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信仰的内在悖论

法律信仰目前在中国面临着特殊的遭遇和困境。中国法制在逐步确立法律信仰的过程中面临着几组悖论性问题,主要从法律信仰对于人与对于法的内在性、法律信仰的理性世俗化与神圣性、合理性与非理性、功利性与超功利性、守法的无知性与批判反思的自觉性等关系中,展示出法律信仰问题的复杂性和内在矛盾运动。     

论法律强制与法律信仰的平衡

现阶段中国的法律强制性浓重而法律信仰却呈现缺失状态,然而两者对于中国法治社会的建立都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法律强制与法律信仰的平衡问题成为一个应当引起高度关注的问题。论文分析了中国法律强制和法律信仰的现状和形成的原因,探讨了法律强制和法律信仰的关系,并揭示了平衡法律强制与法律信仰的意义,最后提出了平衡法律强制与法律信仰的若干建议。     

中国传统社会法律信仰探析

大部分学者认为由于欠缺法律信仰生成的土壤,我国传统社会根本不存在法律信仰。而事实上,我国传统社会是存在法律信仰的,不过在信仰程度、信仰方式上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信仰是一种伦理价值型的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的实现

当我们对法律了解得越透彻，对法律就越发不满意，尤其是对我们中国的法律。法律并不是万能的，它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如何通过神化的法律获得民众的敬仰呢?现实摆在你我面前，法律何以信仰?     

权利：从法律到信仰的路径选择

西方法律传统是受到基督教的深刻影响,没有基督教信仰就不会有西方法律信仰。而在缺失基督教信仰传统的中国,凭借什么铸就人们对法律信仰的精神理念?选择什么路径完成人们从法律到信仰的精神朝圣之旅?本文认为,“权利”是从法律到信仰的最佳路径选择。因为从宗教信仰到法律信仰最根本的因子就是“权利”;权利是法律的精神与灵魂,没有权利的法律即非良法;“权利”能够成为中国法律信仰的因子;没有权利信仰,就不会有法律信仰。     

现代法律信仰的内涵

法律信仰存在与否是一个广受争议的问题，实质上是关于对信仰能否脱离神意的定位差异以及其与理性是否能够相容的争议。信仰形成过程以及践行都不排斥理性，这和信仰对象的性质密切相关，真正法律信仰应该突出“法律”所特有的品质，对“法律”内在品质的层次分解而非“意识”的结构为划分对象并重新界定法律意识的结构，才能分解出现代法律信仰的必要构成，即权利意识和规则意识，培养真正科学、健康的现代法律信仰。     

现代法律信仰的内涵

法律信仰存在与否是一个广受争议的问题，实质上是关于对信仰能否脱离神意的定位差异以及其与理性是否能够相容的争议。信仰形成过程以及践行都不排斥理性，这和信仰对象的性质密切相关，真正法律信仰应该突出“法律”所特有的品质，对“法律”内在品质的层次分解而非“意识”的结构为划分对象并重新界定法律意识的结构，才能分解出现代法律信仰的必要构成，即权利意识和规则意识，培养真正科学、健康的现代法律信仰。     

领导班子的和谐靠什么

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公民对法律的信仰。一个社会，公民对法律的信仰程度如何，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明、民主、进步的程度如何。法律信仰是实现法治的内在动力。依法治国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全社会法律信仰的培植。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具有最高权威的“母法”。树立真正的法律信仰，就应当首先培植宪法信仰。我们看到。虽然目前很多人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法律意识，但宪法的尊严和不可侵犯性在多数人心中依然比较薄弱。     

良法、司法公正与法律信仰

良法是法律信仰的对象,也是法律信仰的前提;司法公正是法律信仰的实践基础,二者对法律信仰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在我国实践中,法律本身的不完善,司法不公严重影响着社会主体对法律的信仰。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对法律信仰的制度性反思之中来探讨良法、司法公正与法律信仰的关系,以期对我国社会主体法律信仰观的培育有所裨益。     

中国法律信仰制约因素的理性思考

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是中国法治化进程的内驱力。而现在 ,公众法律信仰的虚无已日益突显。“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因此 ,要想把法治精神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整体精神 ,我们必须努力去寻找法律信仰的制约因素。     

法律信仰：无奈的选择

有人说只有让民众切实感觉到法律的意义、法律的好处才能信仰法律，似乎有点实用主义，有点功利，但这一点我还是表示赞同。人是现实的动物，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在信仰缺失的今天，我们在信仰的海洋中一直拼命寻找一根救命的稻草，而法律可能会是这根稻草吗?     

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思想研究

现代社会遭遇了生存意义危机,其重要表现便是法律不被信任与宗教不被信仰,伯尔曼研究法律与宗教便是想解决此问题。在伯尔曼看来,法律与宗教共同具有四种要素,即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而宗教所要求的爱、信仰和恩典等要素与法律相契合;法律与宗教应该超越原先的二元论束缚并形成综合以破解分离的困境。然而,法律与宗教之分离是反思中世纪以及近代实践的一种经验结晶,它造就了现代的个人自由与有限政府,伯尔曼的解决途径则可能反其道而行之。     

法律信仰何以可能

法律得以被信仰并不必然存在逻辑上的支持,西方式法律信仰是在特定历史时空下自发形成的。中国语境的法治建设不能简单地期待于西方式法律信仰,而要立足于本民族实际,探索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法治道路。     

中西法律信仰差异探源

对法律的信仰是西方法治主义的重要传统和内容 ,而中国缺乏这种普遍法律信仰的传统 ,这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法律不可能同人的精神相脱离 ,法治契合人类的精神需要。因此 ,在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 ,应培育民众对法律的普遍信仰     

对“法律信仰”的批判

“法律信仰”这一命题是国内学者对伯尔曼教授本义的误解。我国建立法治的途径不能依赖法律信仰,中国法制化建设的关键是树立法律信念、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增强法律权威和法律至上的观念。倡导“法律信仰”会使国家法律丧失不断改革、完善和进步的可能与动力,从理论上把中国法治建设引入误区。因此,有必要对这一命题进一步进行反思和批判。     

论政府行为法治化与主体法律信仰形成的关系

历史上法律信仰传统的缺位加上现实中法律自身及其实施中的缺陷,导致当代中国法律信仰的匮乏。法律信仰的形成条件应是特定语境中的具体的良法和良治的结合体,应以政府行为的法治化促生良法和良治,从而达至主体对法律的信仰而不只是被动地服从。     

浅议中西方法律信仰——从“包青天情结”谈起

一种完善的制度背后,必然需要某种特定的价值理念来支撑。同样,法律的存在离不开法律信仰的支持。目前,西方的法律信仰成功地完成了从基督教到理性主义的转型,中国至今仍是法律信仰缺失。这最终导致了在通往法治化的道路上,西方早已阔步前进,而背负着“包青天情结”包袱的中国仍在艰苦探索。     

培育领导干部的法律信爷仰刍议

培育领导干部的法律信仰，并以此促进国民信仰法律，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也是领导干部行使好职能、克服法律意识中的种种偏差的需要。法的效益性、救济性与独立性是领导干部信仰法律的基础。创造领导干部信仰法律的条件在于内外并举。     

法律信仰问题专题研究

法律信仰是法治国家的意蕴和必由之路 ,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所言 :“法律必须被信仰 ,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尽管自 2 0世纪 80年代后期以来 ,法学界就开始关注法律信仰问题 ,但这种关注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当前 ,我国法治建设的困境 ,首先表现为法律信仰的危机。为什么信仰法律 ?如何信仰法律 ?怎样克服法律信仰的危机……这些依然是通往法治国家的道路中所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因此 ,本刊编发华东政法学院师生的一组稿件 ,以期引起学界对于中国语境下法律信仰和法治建设问题的进一步深思。     

实然与应然：中国刑事诉讼法律的危机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任何一种法律，倘要获得完全的效力，就必须使得人们相信，那法律是他们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律面临的“法律自法律，社会自社会”的运行困境，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在于缺乏中国主体意识的法律移植。我国刑事诉讼法律的移植应当立足于本土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