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损害法律救济制度探究

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作为一种新型的环境损害,生态损害将权利救济对象延伸至生态环境本身遭受的损害。但纵观我国环境法律规范中,并未有明确的生态损害概念、损害赔偿范围及权利主体的规定,这对于生态环境本身的保护是十分不利的。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必须积极弥补传统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缺陷,在法律中明确生态损害的赔偿范围、权利主体,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及生态损害赔偿社会化制度,以构建我国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救济路径。     

环境公益损害救济请求权基础研究

自然资源是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的双重载体,其分别是自然资源物权和环境公共利益的客体。因此,损害自然资源的行为,既侵害了自然资源物权人的所有权或使用权,也会对环境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对权益进行救济的前提是受侵害人所主张的救济请求须具备正当的请求权基础,即某种实体权利或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由于自然资源具有双重价值,因而主张对损害自然资源所造成的后果进行救济时,必然会出现基于自然资源经济价值的物权与基于自然资源生态价值的环境公共利益两种请求权基础并存的情况。由于两种请求权基础所保护的权利(利益)主体并不相同,前者为自然资源物权权利人,后者为社会公众,故两种请求权基础并不会出现竞合。自然资源物权权利人与社会公众得分别依照相应的请求权基础行使请求权,分别请求对因自然资源受损害而导致的财产损失和环境公益损害予以救济。上述结论延伸至程序法中,前者应由物权受损的权利人提起旨在保护私益的民事诉讼,后者应由法律授权的公共利益代表依法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此外,国家政策文件提出构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要求,以上述结论审视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应属救济环境公共利益的诉讼救济手段,不应以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为请求权基础构建相应的损害索赔制度,应将其完整纳入现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体系中,并以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为请求权基础构建专门的国有自然资源损害索赔制度,由人民政府对国有自然资源受侵害后的经济价值损失行使索赔权。     

我国大规模侵权的法律问题及救济机制研究

随着社会工业化程度的发展和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大规模侵权现象日渐增多,呈现出侵权类型多样、损害后果严重、救济途径有限等特点。司法实践中,大规模侵权的法律规定存在空白,处理机制有待完善。基于此,在借鉴英美法系国家,如美国和英国关于大规模侵权的实体法律问题及其救济机制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总结、梳理我国大规模侵权的实体法律适用及救济机制研究,以期有助于司法实践。     

生态司法修复机制的完善

环境犯罪作为对水源、土壤、大气等生态环境破坏较为严重的犯罪类型,不仅需要适用较为严厉的刑事制裁措施,而且需要救济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司法机关在梳理分析生态司法修复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修复标准不统一、修复方式单一、监督不完善、修复效果不明显等问题基础上,提出实践操作性较强的解决方案,进一步完善生态修复工作机制,实现环境犯罪案件办理生态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统一。     

环境民事诉讼制度适用的法律论证维度

环境法律机制通过救济环境权利的路径来解决现实中的环境问题,司法途径是救济环境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而现实中从理论阐述和机制设计上都认为环境民事诉讼不能很好地解决环境纠纷、救济环境权利,就司法实践来看效果也不是很理想,环境侵权相对于传统侵权行为的特殊性是导致这种现象的非常重要的原因。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为我们解决这一理论和现实中的困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建立宏观调控法律监督与救济机制的现实意义与理论基础

国家宏观调控权的滥用对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地位与私权利保护极易产生损害 ,所以在国内法律赋予国家宏观调控权的同时 ,建立对其有效的法律监督与救济机制已成为当务之急。建立国家宏观调控的法律监督与救济机制 ,具有经济学与法治主义方面的理论根源和权力观念基础。它对我国宏观调控法律研究上升到全面性与系统性之层次以及指导立法实践将有所裨益     

小生境生物相克损害的多元化救济研究

小生境生物相克损害案件是一种生态破坏型案件,以生态系统失衡造成损害为表现形式,我国对此类生态破坏型案件的规定较少。要实现对此类损害的救济,国家应当建立起个别化救济和社会化救济相结合的完整救济体系,即要建立起过错推定、因果关系推定为原则的小生境生物相克损害个别化救济体系,完善责任的承担方式,并对损害填补不能完全通过个别化救济实现的,通过农业保险、责任保险和预防治理基金等途径保证受害人的救济和生态环境的恢复。     

浅议环境侵权损害的社会救济制度

我国现有的法律救济制度中,传统的民事救济和行政救济,由于制度的缺陷和环境侵权自身的特点,使受害者损失仍弥补不足,社会救济制度正是作为环境损害填补的社会化保障制度之一应运而生.文章从该制度的含义和性质入手,分析了设立该制度的现实和理论原因,并从制度的具体操作层面提出了一些建议.     

浅论环境侵害行政补偿制度的构建

环境侵害行政补偿制度是环境侵害救济社会化制度构建的重要内容,目的在于解决在环境侵害事件中责任主体缺位和履行不能情况下受害者的救济问题。在探索环境侵害行政补偿制度的构建准则、基本法律要素等问题的基础上,我国可以通过修改调整《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的方式,尝试推行该项制度。     

环境正义视野下农民污染受害救济探微

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农民污染受害事件也频频发生,作为环境弱势群体的农民的环境权益维护应该予以关注。在环境正义视野下对癌症村落污染受害个案进行分析,以国外相关救济方式为借鉴,分析其利弊,最终得出我国救济方式的应然选择：以事前救济和事后救济双重模式为基础,法律和经济相结合为手段,保障我国污染受害农民的切身利益。     

论恢复性司法在环境犯罪中的适用

惩治环境犯罪之目的包括惩罚犯罪行为人、保护被害人利益及生态环境.传统刑事司法仅注重对环境犯罪行为人之惩罚,而忽略对损害结果之治理,不利于惩治环境犯罪目的之实现.恢复性司法强调对犯罪结果的恢复,注重对被害人及生态环境所遭受的损害进行修复,以实现“犯罪行为人受到惩罚”“被害人得到救济”“生态环境得以修复”之目标.将恢复性司法引入环境犯罪领域,其适用基础包括符合生态伦理之本质,契合惩治环境犯罪之目的,注重环境刑事司法效能,顺应刑罚轻刑化趋势;适用困境包括环境罚金刑作用发挥有限,新型责任方式理论证成性不足,配套机制相对薄弱等;适用完善包括完善恢复性司法在环境犯罪中的立法规范,统一恢复性司法在环境犯罪中的适用形式,设置恢复性司法在环境犯罪中的司法程序,健全恢复性司法在环境犯罪中的配套制度.     

“淘宝事件”折射的法律滞后性问题浅析

＂淘宝事件＂折射出我国电子商务中定价互动机制,中小商户维权方式法律规制,第三方权益受损的法律救济途径,以及电子商务中垄断监督和维权协助的缺失等问题,建议加强电子商务中定价互助机制、垄断监督机制的建立,设立维权组织,规制维权方式,建立切合电子商务特点的司法管辖制度。     

制度生成视角下环境侵权法律救济机制研究

制度生成视角下推进环境侵权法律救济机制建设应该坚持保守的态度,选择渐进的思路。司法层面应选择环境公益诉讼作为适当的救济途径,结合能动司法理念、尝试性司法实践有序推进环境公益诉讼;立法层面应谨慎选择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模式,并从类型化角度选定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和举证责任分配机制。     

外国恐怖组织认定机制初探

外国恐怖组织认定机制包括认定主体、认定标准、认定程序、认定后果和监督救济等内容,是一项极其重要而又特殊的反恐法律制度。要建构科学、合理的恐怖组织认定机制,尚需各国的共同努力与协作,在明确反恐怖斗争打击对象的同时,应最大限度地避免损害公民之合法权益。     

论职称评审行政诉讼

分析职称评审中存在的法律救济机制欠缺的弊端和原因,揭示职称评审的法律性质是行政许可,阐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依法治国,保障人权,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出发,充分认识实行职称评审行政诉讼的重大意义,提出建立、完善职称评审法律机制特别是法律诉讼救济机制的建议。     

论在中国实行预防性行政诉讼的必要性及其策略

以事后救济为主的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机制 ,对那些不可能或难以弥补的被损害权利的保护显得苍白无力 ,因而在我国建立预防性行政诉讼机制已势在必行 ,预防性行政诉讼作为填补传统行政诉讼法律漏洞的一种机制应具有预防性、直诉性、执行停止性三大特点 ,但同时 ,其也是对行政法上“穷尽行政救济”等原则的突破 ,所以在借鉴国外立法例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实务中的具体情况 ,预防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应有明显限定。     

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治理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治理"确立为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这对群体性事件的应对具有重大意义。在社会治理背景下,群体性事件面对的难点问题主要是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不健全、群众维权意识增强而利益诉求机制不健全等。应加强顶层设计、疏导教育,整合信访资源、完善法律救济,并构建快速高效的现场处置机制。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原因及其法律对策

环境群体性事件具有发展形势严峻、预警较易、参与者诉求多样化、地域不确定的特点,其中既有公众环境意识提高、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积极原因,也有我国环境法制体系不完善、环境与发展未协调、环境问题自身特点因素所致的消极原因。处理事件的法律对策,包括健全并修订环境标准,消除环境立法领域的冲突与盲点,引入环境风险防范原则,健全公民环境权司法救济的渠道以及依法处置和预防该类事件等方面。     

过失行为引发的犯罪行为之救济问题

救济是研究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中心话题,研究法律现象最终的价值都要回归到最佳的救济措施上来,因为,法律不能绝对地杜绝一切犯罪,既然危害社会发展的行为是无法杜绝的事实,那么除了制定相对完善的法律,另外更重要的立法使命就是寻求对必然社会危害行为的最佳救济方案。在立法时,除了应当明确何为不法行为,更要给身处不法行为的当事人们正确的法律指引,告诉他们该如何用法律武器化解危机,区别着为侵权人和受害人做出指引。其中应当注重事件中各个利益方的平衡,从而引导各个角色必然地采取法律措施。     

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的行政紧急权力的法理分析

在现代法治国家,为防止突发公共事件的巨大冲击而导致社会生活与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政府需要运用行政紧急权力并实施相应的应急法律规范,通过调整紧急情况下国家权力之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公民权利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以有效控制和消除危机,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和法律秩序,维护和平衡社会公共利益与公民合法权益。为此,我们需要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行政紧急权力进行界定,明确界限、建立法律保障机制和救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