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制定和实施情况的调查报告

我国首部系统规范行政程序的地方政府规章--<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于2008年10月1日起施行.其实施效果如何需要认真全面考证.通过对湖南省、市、县三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示范单位的<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贯彻实施情况进行的广泛调研,可以看出,<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的制定和实施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要求,建议国务院以行政法规的形式适时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程序条例>.     

遵循正当程序,推进科学民主决策——以“长沙橘子洲景区门票定价风波”为个案分析

科学民主决策所要求的行政公开和公众参与必须通过正当程序来实现。《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将正当行政程序系统化法制化,重点规范了行政决策程序。但是这一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遭遇了思想观念、行为模式、既得利益的阻力,因此需要通过完善机制、扩大参与来增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普通公民的程序法治意识,共同推进科学民主决策。     

国家建设视角下的村庄合并政策研究

我们以国家建设理论为视角，实证分析湖南省AH县和浙江省CX县村庄合并的政治和社会后果，认为村庄合并虽然实现了节省国家财政支出、降低国家行政管理成本的目的，但是行政力量主导下的村庄合并从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村落社会传统的自生秩序，加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推行这一政策时存在明显的“动力差”，故而这一政策在实现国家对基层社会整合的效能方面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全面分析国家行政力量主导下村庄合并政策所产生的政治及社会后果，对于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有效治理，推进现代国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政府行政成本变动趋势实证分析

通过分析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行政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行政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进而分析论证了近年来我国政府的行政成本呈现出增长过快、规模过大的态势。行政成本过高的问题已经凸现出来,给我国政府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政府治理改革下的行政成本上涨研究——基于鲍莫尔成本病理论的分析

行政成本是政府履行其公共服务提供职能所必须的投入,治理行政成本一直以来不仅是各国政府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是中国政府治理改革的主要内容。本文基于鲍莫尔成本病理论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背景下中国行政成本上涨的情况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在短期内"鲍莫尔成本病"在政府服务领域中确实存在,显著地促进了政府行政成本的增长;但就中长期而言,"鲍莫尔成本病"对行政成本的提高并无影响。这表明,政府控制行政成本上涨的要点在于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和推进公共部门的治理变革以控制政府支出规模的膨胀,而不是简单地压低公务员工资。     

中国行政管理成本决定因素实证分析——兼论“缩省论”的合理性

以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比重这一指标,对各省级行政区行政管理成本加以排序,并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对行政管理成本省际差异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发现各省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和行政面积规模、公务人员规模和工资水平,与各省行政管理成本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些发现表明,精兵简政、控制公务员工资水平、减小省级行政区的规模,即“缩省”,是减少我国行政管理成本的可行途径。     

我国行政程序法制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的行政法制革新意义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的颁布施行,是我国行政程序法制建设的重大突破。这一地方性法规确立了一系列体现现代行政法制理念的行政程序法律原则,构成符合当代法治发展的世界潮流和我国实际的原则体系;在制度创新方面具有许多突出特点,确立了一系列新机制,对于推动我国《行政程序法》的早日出台有重要意义。     

关于降低行政成本问题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不断提高。庞大的行政管理支出不仅加重了财政负担,影响了政府形象,也妨碍了政府行政效率的提高。当前应转变政府职能,控制机构规模;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制度;强化财政预算,规范财政支出;控制干部职务消费增长;树立成本观念,提高行政人员素质,通过这些有效措施降低行政成本。     

降低我国行政成本的路径选择

我国行政成本过高的原因主要有：公务员行政道德观念出现错位,政府规模过大,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不够完善,行政成本监督体制不健全等等。降低行政成本的思路与对策有：提高公务员素质,强化公务员的行政成本观念,完善和优化政府机构设置,积极培养社会中介组织,改革预算管理和完善绩效预算制度,加强行政成本的监督,广泛推广电子政务。     

论经济危机下的政府行政成本控制——以政府行政法治化成本控制为视角

政府成本的状况,是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极其重要因素。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各国的公共行政部门由于"规模"过于庞大,行政效率低下,浪费了过多的紧缺资源而备受批评,合理节约有限资源,控制行政成本成为政府行政关注的主要焦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加速向实体经济侵蚀,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国内经济环境也随之不断恶化。同时,我国也正处于法治化发展阶段,各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权力已逐步纳入法治化轨道,而如何以尽可能少的耗费实现政府行政法治化正是我国法治化的基本前提和保障,因此,必须通过对政府行政法治化过程中的直接法治成本、机会法治成本以及法治社会成本进行合理控制。     

法律市场中行政立法成本分析

行政立法成本是行政立法相当重要的课题,它关系到行政立法的效率和质量,关系到法治国家的建设,关系到社会秩序的好坏.在法律市场中,行政立法成本有着丰富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其可分为动态行政立法成本和静态行政立法成本.我国行政立法在成本控制方面还存在着诸多不足,表现在行政立法生产成本高,机会成本高,交易成本高,边际成本递增.因而应从控制行政立法数量和质量、加强行政立法可行性和必要性分析、优化有限行政立法资源等方面来限制行政立法成本.     

山东服务业发展研究

我省服务业总体上规模偏小、结构层次较低、竞争能力不强,思想观念、管理体制、政策环境等制约发展的问题还十分突出。目前,服务业将会出现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我省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因此,需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服务业的开放力度,加大服务业投入,进一步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走创新发展之路来促进山东服务业发展。     

构建和谐海西与新型行政行为法律体系

政府职能及其行为方式成为当前我省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过程中一个突出的"题域".构建新型行政行为法律体系来规范政府行政行为和行政程序,是提高政府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也是构建和谐海西的前提基础.突出福建沿海和对台区位优势,依据合法性、可行性和人权的尺度为标准来完善行政行为法律体系,既是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客观需要,又是"筑巢引凤"、构建和谐海西的的必然要求.     

国内行政决策成本研究综述

基于对近十年关于行政决策成本文献的梳理,分析了行政决策成本的内容、过高的原因和影响行政决策成本的因素,指出了优化行政决策成本的途径。与此同时,提出了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理清了行政决策成本与政府行政成本的关系,指出了行政决策成本不仅是政府行政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本身也作为一个整体存在,影响着政府行政成本。     

浙江“省管县”财政体制及其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

"省管县"财政体制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浙江"省管县"财政体制在不断完善和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有效的做法与经验,对于减少行政层级,提高行政效率,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和城乡、地区协调,提高财政运行效率,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并对推进我国行政层级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我国县级政府机构改革中人员分流的对策与思考

人员分流是我国县级政府机构改革的“瓶颈”。文中评价了目前我国学术界关于县级政府机构改革中人员分流的几种基本思路,基于县情,解决我国县级政府机构改革中人员分流问题的对策是:实现县级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增加县财政收入;增大中央财政支付转移的力度;实现人员编制法律化、制度化。     

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问题探析

服务型政府建设不仅仅是政府的事,也是民众的事,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过程中,政府需要与人民互动;完善政府体系内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三者之间的关系和行为模式要同步进行改革,才能建设一个完整的服务型政府体制;政府机关的内部行政管理也必须从管制转向服务,服务型政府建设需要做到内外兼修;建设服务型政府也必须要解决对政府职能、规模、技术及投入与产出观念上和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最后也必须认识到建设服务型政府将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     

中国地级市政府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研究——以河北省地级市为例

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是"放管服"改革的突破口,是提高政府行政审批效率、便利企业和群众办事、进一步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的关键举措。中国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主要在地级市政府展开,在具体推进过程中,普遍缺乏对"相对集中"标准的把握。文章从基本概念出发,将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区分为横向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和纵向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以此为基础分析河北省各地级市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现状和问题,最后给出地级市政府推进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政策建议。     

新中国前十七年的陕西成人教育体系

新中国建立伊始,陕西省文盲率达80%以上。全省从以扫盲为中心开始,继而建立各级成人教育机构;从学文化开始,到半工半读,发展不同类型的业余学校,实行学文化与学技术结合;在建立专门业余学校的同时,普通学校也办业余教育。同时,国家将成人教育正式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各级政府部门建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在"文化革命"前全省初步形成了成人教育体系。     

社会信用评价的合法性及其限度

社会信用评价是社会主义诚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有必要对社会信用评价的目的、针对对象、具体程序、使用范围、救济措施进行认真研究。现阶段，于陌生人背景下的民商事交往以及行政机关的包括行政许可、行政检查在内的行政管理呈现出了信息失衡的情形，大大增加了民商事交往与行政管理的风险和成本。为此，有必要通过建立社会信用评价体系的方式延长博弈链，变陌生人社会为“熟人”社会，从而有效降低民商事交往和行政管理中不必要的风险与成本。社会信用评价的对象、程序、使用范围、救济措施等应当以此制度目标为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