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钓鱼岛争端中的国际舆论动员

2012年9月以来,随着中日钓鱼岛争端的升温及僵持,两国之间爆发了持续的国际舆论斗争。日本根据形势调整对策,开始力促以国际舆论动员为核心的公共外交活动,意图在领土问题上形成对中国的话语主导权及软实力优势。日本对策转换由短期策略、长期博弈、宏观战略的三个需求共同促成。为有效推动国际舆论动员,日本还在构建政治统筹、官僚负责、官民协同的机制基础上,以"西化站位"优势构建传播策略与话语体系。在进行舆论动员时,日本以外交与媒体为两大路径,在具体方法上则呈现利用国际多边场合演说、政治游说及公关行动、西方主流媒体、网络和动漫等新媒体、驻外机构现场公关的多维立体特征。由于缺失正义和公理,日本的国际舆论动员及外宣攻势难以左右大局,但其某些具体做法以及所产生的国际影响,仍需中方关注并加以切实应对。     

支持还是反对军事冲突?——日本与邻国争端中民意的调查实验分析

近年来,东亚成为了世界政治中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日本与其邻国之间的领土问题是导致东亚区域不稳定的核心因素,愈演愈烈的中日钓鱼岛争端使两国处在军事冲突的边缘。当日本与邻国发生领土争端时,日本民众是否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会支持政府发动军事冲突?为此,作者在日本进行了以民众为对象的调查实验。对调查实验结果所做的统计分析表明,如果目标国是美国的盟国、日本对目标国的经济依赖程度较高,那么日本民众倾向于反对政府向该国发动军事冲突,而目标国在二战期间是否曾受到日本的侵略这一因素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同时,日本的年轻民众表现出了更强的和平倾向。这些结论为中国的对日外交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对于中日钓鱼岛问题等领土争端,在政治和安全领域,中国外交应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创新,重新思考和构建中国的国际安全战略。在经贸领域,可以继续加强与日本的经贸合作以增加日本的退出成本,并灵活运用经济手段以增加日本国内的舆论压力。此外,有必要开展针对日本年轻一代的公共外交,由此促进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     

安倍再度执政后的中日关系:态势、原因与走向

自安倍晋三再度担任日本首相以来,中日双方围绕钓鱼岛的争端迟迟难以化解,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已不仅限于借助炒作"中国威胁论"来实现政治军事大国抱负,而且倾向于视中国为潜在战略对手,日本对中国在战略层面上的制衡态势愈发凸显。从国际、地区、双边及国内层面看,"美国因素"、中日安全困境的上升通道被激活、中日双边矛盾由过去的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向海洋权益之争升级以及两国的国内因素,是导致中日关系陷入僵局的主要原因。未来中日关系的走向将取决于钓鱼岛争端的发展、安倍政府的对华政策趋向、美国对日本政策走向的态度以及美中关系的走势。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日东海争端的影响探析

东海争端主要是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土主权归属争议.伴随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美国已成为影响中日东海争端解决的关键因素.美国的介入是加剧东海争端的导火索.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需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妥善应对.合理解决东海争端,中国应正确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及时评估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亚洲政策对中日东海争端的影响.     

因应钓鱼岛争端的中国国家战略探析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日双方关于钓鱼岛的主权归属之争,已经成为横亘在两国间的政治鸿沟。针对钓鱼岛争端,本文提出了充分施展统筹兼顾的大国外交智慧、努力强化争端解决的综合实力战略及继续坚持理性务实的法治强国之路等对策。     

冷战后美日同盟的发展与钓鱼岛争端

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经历了调整阶段和强化阶段,钓鱼岛争端随着美日同盟的紧密而逐渐升级。美国"重返亚太"和日本民主党上台后,美日两国因相互利益在钓鱼岛问题上密切配合。中国一方面应意识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在于中日之间的相互钳制,不会为日本夺取钓鱼岛冒风险;另一方面应进一步加强军事实力,同时做好应对钓鱼岛危机的军事准备,为维护国家主权提供基础和保障。     

《孙子兵法》战争动员思想探析

《孙子兵法》中蕴含着丰富的战争动员思想,主要包括政治动员、经济动员、军队动员三个领域。孙子认为,政治动员是战争动员的灵魂,上下同心是政治动员的先决条件,军队的士气高涨靠的就是政治动员,进行国际动员则只是战争胜利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经济动员是战争动员的物质保障,长期经济动员将使国家经济崩溃,因此经济动员必须考虑国家实际情况,预先规划、精确计算;军队动员是战争动员的核心,军队动员扩编后的编组好坏会直接影响战斗力,装备物资必须着眼平时,而在预定方向实施战略展开是军队动员的最后一环。     

钓鱼岛争端的由来

钓鱼岛是沧海一栗,但它情系两岸三地、宇内海外。二战后钓鱼岛和日本成了美国远东战略的棋子,而日本对其资源势在必得。1971年美日在签订“归还冲绳协定”时私相授受,划入归还区域, 遭到中国强烈抗议。1972年中日同意将问题挂起来。日本却对在钓鱼岛海域作业的渔民进行监视。中国绝对不会放弃其主权。     

国际海洋法争端解决机制对钓鱼岛争端的影响

钓鱼岛争端并不仅仅在于岛屿本身的归属,还涉及到在中日海域划界中的地位,以及周围地区的资源开采等方面的问题。当海洋法争端升级时,国家应先寻求政治手段缓和局势,同时积极研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置的争端解决机制,采取行动,以防止自己在公约的框架内处于不利境地。所以,分析公约的争端解决机制,总结各缔约国对该机制的态度,以及国家之间过去和现在解决不同类型的海洋法争端所用的方法,会对我国解决钓鱼岛争端及进行海域划界提供借鉴。     

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的国际法分析——从国际文件的角度

条约是国际司法机构在解决领土争端过程中所考虑的首要因素。纵观与钓鱼岛主权争端相关的各个条约,这些国际文件或采用模糊性的规定,或刻意避开钓鱼岛主权争端问题,因而并不能成为我国主张钓鱼岛主权的有力证据。     

美国2013年国防授权法案对钓鱼岛问题的影响

《关日安保条约》是美日同盟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条约的多次修改，美日同盟不断巩固强化。近期美国出台2013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涉钓鱼岛条款是继近年来美国政府对钓鱼岛表态以来立法系统首次表明态度。美国对于《美日安保条约》是否适用于钓鱼岛的态度由模糊走向明确，这与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不无关系。利用钓鱼岛争端制造可控危机进而造势借力是美国亚太再平衡的重要策略，这将加剧钓鱼岛争端解决的复杂化，不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分析这些影响，有助于探索解决钓鱼岛问题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社会动员”概念的规范分析

作为我国时下流行的概念，“社会动员”的规范意义一直未予明确，不利于社会动员机制的法制化。在我国现行的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中，仅有《突发事件应对法》使用了“社会动员”这一概念，该语词在我国并非严格的法律概念。基于不同的解读路径，“社会动员”的规范意义可在两个层面得以阐释：其一是以“社会”为动员对象的“社会动员”；其二是以“社会”为动员主体的“社会动员”。从价值和规范层面考量，第二种阐释更具合理性。     

战后美日贸易摩擦及谈判的双层博弈

罗伯特·普特南的双层博弈理论将一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或者与他国进行国际谈判的互动过程分成国际谈判和国内批准两个过程。根据这一理论，战后美日贸易的历次摩擦及谈判也都可以概括为美国施加外压与日本应对的国际层次，国际谈判达成的协议在国内获得批准的国内层次。     

规范语境下我国社会动员之要素分析——社会动员机制之理论构建

在规范语境下,"社会动员"这一概念可被界定为"对社会动员"抑或"由社会动员"。较之于前一种定义,后一种定义更加契合动员制度发展的时代理念。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尝试对社会动员的动员主体、动员对象、必要条件及启动程序进行理论探究和构建。其一,社会动员主体在范围上基本包括国家机关以外的一切组织和个人;其二,社会动员对象在范围上不仅限于国家机关以外的组织和个人,还包括国家机关本身;其三,社会动员的目的是应对突发事件和战争冲突,已经发生和具有现实可能性的突发事件及战争冲突都可以成为社会动员的依据;其四,个人启动社会动员需经历备案和发布两个阶段,组织启动社会动员则需经历申请、批准和发布三个阶段。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及原因探析

建国后,三代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并根据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提出了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从国内、国际两个方面对三代领导人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变化及其依据进行分析,可以加深我们对当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认识。     

钓鱼岛问题与日本政治中的若干问题

钓鱼岛问题已并非简单孤立的领土问题或双边关系问题,也不仅是在国际关系意义上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而是与战后日本政治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有所关联.目前该问题已被当成冲绳美军基地驻留、自卫队扩编、“凸显日美同盟关系”乃至修改《日本国宪法》的“背景”或“理由”.若任由有意利用该问题的行为发展,将不仅有损中日关系、影响日美关系及战后国际秩序,包括冲绳民众在内的广大日本国民最终将是最大的受害者.鉴于此,政府与民间有识之士可以考虑加强与有关各方(包括冲绳民众、日本民众、美国政府与民众等)的交流,共同警惕日本政界部分保守势力借钓鱼岛问题对内违背民意、对外制造事端的行为.     

国际法视野下的钓鱼岛争端探析

钓鱼岛争端是日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日两国关系中最敏感最棘手的问题,本文从分析钓鱼岛之争由来入手。从国际法的的国家条约、先占、禁止反言、时效、时际法等角度力图全面地分析了这个问题,得出钓鱼岛主权理应归属于中国这一结论。     

日本的国家利益观、对外战略与对华政策

在日本对外战略及对华政策演变过程中,日本的“国家利益观”往往起到关键作用.所谓“国家利益观”,是指国家决策层及主流社会对本国国家利益以及本国言行对本国利益造成影响的认知与判断.21世纪以来,在日本国家利益没有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日本对外战略特别是对华政策则因内阁更迭而发生较大变化,中日关系也因此出现较大起伏.这与国际格局变化、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和日本国内政治思潮影响有关,同时也折射出日本“国家利益观”的变化.日本“国家利益观”受美国现实主义的影响上升,其赖以形成的国内结构性因素也不容忽视,先入为主的错误认知会误导日本对华政策,日本学者等“意见领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日本的和平主义思潮与右翼势力对“国家利益”的认定一直各执一词,尖锐对立.每当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抬头时,日本的“国家利益观”也会随之右摆.围绕钓鱼岛争端,日本能否妥善处理中日之间的现实利益矛盾,扩大共同利益,缩小利益分歧,防止和化解利益对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本“国家利益观”与对外战略的变化趋势和走向.     

中国共产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动员研究

中国共产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动员是在日本侵略者在山东推行奴化教育,教育机构遭到严重破坏,广大农村地区文艺活动极度封建、落后的背景下开展的。山东党组织一方面广泛发展群众性的文化教育,努力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和抗日热情;另一方面积极组织文艺工作者到民众中开展革命文艺活动,丰富民众的文化生活,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感。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动员给我们留下了重要启示:必须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文化的发展必须紧紧围绕和服务时代主题。     

社会网络与“伊斯兰国”的战略动员

"伊斯兰国"的快速崛起使其成为当前国际安全研究的重要议题。它在兴起过程中成功的战略动员,集中体现了当代恐怖主义的"进化"与变形。首先,它通过开动"国家"机器,编织了一张可供战略动员的恐怖主义社会网络;其次,它通过配合使用媒体、人力与财政三大战略动员手段,汲取了充分的国际关注、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源;再次,它通过与"基地"组织的战略竞争、在中东地区的渗透扩张和向国际社会输出暴力的对外行为,力图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组织的生存和发展以及在其治下的政治秩序。长远来看,"伊斯兰国"庞大的恐怖网络和强大的战略动员能力将使得国际反恐形势日益严峻。为了克服其战略动员造成的多重影响,国际社会需要采取更具针对性和系统性的举措予以应对,以求有效化解这一组织对国际安全和地区秩序不断加深的威胁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