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强制措施的理论基础与诉讼价值

刑事强制措施和无罪推定原则并行不悖.为了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揭露犯罪、惩罚犯罪,以及完成刑事诉讼的各项任务,刑事强制措施的诉讼地位不可或缺.但是刑事强制措施的作用远非如此,它还通过一系列严格的适用条件、适用程序、适用期限等来保障人权、体现程序正义.     

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改革与完善——在保障诉讼与维护人权之间的现实平衡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强制措施都是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进行暂时限制或剥夺。现代国际法制原则要求,刑事强制措施必须体现人权保障的法律价值。但是由于传统中的重视社会保护、司法权力配置等方面的制约因素,我国现行的刑事强制措施存在着一些不利于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的缺陷,显现出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内对人权保障的不足。具体讲,主要集中在强制措施的具体适用和强制措施体系内部的相关制度上。本文努力在从我国国情出发的前提下,借鉴国际和世界其他先进国家的相关制度,对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的完善提出一点拙见,以期对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改革与完善尽点微薄之力。     

近年来刑事司法改革的回顾与反思

从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颁行至今,我国刑事司法领域发生了很多重大的变化,诸如辩护、强制措施、审判方式以及无罪推定原则的贯彻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得与失.而程序法实施的保障机制、辩护权的司法救济以及法庭审理流于形式的问题,也对刑事诉讼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尽管目前刑事司法中自生自发的改革正在蓬勃展开,但中西法律文化的冲突问题也不容忽视.要取得刑事司法改革的成功,需要着力构建权利救济制度,推进刑事诉讼体制的改革,并在刑事诉讼程序观念上有重大的转变.     

我国刑事证明责任概念论

刑事证明责任是实现刑事诉讼目的和功能的重要一环。鉴于目前学界对刑事证明责任相关问题的纷争,笔者认为纷争的主要症结在于对刑事证明责任概念的内涵的不同把握上。笔者在考察域外刑事证明责任理论和概念及现阶段我国刑事证明责任概念纷争的基础上,通过对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关系、我国目前刑事诉讼模式、审判架构、犯罪构成特质诉讼机能的分析,结合对刑事证明责任“负担说”的法律性质的论证,认为我国刑事证明责任与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证明责任的以“刑事证明责任具有以事实真伪不明的不利后果分配的客观责任为基点,映射主观证明责任的双层次性”的本质是一致的。从而最终得出当前我国刑事证明责任的概念,以期建立刑事证明责任责任理论研究的逻辑演绎的同一律。     

强制措施与人权保护──析刑事诉讼法的人权保护设计

作者从我国刑事人权观属性出发，对７９、９６两部刑事诉讼中强制措施的人权保护设计进行分析和论证。作者认为，我国的刑事人权保护与世界发达国家已经接近，但也有不完善之处，现实与法律仍有差距，需要执法者正确理解立法精神。     

对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审视

取保候审是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采用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在司法实践中 ,由于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还不够缜密和完善 ,因此 ,这一刑事强制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非羁押性刑事强制措施重建的宪法障碍及对策

刑事强制措施的价值在于:它既是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必要手段,也是保护公民人身自由权免受国家权力任意侵害的有力武器。作为刑事强制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比羁押性强制措施更符合这一价值体系的要求。我国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重建面临宪法方面的障碍,应在现有宪政体制下完善我国的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制度。     

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改进与完善

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改进与完善刘振山我国刑事诉讼法专章规定了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五种刑事强制措施。司法实践表明，这五种强制措施在刑事诉讼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巨大变化，现有强制措施的预防性和实用性...     

论监察委留置权:权力属性、运行原则及程序衔接

监察委留置权是我国法律创建的一项新型权力,具有本土化的原生因素,对其界定必须充分考虑本国国情并遵循法治规律。我国实行的是"议行合一"的政权结构形式,简单套用西方"三权分立理论"对监察留置进行定性分析显然充分性不足。在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进程中,监察留置作为一项涉及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性措施,必须遵循人权保障原则、权力制约原则以及比例原则。通过规范分析和实然考察的方法对监察留置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考察后,笔者指出:可通过明确检察官刑事强制措施审查期间、引入检察官提前介入调查机制、组建专业化审查起诉团队和构建诉讼化的审查起诉听证机制等方法,促使监察留置与审查起诉的有效衔接。     

我国非羁押性刑事强制措施的重构

刑事强制措施的价值在于它既是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必要手段,也是保护公民人身自由权免受国家权力任意侵害的有力武器。作为刑事强制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羁押性强制措施比羁押性强制措施更符合这一价值体系的要求。     

行政强制执行主体之中国式论辩——以《行政强制法》(草案)之规定为切入

行政强制执行以实现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保障行政决定的履行为目的,是实现行政权力的保障制度,对于保证行政决定义务内容和行政目标的实现,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分析了我国的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现状和弊端,提出行政强制执行权应由行政机关统一来行使;设定科学合理的执行程序,再加上司法机关对行政强制执行的司法监督,以此来提高行政效率,减轻法院负担,保障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有序实现。     

对现行治安处罚强制执行制度的理性思考

对现行的治安管理处罚强制执行制度,现有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够完善,治安拘留能否延期执行和罚款执行罚中治安拘留的具体实施,都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改进.     

强制医疗程序司法运作中的问题与完善——以检察监督权的有效行使为视角

我国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性质上属于刑事司法程序,兼具治疗精神病和防卫社会的目的,奉行入院中心主义。强制医疗在司法运作中仍存在启动程序不规范、适用标准不明确、检察监督不到位、配套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检察院应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加强对强制医疗启动程序、审查程序和审查标准、执行程序的监督,实现强制医疗公正、效率、安全和人道的制度价值。     

重塑我国逮捕制度之理性思考

强制措施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刑事司法制度，逮捕和羁押的行使不仅关系到能否有效地追究犯罪，更直接关系到公民的人身自由和权利保障，并且鲜明地体现出一个国家民主与法治的程度。我国现行逮捕制度在立法和司法方面尚不完善，未能有效体现追诉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的双重价值，基于此，我国现行逮捕制度应从构建逮捕与羁押分离制度的角度予以重塑。     

中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研究

我国现行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面临诸多问题,法学研究亟须回答。即时强制、强制措施、强制执行三个概念涉及强制和执行因素,其中即时强制、强制措施的执行是与决定同时实施的,行政强制执行只是行政行为的一个环节,而非独立行政行为。国外没有一个国家是单纯法院强制执行或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我国行政权力中能够相对集中行使的权力不是目前正在进行的行政处罚权的集中行使,而是行政强制执行权。我国应当在中央和地方行政系统内设立执行机构,执行遇到抵抗的行政决定的同时执行法院的有金钱给付义务的裁判,当行政执行需要限制人身自由时则必须由法院裁决后方可执行。     

无益查封禁止问题初探

无益查封禁止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已有采用,但尚未立法规定。在具体操作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当事人对该做法不理解,法院对该做法缺少依据和底气等。为此,对无益查封禁止进行研究,探讨无益查封禁止设立的意义和适用条件,正确对待其中的变价费用、风险担负"、没有剩余可能"等问题,有助于中国民事强制执行立法的健全与完善。     

完善我国民事执行财产调查制度的若干思考

近年来，我国为了有效解决执行难问题，不仅在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被执行人强制报告财产制度，还联合20个部门建立执行联动机制，在司法实践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为进一步增强执行财产调查制度的实效性，在以上措施的基础上，强化制裁措施、加强执行联动机制的威慑力和建立征信体系三个方面用以完善我国的执行财产调查制度。     

论进一步完善探望权制度

现行婚姻法中的探望权在立法上仍有瑕疵,从探望权的适用范围、其权利和义务主体以及探望权的中止与强制执行等方面进行初步探讨,以期探望权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     

行政强制行为之非独立性思考

行政强制措施具有手段性、附随性和保障性，与行政管理或行政调查密不可分，不具有法律价值的独立性。行政强制执行从本质上讲是独立的执行行为，而不是强制行为，其核心特征是执行性而不是强制性。即时性行政强制是对特定违法、危险状态的独立处置行为，其个性特征是结果性与即时性，而不是手段性与临时性。在剥离了以上三种行为后，行政强制行为已经没有任何实质内容，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必要性，不应再作为独立的一类行政行为。     

论适龄儿童、少年是受义务教育的义务主体——“孟母堂事件”的再思考

适龄儿童、少年（受教育者）具有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能力和责任能力。我国义务教育目的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一＂决定了受教育者是受义务教育的义务主体。通过对外国宪法、国际人权法文件的比较分析,我们也可得出受教育者必须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