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纠纷非诉讼调解机制研究

医患纠纷发生后,为了维护医疗机构正常的医疗秩序,也为了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必须对医患纠纷加以解决.在当今中国社会纠纷解决文化中,民众都普遍厌讼.不至于彻底伤及双方感情的非诉讼调解机制便成了医患纠纷双方当事人的首选.为了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应当构建权威性、专业性、终局性的医惠纠纷非诉讼调解机制.     

关于完善"三位一体"大调解机制的若干思考

大调解机制的本质在于调解.调解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当前国内社会矛盾凸显期,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积极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 "三位一体"的大调解机制,对于发挥整体优势,有效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社会矛盾纠纷调解的"公调对接"

公安机关应当在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工作中,充分利用社会矛盾纠纷的调解网络,把复杂的矛盾纠纷分流到调处中心处理."公调对接"以社会矛盾纠纷的大调解机制为依托,有利于减轻公安基层民警的工作负担,有利于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的开展,有利于规范民事纠纷的调解主体,有利于提高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率."公调对接"应该朝着实质对接、规范对接、和谐对接的方向发展和完善.     

构建依法化解群体性事件纠纷机制的思考[1]

群体性事件是在经济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相互碰撞集中爆发的外在形式,其主要分为因经济发展不平衡、政治诉求难以满足和经济利益冲突转化为政治诉求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等三种类型。国际社会有着成熟的处置群体性纠纷的方法和经验,在借鉴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应当通过建立社会调解机制、新型社会组织参与机制和信访运行机制,探索构建我国群体性事件的纠纷解决机制。     

家事纠纷及其解决机制

家事事件发生在夫妻或亲属之间,不同于一般民事纠纷的处理,其解决机制上也应当体现特殊性,而传统的对抗制诉讼模式并不能很好地解决目标着眼于未来和治疗的家事事件,需要构建一种新型的专门的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美国的ADR模式、澳大利亚的FDR新机制、日本的家事调停制度都是立足于各国国情的探索,值得我们借鉴。而我国实践中家事法庭之试点与非诉讼调解机制的构建都是对新型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探索。家事事件应当构建诉调对接机制,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逐步实现专门化的家事纠纷处理模式。     

乡土社会的人民调解与现代都市的专业调解

我国传统的人民调解制度对于快捷有效地解决各类民间纠纷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随着工业化和都市化浪潮的到来,人民调解制度植根其中的乡土社会结构发生变化,适应市场需求的专业调解机制正在萌芽之中,为规范专业调解机制,有必要尽快构建起有关行业规范,使之成为人民调解制度的有益补充。一、调解机制的作用:节约司法资源、促进社会合作与和谐。1.调解机制是以较小成本解决社会争议的重要途径之一。     

论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制度

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是指由中立的第三方机构介入医患之间的纠纷,依据纠纷事实和社会规范,运用民间调解机制进行劝解,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化解医患矛盾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与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相比,具有一系列的特征和显著的制度优势;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施行的医疗纠纷调解机制对我国具有启示性的作用;我国部分地区推行第三方调解机制形成的五种典型模式,对我国医疗纠纷调解制度的建立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建议起草和制定统一的《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法》,确立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的基本制度,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模式;构建以第三方调解机制为主,以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为辅,以诉讼解决为最终保障的多元化医疗纠纷解决体系。     

“枫桥经验”语境下大调解机制的完善

“枫桥经验”是中国本土探索化解基层社会矛盾并取得成功的典范,其中的调解制度蕴含着丰富的经验:专业化调解队伍、专业性调解组织、多级联动组织等.今天我国构建的大调解机制应借鉴“枫桥经验”的调解制度:制定调解法、健全调解衔接机制、成立专业性调解组织、打造专业化调解队伍和提供经费保障,推动大调解机制的健康运行,有力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内容及借鉴

我国台湾地区于2011年6月审议通过了《金融消费者保护法》，这是亚洲国家第一个专门制定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顺应了后危机时代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国际潮流，该法主要由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金融服务业对金融消费者的义务、灵活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以过错推定原则为基础构建的民事赔偿机制等方面构成，该法对于我国大陆地区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的构建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及其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社会和解、调解、行业仲裁、诉讼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历史性回顾中,可以提炼出以下历史经验:纠纷解决机制应当多元化,国家机制与非国家机制并重;须充分发挥调解机制的作用,诉讼与调解之间应有相应的联接机制;应促进仲裁制度的发展,实现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应尊重民间社会规范的独特作用,寻求民间规范与国家法的相融与合作。     

金融创新视野下金融刑法的规制路径抉择

金融创新中的刑法应当为创新活动提供宽松的环境，对突破现有金融秩序的金融创新活动持宽容态度。在此背景下的刑法对金融创新自由的保护要重于对金融秩序的维护。金融刑法不应当过度扩张，应当为金融非刑事法律规范留有足够的适用空间，有利于金融监管制度、金融秩序的构建。对于利用金融创新实施犯罪的行为应当予以严厉打击，而对于民间金融借贷活动则应予以出罪。     

中国-东盟A由贸易区商事调解机制研究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自贸区内的商事交往提供了更大的契机，但纠纷的发生也将随之增多。本文拟从商事调解的角度对纠纷的解决进行探讨，首先对商事调解作了简要概述，然后对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建立商事调解机制的现实背景作了分析。最后对中国-东盟商事调解机制进行构建，先分析了构建思路，然后进入三种具体模式的探讨。     

期货和衍生品交易纠纷调解机制的完善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成为深化司法领域改革的重要课题。调解与传统的诉讼、仲裁制度相比,具有简便高效的优势,能够有效节约中小投资者的纠纷解决时间和费用,也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一环。《期货和衍生品法》第五十六条亦确立了强制调解制度。文章在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期货和衍生品纠纷调解机制发展的基础之上,结合我国期货行业现状和《期货和衍生品法》的相关规定,探寻我国期货和衍生品纠纷调解机制的完善路径。     

论金融诈骗犯罪中的犯罪目的

金融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金融风险也是一个无可回避的社会问题。在八种金融诈骗犯罪中,法律仅对集资诈骗与贷款诈骗罪的犯罪目的作了明确规定。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应该是所有金融诈骗犯罪都应具有的犯罪目的。金融诈骗犯罪属于直接目的犯,而"非法占有"的目的不属于主观超过要素。结合理论与司法实践,对金融诈骗罪的主观方面应当予以统一规定。     

资本丛林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论金融刑法的价值诉求、法益目标与学科定位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表明,金融权是公民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基本内容。此起彼伏的金融欺诈要求刑法对金融权进行有力有衡的保护,以期金融正义的实现。中国金融刑法的法益历经了"秩序法益观"向"信用法益观"的转变,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应以金融消费者利益为核心。领域法学研究范式打破了部门法划分的藩篱聚焦于问题的综合解决,金融统合法理论统合各种性质的法律规范对金融市场的一切要素进行统合规制,金融刑法便是金融统合法的刑事法侧面。     

论民事纠纷联动调解机制的构建

民事纠纷联动调解机制的制度目的在于抑制纠纷解决的中间性成本,以及提高纠纷处理的效率。其制度理念是协调公平与效率、平衡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融合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与国家司法权的行使,建立“以法院为核心,依托社会”的综合纠纷处理机制应是国家整合各种纠纷处理资源的最佳结果。     

边防派出所在纠纷调解机制中的作用

"调解"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纠纷的一种重要方法。我国当代的调解制度已形成了由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仲裁调解构成的社会纠纷调解机制和体系。当前,边防派出所承担着部分治安案件和大量民事纠纷的调解任务,个别民警群众观念淡薄,调解能力不强,有畏难厌战情绪,调解工作中与有关部门协调配合不够。边防派出所应顺应群众需求,力所能及地参与到民间纠纷的调解工作中,通过民警兼任人民调解员等方法,提高调解工作的效益,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金融操作风险及其治理

金融操作风险虽然形式多样,但在我国,却主要表现为金融业高管腐败的日趋严重、金融业违规操作的日益严峻、金融违法犯罪的日益猖獗和操纵证券市场的屡禁不止。而监管体系结构的失衡、监管治理机制的薄弱和监管规则的相对滞后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和交互作用,则是根本的症结所在。总之,我国金融操作风险的有效防范和金融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不仅需要进行监管制度创新,统一金融监管权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而且应当健全金融法规体系,发展金融同业公会,以构建政府掌舵——市场约束——社会参与的新型金融监管体系。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期望差之弥合——制度化建设的回应

制度化建设是经济市场化的延伸,是国家法制化的深化.针对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较为薄弱的现状,迫切需求在制度层面给予回应.只有以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期望差的弥合作为落脚点,加快完善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的建构,及时制定相关法律规范,明确金融消费者的内涵;并适时建立金融消费者专门保护机构;构建金融消费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关系新论

在发展多元化纠纷解决途径的全球背景下,关于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关系存在多种学说.我国学者提出的"防线说"以"司法最后救济原则"构建民事纠纷解决程序,它与国外学说相比强调诉讼与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衔接,即诉讼应当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支持和监督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情况表明,诉讼外纠纷解决程序过度扩张,诉讼作为"最后一道防线"的地位被忽视.构建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应当坚持并发展"防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