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效力研究

非法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法律规定的享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程序,采用违法的方法获取的证据材料。在司法实践中,主要包括两类证据：一是非法的自白证据;二是非法搜查、扣押所收集的实物证据。这种证据能否作为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依据,关系到不同诉讼价值观念的选择和不同诉讼主体权益的保护,是刑事诉讼中最为复杂、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由于法律文化传统等的不同以及特定时期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需要,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有关这一问题的诉讼理论和具体对策存在着许多差异。     

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证据收集制度研究——以证据收集方法为视角

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建立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证据偏在使得诉讼中原告收集证据难的问题更加凸显,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原被告收集证据能力产生了巨大差异,造成了原被告诉讼中实质上的不平等。针对环境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偏在的问题,英美等国扩大证据开示的范围,德日等国则注重扩大文书提出命令的适用范围并建立起诉前的证据收集制度,这些改革措施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环境民事诉讼中证据偏在所导致的实质不平等,我国可以借鉴这些国家改革措施对我国证据收集制度进行改革,消除原被告双方证据收集能力的巨大差距,实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原被告的实质平等。     

谈民事举证责任承担

举证责任是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一项诉讼义务。当事人的举证与人民法院的主动收集和调集证据是同一问题的两方面。所有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均应成为承担举证责任的主体。     

行政执法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衔接问题研究

“两法衔接”中的证据运用问题在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得到了体现，第52条第2款的相关规定意味着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得以明确，有利于推动“两法衔接”的顺利进行，进一步提高诉讼的效率。在“两法衔接”的过程中，离不开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而行政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有效衔接的途径离不开检察机关在落实法律监督职能的过程中合法、公正地收集、审查、运用证据。因此，落实到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依法实行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根本性手段在于证据的合理运用和判断。本文将从实证分析、比较研究等多个角度，旨在新刑诉法实施的契机下，立足检察职能，以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下对行政证据合法性审查为视角，分析论证行政证据与刑事司法证据衔接问题。     

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法律思考

证据开示制度来源于英美法系,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证据开示制度在对抗式诉讼中是确保对抗式诉讼程序公正进行的有效手段之一。证据开示制度在我国还有待逐渐完善,以实现我国立法所追求的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     

海峡两岸刑事证据制度比较

证据制度是指法律规定的关于在诉讼中规范证据资格、证据收集和审查判断，以及司法证明活动的规则体系。证据制度是大陆诉讼制度中亟待完善的部分。我国台湾地区在近年来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过程中，在大陆法系职权主义的根基上大量吸收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合理因素，逐渐确立了融合两大法系之长的折中主义诉讼模式，形成了独具特色且较为完善的刑事证据制度。对海峡两岸的刑事证据立法、刑事证据规则及刑事证据证明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为大陆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提供了重要思路。     

论我国民事证据收集对象

在证据收集过程中,明确取证对象至关重要。在现代民事诉讼中,各国普遍对取证对象作了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证据收集对象的权利义务却没有相应完善的规定。在以诚实信用原则和协同主义诉讼模式为出发点的前提下,我国证据调查对象应界定为对方当事人、证人、鉴定人、持有证据材料的案外第三人,其相应的权利义务均需要立法加以规制,以求实现诉讼效率并得以保障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程序性权利,保护案外人合法权益。     

专利侵权诉讼中疑难问题及对策

在相关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专利侵权诉讼实践中存在一系列问题。本文着重对专利侵权诉讼中“原告”资格的确定,专利侵权诉讼中证据的保全和调取,专利侵权诉讼中权利的冲突,专利侵权诉讼中的损失赔偿额确定,专利权属确权后专利权人的利益保护问题进行探讨,以求能进一步完善专利侵权诉讼,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试论公安机关在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公安机关作为公安诉讼的被告,在诉讼中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其作出具体公安行政行为的事实根据和规范性文件,这是由公安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公安机关收集、提供证据要客观、全面、及时、合法,要充分运用证据,证明自已作出的具体公安行政行为合法有效,也要全面、联系地综合使用证据,搞好证据的组合,更要实事求是地使用证据。公安机关在公安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履行得如何,对于应诉的公安机关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法院收集书证时存在问题探讨

书证的收集是指在诉讼过程中,诉讼参加人寻找、获取与本案有关的书证的诉讼活动。对于书证的收集应当明确以下三点:其一、书证的收集是一种诉讼中的诉讼活动。它不同于日常生活中普通民众对书证的收集。前者没有相应的法律对其调整,不会因此而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而后者是一种诉讼行为,这种行为是否行使或是否正确行使将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其二、书证的收集以不同的标准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根据我国三大诉讼法的规定,以书证收集主体的不同,可分为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收集活动及司法人员的收集活动两种。其三、由于诉讼性质的不同,三大诉…     

行政诉讼中收集证据的几点思考

在行政诉讼中 ,由于法律规定的证据规则与其他法律有所不同 ,因而产生了有关证据及其收集的相关问题。为保证正确审理行政案件 ,有效运作证据 ,本文就如何正确理解行政诉讼的证据 ,行政诉讼证据与相关问题的比较 ,行政诉讼中收集证据的原则 ,收集行政诉讼证据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探讨 ,以期行政案件的审判公平与公正。     

论行政诉讼中的认证制度

证据制度是诉讼程序的核心.在实行证据裁判主义的现代诉讼中,诉讼过程就是收集证据、运用证据和审查判断证据的过程.认证是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十几年来的审判实践表明,我国当前行政诉讼中的认证制度尚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文章通过对我国当前行政诉讼认证制度的初步探讨,针对存在的问题,寻求完善我国行政诉讼认证制度的做法.     

刑事诉讼中证人作证义务质疑

证据乃诉讼之王，证人证言是三大诉讼中证据的表现形式，民诉、行政诉讼相继明确了证人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内容，表明证人的地位及权益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但遗憾的是刑事诉讼中证人作证的行为性质的法律评价相对民诉、行政诉讼的规定却显得较为模糊。证人出庭作证的行为是一种法定的义务履行还是对证人的一种诉讼期待，对该性质的认定将引导证人在刑诉中的作为与不作为的选择，并完善刑诉中证据规则制度的相关内容。     

浅析证据展示制度及其在我国的立法完善

证据展示制度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为了弥补受追诉方在诉讼中的调查取证能力不如控方那么强大所造成的诉讼不均衡,由作为追究犯罪一方的控方将其搜集到的证据向受追诉方即辩方展示,而辩方也在一定范围内将其搜集到的证据向控方展示的一项诉讼制度。     

完善我国证据收集制度的若干思考--日本证据收集制度及启示

在民事诉讼中,收集证据作为最基础性的工作,其重要性、艰难性无论是立法还是理论研究都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体现.既往的研究多从当事人收集证据与法官审查证据的关系入手,得出当事人应当自行收集证据的结论,对于法官协助当事人收集证据的积极作用则未提及.本文在分析我国现行证据收集制度存在的缺陷、成因及后果的基础上,对日本证据收集制度及给予我们的启示进行研究,论证了区分法官在证据收集程序中的实体决定权和程序指挥权、制裁权的必要性,反驳了片面强调弱化法官职权的观点,提出了全面收缩法官的实体决定权,加强法官程序指挥权和制裁权,完善当事人、证人和鉴定人的诉讼权利与诉讼义务制度,确立公民文书提出义务制度的立法构想.     

检察机关应当创新刑事证据开示制度

刑事证据开示是来源于英美法系的概念,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对案件的诉讼程序变得高效、快捷具有重要的意义。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又称刑事证据交换,是指刑事诉讼中的控辩双方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依法相互展示与案件有关联的证据的活动。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庭审方式由审问式向对抗式的转变,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已经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所面临的一个瓶颈,妨碍着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所追求的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的实现。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中     

论刑事诉讼中证据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在审理各类刑事案件时,一个重要关键是掌握有力度的证据。为使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保护社会,使之净化、稳定,侦查、检察工作者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最重要的则是深入细致及时地收集,审查证据,但现实中往往有部分案件已到诉讼阶段,仍缺少确凿而有力度的证据。本文试图就审判实践中所遇到的证据问题,谈谈改进的方法与对策。 一、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第四条规定:办理刑事案件,必须     

刑事诉讼中检察官思维的转型

思维在法律文化的结构中,处于深层次或隐蔽的地位,其直接影响着诉讼效果。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相比,思维的发展体现滞后的特点。研究转型期检察官的诉讼思维转型,对于破除僵化的传统诉讼观念、保证公诉质量和效果、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刑事诉讼中,检察官面临诉讼本质、诉讼价值、公诉理念、人文精神、证据理念等方面的思维转型。迎接这一挑战,是切实提高司法能力、推动刑事诉讼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和谐统一的必要前提。     

我国法院收集书证时存在问题探讨

书证的收集是指在诉讼过程中,诉讼参加人寻找、获取与本案有关的书证的诉讼活动.对于书证的收集应当明确以下三点:其一、书证的收集是一种诉讼中的诉讼活动.它不同于日常生活中普通民众对书证的收集.前者没有相应的法律对其调整,不会因此而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而后者是一种诉讼行为,这种行为是否行使或是否正确行使将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其二、书证的收集以不同的标准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根据我国三大诉讼法的规定,以书证收集主体的不同,可分为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收集活动及司法人员的收集活动两种.其三、由于诉讼性质的不同,三大诉讼法对书证收集程序的规定应有一定的差异.从一般意义上讲,由于刑事诉讼的最终结果涉及到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丧失,甚至生命权利被剥夺而比民事和行政诉讼更具有严厉性,从而应更加重视并强调司法人员对证据收集程序的合法性及对诉讼证据的全面收集.在书证的收集程序规定上,应当比民事和行政诉讼更为具体详细.在刑事案件中,大量的书证主要由公安、检察司法机关依职权获取.法院作为案件的审判机关,处于消极仲裁地位,其主要职责是审判案件而非收集证据,法院依职权收集书证的情况较少,仅限于法律规定的少数情形如当事人申请或涉及国家秘密等.而立法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收集书证的行为除了申请收集的规定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规定.在民事、行政诉讼中,法院的消极仲裁地位比刑事诉讼更显突出,法院一般不会主动收集书证,只有在法律有规定的情况下才收集,对书证的收集主要由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自行收集.因而,民事、行政诉讼法对法院收集书证的程序规定比刑事诉讼更少,且主要集中在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申请收集和法院的依职权收集两个方面.而另一方面,在民事、行政诉讼中存在的书证通常比刑事诉讼中存在的书证多,这在客观上又要求民事、行政诉讼对法院收集书证的行为规定详细.     

行政案卷排除规则在我国行政诉讼中的运用

行政案卷排除规则是行政诉讼中的重要证据规则,它的基本要求是:行政程序中的行政案卷是诉讼程序中证据的唯一来源,凡在行政程序中没有提出的证据、理由,原告在诉讼中不得提出;被告只能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收集到的证据和依据的规范性文件,非在行政程序中收集到的证据和适用的法律依据,法庭将不作为认定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