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优先”与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政策取向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以"美国优先"为纲持续调整美国对外政策,呈现出"经济民族主义"、"以实力保和平"等若干取向,战略态势上总体有所收缩,政策手段上以获取实利为导向。上述特点在美国亚太政策调整中也有所体现。特朗普政府倾向于"从中国看亚太",以"互惠"等为原则寻求推进"以结果为导向"的对华政策。在处理与亚太盟友关系方面,特朗普政府采取"交易主义"思维和策略,将安全承诺更多视为"商品",对同盟的价值观基础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军事优先"成为特朗普政府亚太政策调整的突出特点,面对朝鲜核问题等地区安全挑战,美国更趋强化战略威慑。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政策仍未定型,未来发展将受到国内执政状况、热点问题走向、与亚太国家互动等多重因素影响。     

特朗普政府新亚太战略与中国应对

特朗普政府的亚太战略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总体轮廓日渐清晰.特朗普政府推崇"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战略,"美国优先"成为其对外政策的主基调,新孤立主义倾向显现.特朗普政府不愿承担更多国际义务,单边主义倾向有所抬头."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是特朗普的执政目标,经贸关系和国防安全是其重中之重.特朗普政府用印太战略取代了亚太战略概念,重视印度所发挥的作用.特朗普政府将继续维护亚太同盟体系,但希望盟友承担更多的自我防务义务.特朗普政府更加重视支点国家,包括发展与新兴大国的关系,而对东南亚国家的重视程度下降.在经济层面,特朗普政府弱化乃至摒弃多边经济合作框架,强调双边谈判.特朗普更加强调现实利益,理想主义色彩淡化.特朗普政府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朝核问题、经贸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是当前中美间颇为棘手的主要问题.尽管中美关系错综复杂,两国对抗和摩擦的风险在上升,但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矛盾可控.中国要从战略高度处理好对美关系,采取恰当举措来应对挑战.     

特朗普政府新海洋政策走向及其地缘影响

特朗普政府新海洋政策从军事安全和海洋经济两方面入手,主动强化军事手段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突出海军作用,不断扩大海军行动范围,加大对西太地区的参与力度,着力提升海军远程部署与战备能力,以维护美国全球海洋主导权;以海洋科技创新为支撑,推进海洋开发,重海洋经济发展、轻海洋生态保护;以更强硬态势加快、加深对"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介入程度,积极参与北极事务,不断拓展海上利益,以继续维护其全球海洋地缘优势。特朗普政府新海洋政策形成全方位、多维度牵制中国的行动,直接增加了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使中国面临极为严峻的地缘挑战。     

特朗普新保守主义外交理念研究——以美国的对俄政策为例

新保守主义思想是美国外交史上影响政府对外政策的一股重要力量,美国历届共和党政府充分践行了新保守主义的外交理念,逐渐确立了新保守主义的合法性地位。特朗普执政以来,虽然其本人十分欣赏普京的人格魅力,但受国内舆论与党内新保守主义传统的掣肘,仍然采取与俄罗斯进行地区与军事战略对抗政策,在处理美俄关系过程中,特朗普政府对俄政策与共和党新保守主义传统具有共通性。     

美国人工智能战略新动向及其全球影响

鉴于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机遇与挑战,特朗普政府对于人工智能的重视程度不断攀升,并从战略定位、体系架构、财政投入与对外政策四个方面对美国的人工智能战略做出了新调整。实际上,美国在高新技术方面的垄断地位是其维系全球霸权的重要基础。特朗普政府在人工智能领域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调整,目的就在于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绝对领先优势。总体上,特朗普政府的人工智能战略呈现以"美国优先"为由的科技民族主义趋向、基于"绝对安全观"的技术战略扩张趋向以及威慑与遏制并行的现实主义趋向。鉴于美国的科技实力和全球影响力,特朗普政府推行的人工智能战略将使人工智能领域的国际合作受到较大制约,军备竞赛和地缘政治冲突将随之加剧,"科技脱钩"与治理缺失的风险也将不断凸显。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应用大国,中国应在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的前提下,处理好发展与安全、合作与竞争之间的关系,在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基础上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特朗普个性：美国外交决策中的不可控因素

人格特质无法决定个体行为动机的全部意义,却能左右个体行为的发展方向。在现代总统制下,总统对外交决策具有很大的决定权。作为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唐纳德·特朗普的人格特质对美国外交政策选择偏好及外交决策过程发挥重要影响。美国外交决策过程犹如"黑箱子",兼具参与者的多元性与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决策者是理解外交决策的微观基础,对特朗普个性进行解读,力图窥探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不可控因素,对于全面系统的解读美国对外政策、把握美国政策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特朗普行为的根源——人格特质与对外政策偏好

美国总统特朗普自竞选和就职以来,展现出诸多非传统、非常规的个性特质、行为习惯和施政方式,其多项政策举措持续引发争议,深刻地影响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界定和国际社会的政治生态。在政治心理学的人格理论看来,特朗普的自恋型人格是驱动其参加总统竞选的主要根源,深刻塑造了特朗普的政治理念和政策偏好,使其在权势、利益、秩序、道德等很多国际政治基本概念的理解上与往届政府多有不同,总统角色的演绎成为其个体人生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全神贯注于提高‘神圣的我’的价值地位"。基于对特朗普执政一年以来各方面成绩的梳理,文章认为这种人格兼有其正向和负向效应,在提升了政治决策的效率、集中性与专注度的同时,容易在个体层面产生认知盲区、组织层面导致小集团思维、国家层面缺乏利益竞逐的战略性和目的性。特朗普主义容易沦为总统本人的个体叙事,与美国的国家叙事出现分野。     

从贝卢斯科尼到特朗普:欧美民粹主义与对外政策

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深化刺激了欧美民粹主义的兴起,而民粹主义领导人往往通过对外政策对其做出回应。贝卢斯科尼和特朗普同为商业大亨出身的民粹主义者,在外交决策上具有可比性。一方面,成功商人的经历使他们及其外交团队更具管理主义风格和交易倾向。另一方面,右翼民粹主义的偏好促使两人强调本国优先,回避多边合作,表现出疏远欧盟和亲近俄罗斯的倾向。在外交决策中,贝卢斯科尼和特朗普参与控制欲强但缺乏经验,强调小集团的忠诚团结。两人对决策环境的敏感度较低,倾向于我行我素,表现为私人外交和口无遮拦,符合民粹主义政治风格。相比之下,贝卢斯科尼更具关系导向,缺乏长期目标,受国内外政治制约更大;而特朗普更具问题导向,政策目标清晰,权力相对集中。贝卢斯科尼和特朗普给本国对外政策带来的变化主要在风格和倾向上,其政策主张仍在意大利和美国外交的传统之中。     

特朗普"美国第一"外交与美国东南亚政策 及其趋势

2016年4月27日,作为美国共和党候选人的特朗普在华盛顿五月花酒店发表了以"美国第一"为中心思想的外交政策演讲.这一演说清晰地提出了特朗普当选后的外交政策方向,是美国现政府的外交政策指南.特朗普执政后的外交实践就是在这一外交纲领下付诸实施的,其对美国包括东南亚政策在内的全球和地区外交政策具有重要的形塑和框定作用.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东南亚政策是:对东南亚采取总体上的"忽视"政策,拉拢东南亚来应对朝核危机,安抚东南亚,对东南亚的贸易政策作出重大调整,拉拢越南来平衡中国影响力.特朗普东南亚政策的发展趋势是:对东南亚总体政策上的交易主义,对东南亚贸易关系呈现显著特点,安全上向盟友提供再保证,争取东南亚各国配合美国的反恐行动,东南亚政策中的中国因素仍将突出,出台明确清晰的亚洲贸易政策和安全政策.特朗普政府东南亚贸易和安全政策对东南亚、中国及美国自身都有重要影响.中国的应对策略为:继续推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通过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来管控中美南海冲突,建立单边或双边安全机制以削弱美国对东南亚的影响.     

美国国内恐怖袭击新态势与原因探析

特朗普政府延续奥巴马政府后期的反恐战略,采取国际"收缩"战略,把反恐重点转移到国内,但美国国内恐怖袭击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急遽增加。依据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GTD)关于美国国内恐怖袭击的数据分析,当前美国国内恐怖袭击呈现出"独狼式""无领袖"和"分散化"的特点,总体上恐袭频率加快、烈度增强。具体表现在:种族极端主义恐袭日益突出、"圣战"恐袭持续增多、宗教极端主义恐袭愈演愈烈以及对政府等公权力部门的恐袭不断上升等。特朗普实施不当的反恐政策是触发当前新一轮恐袭的重要原因,但究其根源,更在于美国国内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矛盾、由来已久的"伊斯兰恐惧症"以及资本主义自身不可调解的内在矛盾。特朗普政府要解决美国国内恐怖袭击问题任重而道远。     

政治心理视域下特朗普政府对外贸易政策探析

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目标设定与美国传统贸易政策一脉相承,但政策设定和执行阶段中显示出鲜明的个人特征。从政治心理学角度来讲,总统个人的政治心理及其组成要素会对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具有重要影响。特朗普的政治认知来源于商界的经验,呈现出单边主义倾向,重博弈轻合作,重视经济回报和承诺的履行。特朗普表现出的过于自信、独断专行的政治人格也使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出现攻击性强与持续性差的特征。     

特朗普政府“印太”安全体系走向及其地缘影响

近年来,特朗普政府积极围绕构建"印度洋-太平洋"安全体系以更强硬态势加快、加深了对"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介入程度,强化同盟间海洋合作,提升印度在"印太"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拓展海上利益,形成全方位、多维度牵制中国的行动,以继续维持美国在全球海上主导地位。特朗普政府"印太"安全架构直接增加了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使中国面临着极为不利的地缘影响。     

美国视域中的“印太”:从概念到战略——基于对美国主流智库观点的分析

在特朗普政府将印太战略作为处理美国与亚洲关系核心原则的背景下,这一战略的多重内涵、实施限度与发展趋向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焦点。鉴于智库在美国政府外交决策中的重要影响,本文以美国主流智库发布的相关研究成果为依据,尝试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从地理概念到区域概念,再到政策和战略概念三个层次的演进,使"印太"成为美国地缘政治中的新话语范式。作为区域概念,"印太地区"反映了美国战略界对地区地缘政治经济演进趋向的捕捉和判断。作为战略概念,"印太战略"是特朗普政府迎合地缘政治发展趋势对美国亚洲战略和对华战略的再调整和再规划。受制于国内可供动员的战略资源不足,以及地缘政治格局和伙伴国战略利益内在结构性矛盾的影响,印太战略的实施尚面临诸多局限。其中,印度作为战略核心伙伴国、东盟作为外部潜在支持力量以及中国作为主要战略对手与美国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合作与竞争,是影响该战略能否取得内部支持和外部认可并决定其发展走向的主要因素。     

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的走向及中国的策略应对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挑衅不断升级。美方的表现一方面与其在亚太特别是南海地区的总体地缘利益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特朗普的对华战术选择有关。特朗普企图以南海问题为筹码,来换取中国在贸易问题和朝鲜半岛问题上的让步。然而,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不可能偏离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亚太战略的基本框架,无论是在南海挑衅还是与中国进行利益交换,均是服务于美国当前利益的短期行为,中国决不应以牺牲主权和战略利益为代价换取美国一时的让步。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应正确判断美国的意图,做出恰当应对,要重视国际规则,坚持U形线内水域"主权水域"地位,慎用"领海"概念。     

不确定性:创新发展的价值与寻求

不确定性,即发展处于不稳定状态中,行为的结果具有不可预知的风险性,表现为无序性、差异性、随机性、模糊性和不可预见性等。不确定性是普遍的现象,复杂的不确定性给发展带来了困难,但也带来了创新的动力与挑战。本文从不确定性在发展实践中的反映,不确定性对创新发展的重要价值,以及在不确定性中进行确定性探寻的基本路径与方法等视角入手,表明不确定性不是阻碍科学前行的障碍,而是创新发展的动力,应该视不确定性为友而不是对抗。发展需要将人们领到安全的确定性地带,探寻确定性不能将不确定性纳入思维定势和成见之中,必须创新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     

保守主义与里根政府的第三世界政策

里根政府的对外政策具有浓厚的保守主义色彩,其第三世界政策是新、老保守主义共同作用的产物。在保守主义内部,围绕“里根主义”和人权外交,传统保守主义与新保守主义既有共识,也有分歧。在里根的主导下,两股保守主义政策形成某种整合。虽然时过境迁,小布什政府的保守主义对外政策不是对里根时代的简单复制,但里根政府却为冷战后的美国留下了一笔外交遗产,这笔遗产对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已经产生,并可能继续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美国政府对外决策中的非政府因素

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使得政府不可能在不受非政府因素的影响的情况下做出任何决策,尤其是在多元政治下的美国。概括起来能够对美国政府的对外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的非政府因素主要有政党、思想库、利益集团、大众媒体、选举五大类。它们是美国政府对外决策的关键影响因素,左右了美国的对外政策。     

微观决策与宏观政策的冲突:官僚政治视角下的美国外援政策

美国的外援政策,以美国对外战略目标作为其政策目标,具有宏观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特点。然而,外援并非简单抽象的跨国资源转移,而是由无数微观层次的项目和工程构成,并由众多官僚机构具体负责实施。这些官僚机构分属美国政府各部门,并且分布在世界各地,在外援具体事务中享有高度的自主裁量权。本文运用政治学中的委托代理理论,分析外援政策中的"委托人问题"对政策输出的影响。外援政策的特征,决定了官僚机构在美国外援决策和执行中享有高度自主裁量权。由微观层次上分散而自主的官僚决策所产生的外援政策输出,与既定的外援宏观政策目标之间必然存在偏差。外援分配的实际情况也表明,美国外援政策并没有根据对外战略目标变化而及时调整。相反,美国外援分配呈现出很强的惯性,而且外援分配实际原则和外援政策宏观目标之间存在明显偏差。因而,对外援政策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对所谓"外援战略"的宏观评述,而需要分析微观决策和实施层次的机制和过程。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决策探析——小集团思维理论的视角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文章拟从小集团思维理论视角,分析美国发动此次战争的原因。小布什领导下的"战争内阁"主导了此次决策的整个过程。决策具备引发小集团思维的前置因素:小布什领导的"战争内阁"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小布什个人体现出一种命令式的领导方式,情报部门之间缺乏相互信任、沟通和协调,小集团成员具有相似的从政经历,以及受到"9.11"恐怖袭击的冲击。决策的小集团思维表现突出,影响明显。小布什领导下的"战争内阁"对萨达姆政府存在着独裁政权等刻板印象,认为伊拉克在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果与基地组织结合,将严重威胁到美国的安全。他们忽略负面的反馈信息,施压于内阁中持异议的成员,有意识地去寻找能够对伊动武的情报信息,把已确定的行动方案作为唯一正确、合理的方案,缺乏对潜在风险的细致评估权衡。小布什政府对伊战争决策明显受到了小集团思维这种非理性心理认知的影响。     

日本战略转型中的对外政策智库

日本正在发生新的战略转型,这无疑给对外政策智库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水之隔"的日本,正就智库参与对外政策的方式展开一场深刻的大讨论,其实质是建设呼应战略转型诉求的"日本型"对外政策智库。智库参与对外政策的过程,呈现为一个由发现政策课题到政策评估等多个环节组成的"动态循环"。智库活动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对外政策的质量。日本对外政策智库在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面临严峻挑战。探寻制约智库发展的深层原因,需要将其放置于日本的战略路线、决策机制乃至社会整体中去寻求答案。通过系统考察"日本型"对外政策智库,既有助于构建"中国型"智库,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码"日本对外政策调整的新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