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法中的推定问题研究（一）

推定是证据法中一项重要制度。它建立在真实的、具有盖然性效力的证据的基础之上,而免除了原告对推定事实的举证责任,是证明事实的一种特殊方法。推定制度对于实现诉讼公正、提高诉讼效率和解决证明中的困难,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对推定的基本概念、法律意义、法理基础、适用条件等问题作了较全面的分析、归纳,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论证据法上的推定

作为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 ,推定为各国立法与实践所广泛采用。法律设定推定制度的意义 ,主要在于免除当事人对某些事项的举证责任 ,以缓解诉讼证明的困难 ,提高诉讼效率。在逻辑结构上 ,推定主要由基础事实、推定事实以及二者之间逻辑上的内在联系构成     

刑事推定的正当性与规则设计探讨

刑事推定的正当性主要体现在合理免除或是分配举证责任、破解证明困难而造成的诉讼僵局。刑事推定具有"基础事实+常态联系→推定事实"的特定结构,其成立的条件是基础事实必须查证属实,法官所据以推定的常态联系必须可靠,推定结论不被推翻。刑事推定应在遵守基础事实与常态联系可靠性原则、谨慎适用原则、直接推定原则、允许反驳规则等推定一般原则外,还应体现有利被告人推定可普遍使用原则以及不利被告人的推定限制使用规则两个特有原则。刑事推定核心规则的核心问题在于对不利被告人的推定的法律规制问题,主要是严格限制不利被告人推定的适用范围,特别是对不利于被告人的法律推定的确定应规范、合理。     

法律推定规则的适用

推定是一种为了降低证明难度,依据法律的规定从要件事实之外的基础事实推出要件事实的存在,并允许反驳推翻的机制。推定的目的是降低证明难度,其证明原理是从已知的基础事实推出要件事实,推定的适用规程中需要遵循必须性原则、高度盖然性或排除合理怀疑原则、允许反驳的原则。推定适用需要三个条件,即推定的基础事实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基础事实是要件事实以外的事实,没有相反证据或者相反证据不足以推翻该基础事实。推定的适用的三个步骤分别是提出适用、反驳和裁判。在推定的适用与证明责任的关系中,首先界定了何为证明责任,并且对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做出了区分,其次界定了推定与证明责任倒置的区分。     

刑事推定与应当知道

刑事推定作为一个横跨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理论范畴,近年来颇受关注。司法解释中的"应当知道"也常常被视为推定的适用。刑事推定是在证明困难和特定的形势政策下,基于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的常态联系所设置的,其效力在于证明责任的转移,而非证明责任的倒置。司法解释中的"应当知道"并非全部属于推定的适用,对待刑事推定应当谨慎。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常态联系和证明责任的转移,是判断某一规则是否设置推定的重要标准。对于推定的判断和认识,必须回到推定的本元,厘清推定的基础的效力。     

刑事推定与应当知道简

刑事推定作为一个横跨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理论范畴,近年来颇受关注。司法解释中的“应当知道”也常常被视为推定的适用。刑事推定是在证明困难和特定的形势政策下,基于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的常态联系所设置的,其效力在于证明责任的转移,而非证明责任的倒置。司法解释中的“应当知道”并非全部属于推定的适用,对待刑事推定应当谨慎。基础事实与推定事实之间常态联系和证明责任的转移,是判断某一规则是否设置推定的重要标准。对于推定的判断和认识,必须回到推定的本元,厘清推定的基础的效力。     

推定在刑事诉讼中适用限制探析

推定是证据法中的一项重要规则，它对于实现诉讼公正、提高诉讼效率和解决证明中的困难，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推定规则本身的局限性及推定规则与无罪推定的冲突导致了推定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受到限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不应该摒除推定的适用。但是鉴于刑事诉讼本身的特性，在适用推定规则时应当十分慎重并对其适用范围作一些特殊限制，使推定在刑事诉讼中得到更好地适用。     

推定概念之厘清

在我国,推定概念的使用非常混乱,而且常常将其与推论、假定、间接证据证明等概念混同。明确推定的概念,首先要明晰推定由哪些要素构成。推定的构成要素包括基础事实、推定事实和法律规定。推定即法律推定,是由法律明文规定的,在基础事实成立时,直接得出推定事实亦存在的一种司法证明的替代方法,但允许受不利推定的当事人举证反驳的事实认定规则。至此,推定的内涵和外延明确,且与推论、假定、间接证据证明等概念之间的界限清晰,进而可以避免概念之间的混乱。     

论推定在产品缺陷认定中的适用

我国法律对产品缺陷的规定过于抽象,使得产品责任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发挥有效救济受害人的作用。在产品缺陷认定中引入推定制度,可以更好地救济受害人,但必须处理好其基础事实和推定事实的逻辑关系,以及推定与证明责任例置的关系。     

我国民事诉讼推定制度的建构

推定做为一种证据法则 ,在诉讼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推定的基本概念至今众说纷纭 ;事实推定与法律推定尽管存在着种种区别 ,但统一于推定的大概念之下 ,具有重要的功能和意义 ,文章对如何建构我国的推定制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主张赋予法官在法定条件下享有法定事实推定权 ,但是又可能被滥用 ,所以必须对其进行限制     

量刑事实证明问题研究

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量刑事实和量刑证据纳入法庭审理程序,量刑事实的证明成为量刑程序的核心问题,确立量刑事实的证明规则才能适应量刑程序改革的需要。量刑证据的可采性规则与定罪证据有所不同,具有盖然性的关联性的材料即可成为量刑证据。对量刑事实中的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应进行严格证明,而非犯罪事实则适用自由证明法则。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的举证责任由控方承担,并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非犯罪事实由主张者承担举证责任,只需达到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     

论科技证据的科学性判断标准及构建

“科技证据”是否科学，能否进入法庭调查并认定案件事实，判断标准是关键。在对域外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科技证据之科学性判断标准论述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科技证据立法的现状，指出中国立法虽然对科技证据有一些规定，但对科技证据之科学性判断标准尚无规定，因此，主张吸收域外国家成功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构建中国科技证据之科学性判断标准。     

论贩毒案件的证据认定

贩毒案件证据就是指能够证明贩毒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取证比较困难 ,证据获取途径窄 ,为此 ,侦查机关在毒品案件中获取的证据有哪些能被法庭采用 ,从而严厉打击毒品犯罪活动就显得至关重要。笔者拟从一是目前贩毒案件证据收集中存在的问题 ;二是贩毒案件的认定 ;三是诱惑侦查在贩毒案件中的认定等三个方面来加以论述。     

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与保护

我国2012年刑事诉讼法g五十七条规定，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此规定对于司法实践中查明案件事实真相、抑制违法侦查行为、充分实现辩护权、改革和完善刑事审判制度等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规定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范围比较模糊，条文粗糙，实践中较难把握，同时，没有相应规定出庭作证的侦查人员的保护，有待思考和研究。     

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法理研究

在我国民事诉讼中，证人拒绝出庭作证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证人不出庭作证，极大地伤害了当事人的利益和司法的权威，也与法治的精神相悖。为此，有必要探讨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法理基础，认真分析我国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深层次原因。在吸取国外成熟的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具体国情，从证人出庭作证的传唤程序、保障证人出庭的强制手段和伪证制裁措施等三个方面，构建我国科学合理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论证明妨害的构成要件及其规制

在民事诉讼实务中,一方当事人或第三人妨害对方当事人举证证明其事实主张的行为时有发生,此种行为严重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和诉讼平等原则,侵害了他人的诉讼利益,此即证明妨害行为。为保证在实践中保障当事人调查收集证据,法院正确认定案件事实,促进诉讼程序公平、正义、高效的实现,对于证明妨害行为应当予以规制。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社会调查材料的法律性质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对涉罪的未成年人,司法机关可以就其成长环境、教育环境、家庭监护条件等情况进行调查。由于社会调查材料在实践中适用的广泛性和混乱性,学界和实务界对此的认识比较混乱,有"品格证据说"、"鉴定意见说"、"量刑事实说"、"法庭教育材料说"等观点。本文意在剖析社会调查材料的本质,挖掘其特有的诉讼价值,以期更好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口供的证明效力与补强

口供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就其被指控的犯罪事实以及其他案件事实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具有真实性、自愿性.口供可划分为庭外供述和庭上供述,就审判阶段而言,庭外供述必须转化为庭上供述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在共同犯罪中,同案被告人口供不能作为证人证言使用,即使同案被告人口供一致,仍需其他证据予以补强.     

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与和谐司法机制的建构——以释明权为中心的展开

民事诉讼分为审理内容和法律适用两个方面.传统观点采"汝说事实,我给法律"的法谚,主张裁判基础事实的构筑采当事人提出主义,事实和证据的法评价专属法院职权.无法认定事实与证据时采当事人自我责任原则.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下反对在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上设定泾渭分明的界限,主张法官通过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释明,积极参与案件事实的解明,在法律适用上强调法院与当事人之间对话和讨论的义务.当前在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下构建和谐司法机制,以实现司法活动公正高效权威的运作,合理地分担法官与当事人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在事实问题上法官的积极参与作用受当事人处分权主义的支配.在法律问题上当事入的参与性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法律无明文规定时法院应尊重当事人的参与权,有义务与当事人一起完成法律适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