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后代人环境权论的几点质疑

后代人环境权理论是人们采取“权利”路径解决环境问题而产生的理论之一，但其在理论基础、现实性及路径选择等方面存在缺陷。对于后代人环境权的法律化问题。我们应该持谨慎的态度。     

环境公益诉讼对“环境权”说的拒绝

许多学者都把公民环境权当成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但在明确了人们常说的环境公益实际上包含环境公益和环境私益两种情况之后,便容易判断环境权这种属于个人的权利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关系。环境公益诉讼是为环境公共利益而为的诉讼。实践中的环境公益诉讼拒绝接纳环境权假说。这种诉讼既不需要以所谓的个人环境权为理由,也不以实现个人的环境权为目的。     

环境权的本位：从支配环境到环境利益优势

从当前的环境法规及学者的研究可推知,环境权的本位在于人类对环境的支配。这种本位观并未着眼于环境和环境问题的特质,在逻辑上无法自恰;而且由于其背离了环境权的初衷,因而对保护环境也是助益甚少。通过观察这种本位观的不适当性来论证环境权本位的转换,环境权不过是环境利益的复本,法律上对环境利益优势的认同是实现环境权的现实路径。本位的切换将带来视域的转向,以环境利益优势为本位,是更为本源、动态、功能地思考环境权和解决环境问题的路向。这种本位观旨在通过利益指向将环境视为受保护的对象而非支配的对象,如此也更吻合环境权的本质。     

论我国环境警察权产生和存在的基础

我国环境警察权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基础.政策支持、现实需要、国内实践及域外经验构成了我国环境警察权产生和存在的现实基础;警察权理论和环境权理论构成了我国环境警察权产生和存在的直接理论基础;我国现有法律中有关公安机关部分的环境管理及环境执法权是我国环境警察权存在的法律基础.而我国环境警察权体系的最终形成还需要理论研究的支撑及相关立法进行合理配置和系统明确的规定.     

论作为环境弱势群体的农民环境权的实现

环境权是公民的合法权益之一，是公民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每个人都应当享有环境权益上的公平与公正。目前，作为环境弱势群体的农民的环境权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影响了农民的生存和基本素质的提高，不利于农村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和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文章着重从完善农村环境保护立法，加强农村环境执法力度，完善农村环境司法救济，加大农村环保投入，构建农村环保新机制，提高农民环保意识等几方面的途径来论证农民环境权的实现途径。     

环境哲学的刑法学展开

环境哲学的整体视野和生态伦理观念分别对环境刑法的法益范围和道德基础产生积极影响.环境哲学的整体视野必将扩展环境刑法的法益范围.环境大生态伦理也应当为环境刑法奠定道德基础,并在冷静反思"环境权"热之后,力倡环境义务先定论,划定了环境刑法"不害环境"的伦理底线.     

关于构筑环境区分所有权体系的思考

我国现有环境保护立法难以为公民提起环境诉讼提供合法的权利基础 ,在我国以立法形式确立环境权是必要的 ,同时为其构筑以环境专有权、环境共有权和环境成员权为内容的环境区分所有权体系。     

农民环境权益的法律保障

环境权是公民的合法权益之一,是公民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每个人都应当享有环境权益上的公平与公正.目前,作为环境弱势群体的农民的环境权却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影响了农民的生存和基本素质的提高,不利于农村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和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文章着重从确立环境权,调整国家公共政策,完善环保机构,建立权利补偿机制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保障农民环境参与权等方面提出了加强农民环境权益保护的法律建议.     

论公民环境权宪法地位的确立

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随着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变化,环境问题随之产生。本文通过分析公民环境权这一新兴的权利的概念与内涵,提出在宪法中确立环境权的问题,以国外宪法立法成果为例,对公民环境权明确纳入我国宪法给予了具体的建议。     

环境权利理论、环境义务理论及其融合

环境法是为解决环境问题而诞生的,环境问题的整体性和公共性决定了为保护个体和群体利益为目标的狭义环境权在实践中的功能有限性。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各种主体改变行为模式,需要"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公民美德的发扬复兴,这决定了环境义务理论在环境法中的重要地位。确认环境义务理论的重要地位,并不意味着环境权理论应当退出历史的舞台,但是,环境权理论的研究首先必须进行一系列的转向,从而发挥出环境权理论对促进环境义务履行和在环境保护方面的重要功能。只有环境权理论、环境义务理论的协调和融合,方能发挥法学对转变各种主体行为模式的功能,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做出其应有的贡献。     

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解读

近年来，在我国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这引起了社会和学者的广泛关注，对其理论基础的探讨是建立环境公益诉讼的基础和前提。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是多角度的：环境公共利益的维护是环境公益诉讼建立的内在动因，环境权是环境公益诉讼建立的诉权基础，自然价值观的嬗变是环境公益诉讼建立的价值基源，公益诉权的发展是环境公益诉讼建立的程序保障。     

环境法学基石范畴之辨析

在我国环境法学界，环境权一直被绝大多数学者认为是环境法学的基石范畴，但其推理却存在逻辑上的断裂，环境权本身并不能理所当然地成为环境法学的基石范畴。承担环境义务是人类应对环境危机的唯一出路，书面环境权的规定也旨在确立环境义务。环境义务作为环境法学的基石范畴有其客观必然性，也是环境法学研究的逻辑必然，并为环境法理论与制度大厦提供建构性支撑。     

从公民环境权保护的视角看环境司法

环境司法是保护公民环境权的最后防线和有力屏障。然而纵观我国的环境司法现状,由于存在环境实体法的不完善、环境诉讼主体资格的限制以及环境案件执行救济方面的不足等突出问题,司法在公民环境权的保护上并未发挥出应有的功能。应当加快完善环境立法、健全诉讼机制以及不断完善环境案件执行救济体系,以促进环境司法功能的发挥,从而有效保护公民的环境权益。     

公民环境权维护视域下政府的环境责任

在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伴随着我国公民的环境权益意识日益提升,公民环境权的维护问题便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要确保我国的公民环境权得到切实维护,亟待强化政府的环境责任。政府需要通过健全和完善有关公民环境权维护的相关制度、强化其自身的环境监管责任、加强对公民的环境权利以及环境理念教育等诸多维度找寻公民环境权维护的进路。     

环境权的司法救济——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

在环境公益日益受到广泛关注、环境权从理论走向实践的今天,如何保护和救济这些受损的公益,维护不特定人的环境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本文认为,如果在法律中引入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就能使环境公益得到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公众环境权也能获得程序法上的保障.     

环境犯罪的客体要件——环境权之本体研究

将环境权作为环境犯罪的客体要件，已是必然趋势。基于当今社会的现实情况，诺顿的弱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是可取的。奠立于该伦理观之上，环境权的主体就只能局限于人类，包括自然人、单位、社会和国家；环境权有单独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只要是环境法主体享有在安全和舒适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无论是实体的还是程序的、无论是开发环境方面的还是利用环境资源方面、也无论是自然人的还是社会的抑或是国家的等都属于环境权大家庭的一员。各个具体环境权元素因不同的权利主体而不同。     

论环境法典的宪法基础

环境法典的规范基础应当在宪法上予以深刻阐释。我国自2018年以来形成了生态文明引领下的独特的环境宪法体系，实现了环境立宪主义由薄到厚的转变。生态文明需要环境法典作为制度保障，环境法典编纂必须适应生态文明建设的需求。生态文明体系内含着环境权的保障，环境法典既须对实体性环境权予以一般性宣告，也应完整塑造充分的公众参与机制来实现程序性环境权。环境法典编纂的主要任务是构建体系化的国家环保职责，从而塑造有效的环境治理体系。国家环保职责的法典化建构应当为合宪性解释与宪法审查预留空间，从而通过宪法调适实现不断发展。     

论宪法环境权的实证化

我国的宪法环境权条款具有实证效力,但并不能直接付诸司法适用,而需要通过部门环境立法来实施。这种实证化方式是由我国宪法环境权条款的基本国策条款属性、我国独特的宪法法律化实施方式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导的特殊释宪机制等因素决定的。保护宪法环境权是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也即国家负有环境保护义务。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具有积极和消极两个面向,并内含增进环境质量、预防环境风险、整治环境问题和救济受损环境权益等四层次目标。我们应当在国家环境保护义务的双重面向和四层次目标之下妥善设计宪法环境权的部门法实施路径,以具体落实我国的宪法环境权条款。     

论公民环境自卫权

公民环境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公民环境权受到侵害而无法得到有效及时的救济时,公民有权通过行使环境自卫权的途径和方式使其环境权益得以实现。我国宜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将环境自卫权纳入正当防卫权的范围;环境法中明确规定公民环境自卫权制度,使公民环境自卫权成为法律上认可、实践中可行的公民维护其合法权益的基本途径。     

环境权实现方式探析

环境权的提出和发展透视了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事实,思考环境权的实现具有现实意义,尤其是在综合分析世界主要国家立法情况的基础之上,对环境权加以必要界定,既而厘清环境权与人权的关系,并借助传统权利、程序权利(如公众参与权利)、义务规定和人权法律最终实现环境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