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证人的适格性

证人证言作为刑事诉讼中一种证据种类 ,在刑事诉讼过程在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对此种证据采纳的过程中 ,我们也应当考虑证人提供证言的资格。着重讨论证人适格性引出的必要性 ,以及影响证人适格性的因素和在立法中应注意的问题并探讨有关证人的免证权问题。     

测谎意见证据许容性探讨

我国法律并未明确测谎意见的法定证据属性。为使测谎意见取得法定证据资格,应完善测谎活动的相关立法与技术规范,培养合格测谎人才,提高测谎技术的科学信度,推动测谎意见作为法定证据试点改革,尽早将测谎意见引入刑事诉讼法的证据体系。     

论刑事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

刑事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原则涉及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价值尖锐冲突.从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立法及实践考察来看,结合我国立法现状及国情,我国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原则应当是非明文不排除.     

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

证据开示是掌握证据材料的控辩双方在法院庭审之前 ,按照一定的规则或命令 ,通过适当的方式将本方掌握的证据材料让对方知悉的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开示制度虽有设置 ,但不够明确和完善。我国应明确建立并完善控辩双方的证据直接开示制度 ;证据开示应适格适度 ;辩护方应同控诉方一样负证据开示义务 ;证据开示应有保障性措施。     

刑事证据立法与犯罪侦查观念

从理想的角度出发 ,我国最好采取制定统一证据法典的立法模式 ;但是考虑到司法实务和立法技术等具体问题 ,分别制定刑事证据法和民事证据法也不失为一种比较现实的“次佳”选择。我国的刑事证据立法应该坚持以“法定证明”为主、以“自由证明”为辅的思路。刑事证据法的内容应该包括一般原则和具体规则两大部分。根据刑事证据立法的趋势 ,犯罪侦查观念应做如下转变 :从一元片面的价值观转向多元平衡的价值观 ;从侦查中心的司法观转向审判中心的司法观 ;从查明事实的办案观转向证明事实的办案观 ;从倚赖人证的证明观转向重视物证的证明观 ;从偏重证明力的证据观转向强调可采性的证据观     

关于证据种类之思考

证据种类是根据证据的外在表现形式对证据所作的划分。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各主要国家及地区看,证据种类的划分主要是以学理讨论的形式出现的,立法往往不对证据种类进行明确的封闭式规定。在我国,三大诉讼法对证据种类作出了明确规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这种证据种类立法体例的弊端不断显现,亟需予以完善。     

海峡两岸刑事证据制度比较

证据制度是指法律规定的关于在诉讼中规范证据资格、证据收集和审查判断，以及司法证明活动的规则体系。证据制度是大陆诉讼制度中亟待完善的部分。我国台湾地区在近年来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过程中，在大陆法系职权主义的根基上大量吸收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合理因素，逐渐确立了融合两大法系之长的折中主义诉讼模式，形成了独具特色且较为完善的刑事证据制度。对海峡两岸的刑事证据立法、刑事证据规则及刑事证据证明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为大陆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提供了重要思路。     

证据犯罪罪名体系域外考察及其启示

对证据犯罪罪名体系进行域外考察,可以借鉴域外立法的先进之处,弥补我国立法的不足。通过对我国现行证据犯罪罪名体系立法沿革的考察,可以发现现行立法在罪名设置标准、犯罪圈划定等方面存在不科学之处,在此基础上对域外证据犯罪罪名体系予以立法考察,分析域外立法的可借鉴之处,从而在罪名设置标准、犯罪圈的划定、减免刑罚等方面启示我国证据犯罪立法。     

论行政执法中陷阱证据的可采性认定及规制——由“钓鱼执法”引发的证据能力理论探究

近年来在我国的行政执法实践中,通过"钓鱼执法"、"陷阱取证"等手段获得的陷阱证据被大量运用,它作为一种有效的执法证据手段,具有不可替代的使用价值。然而由于这种取证方式的特殊性质,也为其带来种种弊端,陷阱证据的可采性也被打上了问号。加之我国立法缺乏明确的规定,陷阱证据的可采性认定在理论和实务两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必须尽快对陷阱证据进行立法及规制,使其走向法制化、明确化、合法化。     

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作为证据种类的困境与未来

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作为独立证据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存在种种困惑与悖论 ,文章认为在未来证据立法中应取消二者的证据资格 ,鉴定人、勘验人纳入证人范畴 ,鉴定、勘验为证据调查手段     

论催眠证据

为适应现代社会结构复杂化的需要 ,提高侦查手段的科技含量 ,可以考虑将催眠技术引入刑事程序。然而 ,由于催眠技术本身充满了争议 ,它在刑事程序中的运用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得到解决。催眠证据之证据能力及证明力决定了其能否作为适格的证据而具有法律上的可采性。关于刑事程序中实施催眠之可行性 ,应当在考虑催眠技术可靠程度的基础上结合当今法制现状和理念基础进行宏观的探讨。     

测谎结论的证据资格探讨

从理论视角分析,承认测谎结论的证据资格具有"法理合理性",但囿于条件制约,我国测谎结论的正确性不能保证且会导致一系列问题,鉴于此种制度语境,测谎结论不能作为刑事诉讼证据.唯待相关制度完善,司法环境改善之后,才能考虑赋予测谎结论以证据资格,使其在刑事诉讼中发挥更大作用.     

刑事诉讼中科学证据认证研究

在我国,科学证据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泛,而由于缺少完善的证据体系,侦查人员对科学证据的审查认定,主要限于其相关性,即审查是否具有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能力,是否真实可靠,而对于其可釆性,即是否具有证据资格的审查,则存在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仅限于对鉴定意见形式要件的审查;第二,对其所依据的认证理由不予公开。     

试论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

我国对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态度不明确，各国的相关立法和理论不尽一致，从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进行价值取舍，必须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瑕疵证据规则对侦查取证行为的规制——以笔录证据为视角

目前刑事瑕疵证据规则对侦查取证行为规制的目的与效果均不明显。急需调整与完善。从笔录证据相关理论分析得出,刑事瑕疵证据是因轻微违法的侦查行为所导致证据资格待定的笔录证据。因现有立法对瑕疵证据的种类、范围、补救程序等问题规定存在明显疏漏,导致侦查机关对瑕疵证据的避免与补救重视不够。应按照笔录证据的特征与规律设计与完善瑕疵证据规则,以达到科学有效规范侦查取证行为的效果。     

论违法证据排除规则

违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实现人权保障、司法正义不可或缺的法律制度,是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我国因传统上受大陆法系影响,违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立法中尚属空白,由此才有了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司法不公、侵犯人权频频发生.确立违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完善刑事立法、规范执法行为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从理论角度,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提出确立违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意见和构想.     

中国民事证据立法的立场表达——读汤维建教授的《民事证据立法的理论立场》

在《民事证据立法的理论立场》一书中，汤维建从“以证据文化诠释证据制度，以证据制度型构证据文化”这一学术视角出发，对已经开始且正在经历重大历史性变迁的中国民事证据制度所涉及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且论证有据的回答，并在压台部分附以蔚为可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证据法》（建议稿），做到了专题性研究和体系性建议的良好结合。该书将对提升相关理论研究水平、推动立法进程、影响司法实践产生引领性的积极作用。     

完善我国证据收集制度的若干思考--日本证据收集制度及启示

在民事诉讼中,收集证据作为最基础性的工作,其重要性、艰难性无论是立法还是理论研究都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体现.既往的研究多从当事人收集证据与法官审查证据的关系入手,得出当事人应当自行收集证据的结论,对于法官协助当事人收集证据的积极作用则未提及.本文在分析我国现行证据收集制度存在的缺陷、成因及后果的基础上,对日本证据收集制度及给予我们的启示进行研究,论证了区分法官在证据收集程序中的实体决定权和程序指挥权、制裁权的必要性,反驳了片面强调弱化法官职权的观点,提出了全面收缩法官的实体决定权,加强法官程序指挥权和制裁权,完善当事人、证人和鉴定人的诉讼权利与诉讼义务制度,确立公民文书提出义务制度的立法构想.     

试论电子证据的认证及立法构想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对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法律制度也是不可避免的受到科技的影响，科技对证据的影响尤为巨大。本文从对电子证据的认识入手，着重把握对电子证据的认证，同时还从立法的指导思想、立法的模式和立法的内容三个方面提出对电子证据认证的立法构想。     

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排除及其思考

本文从非法证据的内涵入手,拟在通过对我国非法证据的排除在现行立法中相应规定的缺陷,阐述司法实践背后深层次的原因,说明我国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同时,在操作程序等方面本文提出建构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粗略的设想,以期对我国刑事诉讼理论和司法实践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