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行为失范浅析——基于街头官僚理论的视角

城管执法人员是典型的＂街头官僚＂,他们处于公共政策链条的最末端,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其行为不当会严重损坏政府形象和政策效力。单纯限制城管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并不能防止其失范行政,还需要从自律角度,加强城管队伍建设,提高城管队员素质,来对其行政进行约束。     

论城管执法队伍建设的方向

目前,城管队伍在组建和执法过程中确实存在许多问题,然而这与其合法与否并无必然联系。事实上城管队伍的构成及正常执法行为都可以从实定法上寻找到一定依据,城管执法活动也产生了巨大的行政效能。而且从各地的城管执法实践来看,城管队伍也正向着法治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所以针对城管队伍基本态度应该是尊重和戒惧,承认其积极作用的同时力求其问题的解决之道,即枸球法治化、人性化、透明化的城营执法队伍。     

论城管执法的困境与重塑——人本主义观念的确立

当前在城管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与小摊贩之间的矛盾冲突层出不穷,甚至有许多恶性暴力事件的发生。城管李志强被杀一案,引发人们的许多思考,城管执法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为此,各地政府部门为改善城管执法,缓解社会矛盾,出台了许多新的措施,然而这些措施中有的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有的则违背了法治精神。只有在立法中贯彻、在执法中树立人本主义观念,城管执法才能得以顺利进行,社会才能更加和谐。     

城管的执法逻辑

面对城乡结各部的机动车辆清洗管理执法，城管执法人员处在一种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的巨大压力与维系村民基本生活的夹缝之中。面对此尴尬处境，城管执法人员是如何应对的呢？通过观察现实中的执法过程，我们也许可以从中窥见城管的执法逻辑。     

公安执法中“人身搜查”技巧探析——澳警在人身搜查执法中给予的启示

人身搜查是公安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或犯罪分子采取的一种强制性措施,是警务实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从人身搜查技战术的安全性和实效性两方面入手,防止在执法过程中由于麻痹、轻敌或搜查动作不规范、不正确给执法人员带来伤害;同时,借鉴澳大利亚警察执法人员在人身搜查活动中的策略和方法,能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从110“四有四必”承诺谈警察行政伦理困境

110"四有四必"承诺带来了两种不同选择,其引发了行政伦理困境,在此基础上综合各方观点,运用批判性思维的方法,从公安机关自身和外部环境两方面,认为"破除保守,坚守宗旨,提升水平;建立联动,合理引导,完善制度"是走出警察行政伦理困境的路径。     

街头行政执法中的“平衡”机制研究——以城管执法为例

本文重点研究街头行政中的治理机制,本文将当前城管街头执法中的运行机制总结为"平衡",并探讨"平衡"治理机制的内涵、表现、逻辑及其影响。本研究以基层执法人员的日常执法为研究对象,通过A市城管队多年执法案例和数据,以城管人员日常执法的外在表现对"平衡"治理进行了类型区分、内涵界定和过程展示,从而从体制结构、政策制度、个人处境等维度揭示了城管采用"平衡"策略的内在机制,最后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平衡"治理的各种影响。     

从“孟连事件”看行政伦理失范及其治理

行政伦理失范是行政权力的一种异化现象,它对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08年云南＂孟连事件＂可算是行政伦理失范的典型案例。文章通过对孟连事件中行政伦理失范的表现的阐述,以我国尚处于社会转型期为基点,从行政人员多元价值冲突、行政制度、机制不完善两方面分析当前我国行政伦理失范的主要原因,并从制度伦理建设以及个人伦理建设角度提出了行政伦理失范的治理对策。     

人性化管理在城管执法中的困境与出路

近年来,城管暴虐执法现象在各地屡见不鲜,在城管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与小摊贩之间的矛盾冲突愈演愈烈,甚至有许多恶性暴力事件的发生,暴力执法与暴力抗法现象成为值得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为此,学界和各地政府部门为改善城管执法,缓解社会矛盾,纷纷对城市管理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反思,并从各个视角探索新的城管执法模式。本文从管理学的角度思考当前人性化管理方式在城管执法中的价值和困境,并尝试着探索走出困境的出路。     

行政相对人社会地位探究

2008年7月在西安市召开的全国城管执法理论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城管局领导针对城管执法的对象，有两种看法，一是“执法人员接触的是弱势群体，他们的生活收入低，他们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二是“我们的工作中所面对的执法对象不完全是弱势群体，甚至是强势群体。”如此各执一词的看法不无矛盾，可是一旦深入思考，该“矛盾”蕴含着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相对人的社会地位究竟为何？再者，媒体对城管执法报道的有这样的一种预设：城管执法是针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执法。事实上，通过我们的调研，相对人的社会地位远非媒体所预设的这么简单，     

浅谈基层派出所的选择性执法——以加强执法管理为视角

基层派出所的选择性执法,既是公安基层执法实践中的常见现象,也是公平与效率这一对矛盾的具体表现.作为现阶段公安工作中客观存在的一种执法现象,其正负两方面价值都有可能进一步衍生.对此,基本思路应该是采取理性的监督措施与改革执法管理机制来"合理控制"选择性执法,一方面减少民警不合理甚至是违法的选择,另一方面增加民警选择性执法的合法合理内容,以实现"选择性执法"向"最优化执法"的转变.     

行政协助：破解城管执法困境的路径

目前我国城管执法存在执法依据缺失、权责不对等问题,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从行政协助的视角分析,城市摊贩管理中,应当加强城市建设部门、社会保障部门、公安机构、自治组织对城管执法的协助,克服城管执法部门自身的体制性缺陷,提高执法的整体效能。     

论基层派出所的选择性执法——以加强执法管理为视角

基层派出所的选择性执法,既是公安基层执法实践中的常见现象,也是公平与效率这一对矛盾的具体表现。作为现阶段公安工作中客观存在的一种执法现象,其正负两方面价值都有可能进一步衍生。对此,基本思路应该是采取理性的监督措施与改革执法管理机制来"合理控制"选择性执法,一方面减少民警不合理甚至是违法的选择,另一方面要增加民警选择性执法的合法合理内容,以实现"选择性执法"向"最优化执法"的转变。     

论我国城管综合执法的法律规制

综合执法是指为了解决现实中行政机关职能交叉而出现的多头处罚和滥施处罚的现象,有的地方将原来由几个行政机关分别行使行政管理权的管理领域,统一由一个行政机关实施管理,并由该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我国城管综合执法在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法律依据不足,职能范围模糊,人员编制混乱等。其原因则是涉及观念、经济、体制以及法律等各方面。要完善城管执法,就必须要坚持从立法、执法、守法三个方面切入,把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改革推向前进。     

“礼貌的伦理”的生成及消解——一个行政伦理的视角

"礼貌的伦理"是行政活动领域一个特异的现象,是一种不符合公民意愿及社会需求且被异化的行为方式,其产生及表现体现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及提供过程中。美国著名学者库珀对行政伦理进行过详细的阐述,通过对库珀行政伦理的分析,"礼貌的伦理"产生的原因可以归结于权力的困境、角色的困境和利益的困境,而公民权利的良性回归、社会期待的有效回应、政绩考核的科学合理、行政伦理的重塑内化能有效消解这一现象。     

西安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改革研究

一个城市要实现良性运转,必须理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体制。西安市于2005年组建了"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城管执法局),对于提高城市管理和服务水平,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同时也存在着城市管理立法滞后、管理体制不畅、执法协作体系不完善、缺乏规范有效的管理体制等问题。为此,应在构建权责一致的"大城管"前提下,加强行政立法,构建城市管理法治体系,建立城管执法人员编制增长机制,完善司法保障机制,形成综合治理体系。     

我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困境及对策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是转型时期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直接产物。通过近十几年的试点探索,城管综合执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发展带来的矛盾。但于此同时在执法理念、执法制度和执法社会环境方面也面临许多困境。文章建议在革新城管执法理念,坚持"以人为本"执法理念基础上,加快建立完善城管执法法律法规体系,健全对城管执法监督和保障机制,提升执法人员综合素质,引导群众参与城管执法工作,完善城管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公务合作机制。     

论行政裁量权的规范与控制

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存在着大量执法行为缺乏合理性,造成执法的任意性和裁量的不公问题。在推进市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工作中,地方（省级）人民政府通过规范性文件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提出了具体规范的措施。限制执法人员的执法随意性,但只是治标不治本的临时性措施。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应从行政执法质量的考评方法和内部监督及行政复议来解决行政处罚的规范性问题,单纯的通过规范性文件规范、限制统一处罚基准对处罚是否公平,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评价系统来解决。     

警察协助城管执法的变革之路——以北京为例

警察协助城管执法是城管改革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北京作为城管改革的试验田,在警察协助城管执法问题上积累了诸多经验。摒弃"城管警察"模式,是符合城管与警察职权分工趋势的正确选择,但警察协助城管实践中的捆绑执法制度化,城管领导背景警察化,执法协助范围宽泛化值得商榷。建立法治化的协助机制,首先需明确警察特殊的执行协助义务;其次在具体层面,从组织领导去警察化,建立法制审查机构与程序规范化运作,通过追责保障实施等方面构建。长期来看,加强城管自身强制力建设,提高执法能力同样不可或缺。     

城管强制的合法化出路

城管作为《行政处罚法》第16条规定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产物,虽然缺乏行政强制"基因",但刚性的城市管理任务诱发或明或暗的行政强制,致其陷入合法性困境。为了走出困境,各地或者通过增量调整、为城管设定强制,或者通过存量调整、安排城管"挪用"其他行政部门的强制,但二者自身的合法性也成问题。即将出台的《行政强制法》似乎为寻求城管强制合法化预留了出路。但当前更有可能去设定城管强制的不是法律或行政法规,而是地方性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