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强制执行中的代履行——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代履行作为行政强制执行方式之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首次以正式的法律概念被提出和确认,但这并不表示我国关于"代履行"的行政法理论和制度已经成熟。本文以《行政强制法》为基点,结合域外同类法律制度和理论,以代履行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程序设计、费用缴纳与法律救济等内容为重点,进行系统性探讨,试图推进中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完善和理论的成熟。     

“以房抵债”与抵销预约——《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载“朱俊芳案”评释

就"以房抵债"(类型二)的性质及效力问题,最高院先后以公报案例和司法解释的形式作出说明。在朱俊芳案中,最高院试图肯定以房抵债协议的效力,但其提出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与《借款协议》"并立又有联系"的解释方案并不契合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当事人实际上约定《商品房买卖合同》附停止条件,且作成抵销预约。再者,鉴于该案不存在抵押或质押,最高院亦无需考察《借款协议》中的"以房抵债"约定是否属于流押条款。至于法院应如何处理"以房抵债"条款,是依法释[2015]18号第24条课以债权人"强制清算义务",还是直接执行该条款,抑或其他方案,仍有待今后审判实践的积累和法理的进一步分析。     

代履行:费用基准、确定机制与征收路径

代履行是一种重要的行政强制执行方式,在实践中被广泛使用。然而,《行政强制法》对代履行费用规定过于概括,在基准、确定机制与征收路径等方面都存在进一步讨论的空间,以达到发挥代履行的制度优势,并防止第三人借代履行牟取暴利或者与行政机关合谋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后果。     

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中出租人通知义务探究

《民通意见》第118条、《合同法》第230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均规定了出租人出卖房屋时的通知义务。学界对该通知义务历来缺乏深入的研究,严重妨碍了制度运行的实际效果,亦不利于当事人利益之保护。出租人通知义务系观念通知,是一种强制性的法定附随义务,亦是出租人与第三人签订买卖合同的法定生效要件。对该义务的违反,应区分是否侵害到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相应发生合同无效、侵权损害赔偿与合同不生效的法律效果。     

如何计算查补税款的滞纳金

通俗讲,滞纳金是税务机关对未按规定期限缴纳或解缴税款的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按比例附加征收的金钱。本质上,滞纳金是一种执行罚,是当事人不及时履行他所不能代替履行的义务时,国家行政机关对其采取课以财产上新的给付义务的办法,也就是在经济上加重义务,促使其履行义务。虽然《征管法》上明确规定了滞纳金的加收期间和比例,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对查补税款的滞纳金计算却并不容易。《征管法》第32条明确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税款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     

谈我国的行政诉讼费用制度

行政诉讼费用制度,是指国家法律规定的当事人进行行政诉讼依法应当向人民法院交纳和支付诉讼费用的一整套准则。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74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应当收取诉讼费用。诉讼费用由败诉方承担,双方都有责任的由双方分担。收取诉讼费用的具体办法另行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已于1989年7月12日印发了《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其中具体规定了收取行政诉讼费用的收费范围、收费标准、费用负担、交纳管理等,由此确立了我国行政诉讼费用制度。本文就我国行政诉讼费用制度的必要性和现实性谈点个人见解,以求教同行。 一、确立行政诉讼费用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行政诉讼费用制度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是伴随着民事诉讼费用制度的解决而解决的。 为了贯彻我国的行政诉讼费用制度,当前要加深理解其性质,广泛宣传其作用。     

论合同的附随义务

合同的附随义务是相对于合同的主义务而言,是合同的标的、价款等主条款以外规定的或法律规定的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第九十二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其设立的目的在于一是促进实现主给付义务;二是维护对方的人身或财产利益。违反附随义务与违反给付义务一样产生违约责任。     

股权转让后的未届期出资义务承担

我国《公司法》经过 2014年的修改，自“部分的认缴制”改为“完全的认缴制”，引发如下问题：股权转让时出资义务尚未届期，转让股东是否需要继续承担该未届期出资义务。对此，司法实践以及学界主要存在“单独承担模式”与“共同承担模式”的不同规制路径：前者要求受让股东单独承担该义务，后者则要求转让股东与受让股东共同承担该义务。检讨既有的规制路径，可以发现在通常情形中股东退出机制的保障功能更值得尊重，而债权人保护的需求则仅在例外情形中才显其正当性。《公司法》草案第89条第1款明确规定了“单独承担模式”，而作为例外的“共同承担模式”则需要体系化地适用第48条与第89条第2款才能得以实现。     

自首制度在刑法交通肇事中的适用

根据《刑法》总则第101条,除非有单行《刑法》的特别规定,否则自首制度应该适用于《刑法》分则规定的所有罪名及其所有量刑幅度内(刑种和刑度)。交通肇事罪共有三档法定刑,其第一档法定刑内不存在自首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不能用行政法中的相关规定来排斥当事人的刑事权利。将履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义务同时符合自首条件的行为认定为自首,并不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预约合同认定的理论难题与实践破解

最典型的预约合同约定当事人均承担将来缔约的义务,其实质是当事人自我设定强制缔约义务,即当事人基于契约自由限制将来的契约自由。预约合同规则的重点是构成要件和缔约义务的效力强度。《民法典》第495条规定的是双务预约合同,但也可适用于其他预约合同类型。合同编司法解释第6条增设了预约合同本身须为合同的要件,既与司法解释第3条相呼应,也符合合同拘束力来源的现代理论。预约合同约定的将来缔约期限应为合理期限。双方仅约定将来一定期限内磋商谈判的,也可能构成预约合同,双方均承担基于诚信原则合理磋商的义务。意向书等缔约阶段性文件是否构成预约合同,取决于约定的具体内容。订立认购书等文件的原因若为标的物尚不存在或依法无法出售,双方已对标的、数量等主要内容达成合意时,可认定双方之间成立正式合同。预约合同的内容再详尽,也不能直接被认定为本约。     

法律释明与法律观点释明之辨

法律释明要求法官就法律问题向当事人进行解释、说明与提示。以《证据规定》第3条第1款和第35条第1款为标志，本土法律释明和法律观点释明呈现二元格局。《证据规定》第35条第1款在实践中遭遇两难，其理论根源是两种释明逻辑及其适用条件的混同。本土法律释明以抽象当事人形象为立足点，法律观点释明则以具体当事人为适用场景。不仅如此，本土法律释明旨在一般性弥补当事人法律知识的不足，故而可能尽早明确作出。法律观点释明意在避免突袭裁判，这有赖于案件事实的逐步揭示。《新证据规定》第53条第1款并不排斥释明，而是在充分保障当事人辩论权的同时，通过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以框定和明确释明的边界与方式。这背后是从一般法律释明到具体法律观点释明的逻辑转换，据此实现当事人权益保障、纠纷一次性解决和法官依法审理的统一。     

违约金与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争鸣意见之一违约金与损害赔偿的性质与相互关系

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赔偿损失和违约金两种违约责任形式的性质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合同法》第 1 1 2条规定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 ,在履行义务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后 ,对方还有其他损失的 ,应当赔偿损失。”由此可以看出 ,赔偿损失是属于补偿性质的民事责任 ,其目的在于补救违约行为给对方造成的不利后果 ,填补因违约方不履行合同或不适当履行合同所遭受的实际经济损失。在一般情况下 ,赔偿损失不具有惩罚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1 1 4条第 1款规定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     

我国律师保守职业秘密义务的学理探讨及立法修改建议

律师具有保守职业秘密的义务是世界各国对律师的普遍要求。我国《律师法》对律师保密义务也有规定，但严格地说，我国还没有真正确立律师保守职业秘密义务的规则①。对其学理的探讨与立法的研究均流于表象而有待于深入。 我国《律师法》第３３条规定：“律师应当保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和当事人的商业秘密，不得泄露当事人的隐私。”此条反映出我国的律师的职业秘密包括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作为个人秘密的隐私三种。 此种划分是否穷尽了律师职业秘密的范围？换话说，是否律师只需保守国家秘密、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三种秘密…     

如何理解刑法中的“本法另有规定”——兼论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界限

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区分是必要且重要的,所谓"大竞合论"并不可取。在对我国《刑法》中的"本法另有规定"的内涵进行解读时,不宜采取"行为类型说"。"构成要件说"与"行为类型说"的真正争点在于是否承认特别法条的不周全背后存在"立法者的特别考量",两者间的分歧无法在教义学内部得到解决。在发生法条竞合时,应坚持"特别法优先"原则,主张例外情形下适用"重法优于轻法"原则的重法论立场不可取。通说将许多本为想象竞合的情形误认为法条竞合,从而制造了特殊情形下适用"特别法优先"原则会导致罪刑不均衡的假象。     

不安抗辩权的法律分析

一、不安抗辩权的概述不安抗辩是大陆法系国家在合同法律关系中,为贯彻公平原则,对期前履约危险进行平衡而设定的救济制度.所谓不安抗辩是指双务合同中有先为给付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在对方当事人有不能履行合同义务的可能时,可暂时中止履行的制度.我国于1999年3月15日颁布的《合同法》确定了不安抗辩制度,分别在《合同法》第68条、第69条做出了具体规定.由于该制度的建立,为先履行义务人提出不安抗辩权提供了法律依据,有效地防范了期前履约危险的发生,故被形象地称之为“先履行义务人的防火墙”.     

其他重大过错导致离婚损害赔偿的立法解释

《婚姻法》第46条严格限制离婚损害赔偿的过错情形,由此引发因制度供给的法定理由不足、离婚损害赔偿的性质不明、权利救济不充分导致的司法裁判路径混乱。我国离婚损害赔偿本质上是配偶一方因过错行为违反婚姻契约导致离婚而产生的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在解释《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1091条新增的有其他重大过错时,既要充分发挥离婚损害赔偿的制度功能,也要平衡好过错责任与离婚自由的关系,努力实现社会性别实质平等和公平正义。对于配偶一方婚内生育他人子女等严重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过错情形导致离婚的,应当属于其他重大过错。民法典第1087条新增的“照顾无过错方权益”原则与第1091条的制度功能和侧重对象各不相同,在司法适用中并不冲突。     

论公民基本义务对于集体法益的证立与界限——以《刑法》第299条为例

除传统的公共利益条款外,公民基本义务也应构成证立刑法学中集体法益的宪法基础。例如,《刑法》第299条"侮辱国家标志罪"保护的国家尊严法益即建基于《宪法》第54条公民"维护祖国的荣誉义务"。受公民基本义务本质属性的影响,国家尊严法益以实现国家自身的存续为依归,相较于个人法益具有"自始的"或者"原初的"独立性。有鉴于此,对于本法益的合宪性控制不应继续沿用基本权利教义学的审查框架,而应立足于基本义务"二阶段的具体化模式",在"核心决定"与"技术性、细节性规定"的二分中确立全新的合宪性审查模式。     

终身监禁是将“牢底坐穿”吗？——终身监禁变更执行的法教义学分析

终身监禁是将“牢底坐穿”吗？对此需要从法教义学的视角对终身监禁变更执行中的争议问题进行分析。终身监禁不是《刑法》第50条第1款死缓变更的例外规定，被判终身监禁的罪犯在死缓考验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为25年有期徒刑。终身监禁中“不得减刑”的规定不是《刑法》第78条“可以减刑”的例外规定，而是该条“应当减刑”的例外规定，罪犯在终身监禁执行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不能减为有期徒刑，而应继续执行终身监禁。终身监禁不是《刑事诉讼法》第265条暂予监外执行的例外规定，对于被判终身监禁的罪犯可否暂予监外执行，应当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65条的规定予以确定。总之，判处终身监禁并不意味着罪犯一定要将“牢底坐穿”，执行终身监禁则意味着罪犯要将“牢底坐穿”。     

论遗失物的所有权归属——评《物权法》第107条与第113条

《物权法》对拾得遗失物问题进行了规范,并在其第113条和第107条分别规定了遗失物未被转让时和已被转让时两种情况下的所有权归属。《物权法》第113条没有规定拾得人一定条件下取得遗失物所有权,十分遗憾。《物权法》第107条在规范遗失物已被转让时采"例外承认主义",殊值赞同;但没有规定有偿回复中的公共市场、盗赃物的善意取得、无记名有价证券与货币。另外,《物权法》第113条的位置也值得商榷。     

民事二审审理范围扩张之反思——以“一审判决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分析对象

《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二十一条第二款为二审法院突破上诉请求拘束原则设置了四种例外情形,其中包括“一审判决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这一抽象的概念给法院留下了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实务中法官对此理解不一,不可避免地导致适用泛化问题的产生。为防止条款适用泛化造成对当事人处分权的不合理限制,有必要对《民诉法解释》第三百二十一条第二款“一审判决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作限缩解释。在判决既判力只及于特定主体的诉讼中,二审法院不必对舆情风险大的偶发性案件、牵涉公有单位利益的案件、当事人扰乱行政管理秩序的案件这三类作一审判决公益侵害性考量。根据实务现状尚无法看出“一审判决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适用空间。从长远来看,增设附带上诉制度、逐步限缩解释直至删除例外条款,方是化解二审程序当事人救济与裁判纠错二者矛盾的正本清源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