹性,而且对违反见证制度的法律后果缺乏相应的规定,从而导致这一制度长期以来得不到司法实务部门的重视。因此,必须针对这些问题从立法的层面上加以完善,以构建现场勘查见证制度基本框架,从而为其在实践中的有效实施奠定基础。     

论现场勘查中见证人制度

《刑事诉讼法》第131条中规定了现场勘查见证人制度。现场勘查中的见证人,是指与案件无关而被侦查人员邀请在场观察并监督现场勘查活动的全过程,并在必要时为此作证的人。从高质量现场勘查在侦查办案中的重要性和相关证据论角度的阐述延伸到现场勘查实施应有的规范性上,讨论现场勘查见证人制度设立的初衷,就见证人制度在司法实务中的运用,从合理性以及合法性的角度分析我国现存见证人制度存在的问题。最后,借鉴现代法治国家和地区法律中对现场勘查中见证人制度,探讨符合我国本土司法文化下的见证人制度的合理模式、完善见证人制度,使得现场勘查更好地服务于侦查和诉讼活动。     

论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的见证人制度

见证人是指应刑事侦查人员的邀请参加到勘验、搜查、扣押等特定的侦查活动中,观察监督该侦查活动的全过程并在必要时出庭作证的人。见证人参与刑事侦查活动体现了程序正义的要求。然而,我国的侦查见证制度无论在刑事侦查实践中还是在立法上都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应当在观念上加强对见证人作用的重视,认识到见证人参与到特定的侦查程序中在我国目前的刑事侦查现状下对于防止公权力滥用、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性;再者应当建立利害关系人在场参与为主、见证人见证为辅的见证制度;同时从技术操作上进一步完善该制度,使得实践中的侦查见证程序有法可依。     

对当前刑事案件现场勘查见证人制度的思考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犯罪手段日益更新,当前的现场勘查见证人(以下简称现场见证人)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日益凸显,并同新形势下的执法要求发生矛盾,要解决由此产生的诸多问题,应该考虑对当前的现场见证人制度予以废止,同时寻求其他方式对现场勘查工作进行有效监督。     

对刑事案件现场勘查见证人制度的思考

由于历年来受重实体、轻程序思想的影响,刑事案件现场勘查中见证人的问题尚未引起各地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现场勘查见证人制度在实践中存在很多不规范之处,应分析其原因,找出对策,加以规范。     

我国刑事见证制度的价值及完善

刑事见证制度是保证国家公诉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之关键,具有独立的程序价值。我国刑事诉讼法律规范在见证制度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这对司法机关依法规范侦查行为、统一证据标准造成混乱,也对我国的人权保障形成制度障碍。对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从见证人的选取、见证人的权利和义务、见证制度的违反后果等方面统一见证制度的程序和实体标准,为证据的可信度提供制度保障。     

论勘查见证制度

见证人参与勘查程序体现了程序正义的要求,并能起到监督与证明的作用。然而,我国勘查见证制度的监督与证明作用及具体运行过程中却存在诸多问题。美国、我国台湾地区、俄罗斯对于勘查见证制度的三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可以给我国的勘查见证制度以某种启示,我国应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完善勘查见证制度。     

我国刑事见证制度的价值及完善

刑事见证制度是保证国家公诉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之关键,具有独立的程序价值.我国刑事诉讼法律规范在见证制度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这对司法机关依法规范侦查行为、统一证据标准造成混乱,也对我国的人权保障形成制度障碍.对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从见证人的选取、见证人的权利和义务、见证制度的违反后果等方面统一见证制度的程序和实体标准,为证据的可信度提供制度保障.     

关于刑事见证问题的几点思考

刑事见证制度是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机制之一,是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与具体体现。然而,刑事诉讼法的最新修订及其司法解释并没有完成刑事见证制度构建与完善的任务,而对刑事见证人法律地位的明确以及资格的科学界定等则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要使刑事见证人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就必须构建与我国法治水平相适应的刑事见证制度。     

论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刑事证人出庭是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刑事诉讼程序的应有之义。虽然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确立并完善了刑事证人出庭制度,但还存在着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完善我国刑事证人出庭制度应厘清证人资格、界定关键证人的范围、出庭程序等基本概念,并完善证人拒证范围等豁免制度,细化证人保护制度、证人补偿制度等附随制度。     

浅谈刑事证人作证问题

证人证言是刑事诉讼中应用最为广泛、最为普遍的的证据之一。其真实程度的高低对查明案件事实以及对被告人最终裁决的做出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某些案件中甚至会成为案件定性的关键性证据。近年来,我国法学界对证据的立法建议颇多,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就民事、行政证据做了司法解释后,刑事证据更待立法加以规范。尤其是证人作证方面存在问题较多,主要是对证人的资格、权利、义务以及证人拒证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缺少具体的规定,以致于司法机关没有统一的适用标准。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保护

是否做到对证人的有效保护关系到刑事诉讼能否顺利进行,更关乎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这一刑事诉讼职能的实现.当前,我国证人保护在保护的程序、机构、范围等方向存在不足,为此,应明确证人保护的对策和范嗣,建立专门的证人保护程序,完善证人保护的措施,明确证人保护的责任和后果.     

论构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法律规定的享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者程序,以违法的方法取得的证据材料。在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非法取得的证据,主要包括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的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鉴定结论;非法收集的物证、书证,非法取得的勘验笔录、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对非法方式获取的言词证据和物证的排除规则均有不同规定,这与各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犯罪状况、刑事政策以及刑事诉讼目的密切相关。我国刑事法律中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尚未建立,必须建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绝对排除非法言词证据、原则排除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但特殊情况下也可以采用。     

完善我国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的思考

完善刑事证人保护制度,对证人进行有效保护,既是消除证人作证顾虑、救济其合法权利的现实需要,也是保障被告人质证权、彰显刑事诉讼正当程序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法律程序社会价值的体现.2012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我国刑事证人保护制度进行了增补修改,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原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的不足,但仍然存在一些缺憾.应进一步完善刑事证人保护立法,明确刑事证人保护的具体机构,健全刑事证人社会救助体系,确立刑事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刑事责任年龄认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由于立法上缺乏刑事责任年龄认定标准;司法实践中户籍资料、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证人陈述和骨龄鉴定认定依据均存在问题;刑事证据采纳标准和司法成本影响刑事责任年龄的认定,从而导致犯罪嫌疑人尤其是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认定处于不确定状态。对此,立法上应明确规定认定刑事责任年龄的法律依据;司法实践中,严格户籍管理,适当运用骨龄鉴定,严格遵守证据的采信规则,合理规划司法成本。     

德国诱惑侦查制度评介及启示

诱惑侦查制度作为对付新型犯罪的有利武器为世界各国刑事立法所确认,作为大陆法系代表的德国其诱惑侦查制度有其自身的特色,其诱惑侦查的适用界限、法制控制、秘密证人作证制度等对我国相关制度的建立具有一定借鉴价值。诱惑侦查在实践中广泛存在,但并没有相应制度上的规定。为解决这一实践和制度的脱节,通过对德国诱惑侦查制度中认可诱惑侦查合法性的审慎态度、法制控制、适用要求以及秘密证人作证制度的分析,可以为我国诱惑侦查制度的构建与完善提出可行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