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探析

培育建立一支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既是深化农村改革、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重大举措,也是破解"谁来种地、地如何种"问题的必然要求。现实中新型职业农民在整个农户中所占比例很低,远远满足不了农业农村发展的需要。培育建立一支新型职业农民队伍,需要加强研究与宣传、整合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资源、筛选培育重点、创新培育内容与形式、严格资格认定、建立综合服务体系等。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困境与优化路径

在国家政策支持引导和农业现代化发展需求的共同作用下,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由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政策不完善、培育资源严重匮乏、培育环境欠佳、培育效果不彰等现实困境,与国家农业现代化需求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冲突和张力。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职业农民培育政策,整合培育资源,优化培育环境,强化培育效果。     

我国新型职业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研究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解决"谁来种地""如何种地"问题,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着力点。探索构建新型职业农民权益保障机制,引导其合理、规范、高效发展,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通过分析新型职业农民权益受损现实表现,提出方向性建设意见。     

“事后受财”构成受贿罪问题的探讨

"事后受财"的行为在现实中越来越多,其社会危险也日益严重。但目前学界依然在争论此种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受贿罪的本质是权钱交易,权钱交易的时间次序并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如果不认定此行为的刑法定性,势必会造成法律上的一个漏洞。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来分析,"事后受财"应当构成事后受贿罪。     

进城农民群体内在类别状况及比较研究

进城农民群体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市民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殊群体,其规模大、结构复杂、衔接城乡,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但目前对其内在结构的探索并不充分。在梳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两步聚类方法探索进城农民群体的内在群体结构实质发现,进城农民群体内在"自动"分化为两个群体——"成长型"和"成熟型",相对于"成熟型"进城农民,"成长型"进城农民群体人力资本更高、社会资本较低、工作和收入较稳定、市民意识更强。两个群体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工作形式与收入"、"身份定位与认识"四个方面总体上差异显著。     

刍议轨迹侦查的概念与特点

传统的犯罪侦查相当一部分都从现场勘查获取的痕迹物证着手进行侦查,在新形势下依然有效但也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目前案件侦查的重心已经从传统的"痕迹"转移到"轨迹"。轨迹和轨迹侦查的概念在近年来被国内侦查学界广泛提及,然而对于其概念众说纷纭。在之前提出轨迹侦查的概念基础上,综合境内外有关轨迹的相关论述,作者再次提出轨迹侦查的含义及其特点。厘清轨迹侦查的内涵,有利于进一步发展侦查学基础理论,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现实侦查问题的方法。     

农民也领资格证“泥腿子”变身“土专家”

2月1日发布的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积极发展农业职业教育,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而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培养新型职业农民"8个字又赫然在列。在此背景下,南宁市西乡塘区探索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和评选工作,正好呼应了国家对农民作为一种职业的重视。通过培训和评选,城区内78名职业农民领到了不同等级的资格证书,完成了向现代职业农民的转型。这不仅对农民是一种肯定和鼓励,更让我们看到了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的广阔前景。可以预见,随着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评定的推开,农民,必将从被迫认同的身份符号转变为主动而体面的职业选择,大批年轻、有知识、有技能、懂管理、会经营的农村实用人才将回归土地,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     

我国律师职业群体文化构建初探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律师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律师业的迅速发展也形成了我国的律师职业群体文化。我国律师职业群体文化的结构划分为涵盖群体价值基础的"律师群体法律思想文化",及其外化过程体现出的"律师群体法律职业文化"两大部分,其中,前者可视为群体文化的内核,后者可视为群体文化的外壳。构建我国律师职业群体文化有利于促进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社会对律师职业的认同和律师职业的健康发展。律师同行应尽快构建我国的律师职业群体文化。     

质疑中国法律职业资格同质化

我国目前采取全国统一司法考试的方式来提升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整体法律素质。但是这种法律职业资格同质化之路在笔者看来只能是过渡性的,司法官与律师资格必须进行二次分离。即提高现有司法考试报名资格和提升第一次司法考试通过率,通过第一次司法考试的人可以从事律师职业,此外,为从事律师职业的人设置特许准入制度。但是要从事司法官职业必须在通过第一次司法考试的基础上在一定的年限内再参加第二次司法考试,目的是通过提升司法官的"法律素养"来提升民众对该职业群体的认同感和信任度,以实现其"职业化"之路,而不是现在依靠国家赋予他们的"司法权"来确立其"权威"地位。     

经济犯罪类型研究

经济犯罪是国内外刑法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根据我国刑法理论和经济犯罪的现实,比较国外有关经济犯罪的理论和实践,在廓清经济犯罪概念和性质的基础上,探讨经济犯罪的类型问题。我国刑法学者提出的经济犯罪概念归为三类:宏现经济犯罪概念、中观经济犯罪概念和微观经济犯罪概念。德、日、英、美等国学者对经济犯罪类型也有自己的观点,经济犯罪的研究深度和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值得学界关注。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实践与机制构建研究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激发农村活力的战略选择,其关键在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和发展。广西玉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成了土地股份合作社释放经营主体活力和产业融合推动经营主体发展的特色,但仍存在土地规模经营水平不高、金融支持不够、公共服务不足、产业链条不长、新型职业农民缺乏等问题。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构建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机制,其中,政策支持解决"发展后盾难"、加速农地流转解决"农地流转难"、完善农村金融服务解决"金融供给难"、构建公共服务平台解决"产品营销难"、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解决"持久种地难"等核心问题至关重要。     

新的社会阶层身份认同和利益诉求研究——基于武汉市区新联会会员的调查问卷分析

新的社会阶层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产生的一个新的群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职业身份认同方面,自我认同较高,社会认同较低;在统战身份认同方面,多数人了解"新的社会阶层"这一概念,但对其内涵的理解程度较低;在政治身份认同方面,多数人并不了解"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一身份的内涵和特定指向。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利益诉求方面,事业发展的诉求和政治参与的诉求较多,而文化和社会诉求较少。为了有效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身份认同和利益诉求,应进一步明晰"新的社会阶层"概念的内涵和构成,增强该阶层人士对统战身份的认同;积极促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事业发展,增强其对职业身份的认同,满足其事业发展的诉求;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序实现政治参与,满足其政治诉求;组织社会公益活动,满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文化和社会诉求。     

农民新型合作组织在乡镇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及其制度构建——基于农村政治发展的分析

由于“原子化”的农民政治参与程度低，难以进入乡镇政治层面，更难以构成促进乡镇治理机制的完善环节，因而发挥各类农民新型合作组织的作用是很有必要的。其作用的发挥，有利于更好的反映和表达农民的利益诉求；有利于规范农民行为；有利于促进农民政治参与。然而从现实来看，农民新型合作组织在发展中也遇到一些困境，因而需要从制度上进行构建和改进。首先，要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促进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其次，要健全新型农民合作组织运行的机制体制，规范其行为；第三，从制度上妥善处理好村“两委”与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关系；最后，要逐步发展代表农民利益的合法政治性团体，成立真正意义上的代表农民利益、权利和义务明确的民间团体。     

新发展理念视域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问题探析

如何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以及如何发挥新型职业农民的作用已成为推进农业现代化、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大措施。一般意义上讲，新型职业农民是指有知识文化、懂得生产技术、掌握现代化管理知识的职业农民。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系统工程。当前，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过程中面临着培育经费不足、农民整体参与度不高以及培育体系和师资队伍不健全等问题。鉴于此，可以通过加大经费投入、鼓励并引导农民与社会组织的参与、建立系统的培育体系等措施来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

随着社会的变迁 ,人们之间收入水平差距的不断拉大已经成为不争的实事。社会低收入人群的形成 ,就像它的对立面———高收入群体的形成一样 ,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在我国 ,农民、失业人群和城市贫困人群构成了低收入人群的主要成份 ,是体制的变迁和他们自身的原因导致了今天的结果。我们必须辩证地从兼顾效率和公平的角度去看待当今社会人群收入差距拉大的现实。     

新农村建设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路径探析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农村拥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大的群体,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农村的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任务,也是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培育新型农民的现实需要。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农村的大众化,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切实加强农村理论工作者队伍建设,不断拓展农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的载体,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从而保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我国农村的顺利实现。     

城镇化进程中群体性事件法治化防治路径探析——以失地农民因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为研究视角

考察我国近30年城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不难发现城镇化在推动我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数量众多的群体性事件。城镇化目的的偏差、农民生存权遭受侵害、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失灵以及农民群体的非理性维权是导致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为了有效防治日益激化的农村群体性事件,稳步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应该从建构失地农民权益保障机制、新型城镇化发展机制以及农民"利益代言人"机制三个方面进行积极努力,实现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法治化治理。     

我国政府执行力问题研究述评

政府执行力是维系政府机构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加强政府执行力研究，有着深刻的理论依据和紧迫的现实需要。目前我国学界对其从各个层面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如对政府执行力构成要素及评价指标的研究、政府执行不力的表现和原因的研究，以及提升政府执行的对策研究等，但仍存在不少欠缺。今后的研究应注意研究视角的宏观系统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研究成果的现实应用性，以及借鉴企业执行力的研究成果等。     

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路径的外部环境研究——基于AGIL模型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治理,与农民群体的自觉、政府治理机制的完善、法律法规的健全与落实以及村民自治组织的支持四个方面构成的外部环境密不可分。现实中村民自治组织权力的虚化,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机制的外部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存在裂痕。基于帕森斯"AGIL模型"对农村群体性事件治理路径外部环境的分析,基层政府应树立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为满足农民的需求,建立快捷有效的治理机制。     

犯罪既遂标准新论——以犯罪客体为判断的视角

目前,我国刑法学界针对犯罪既遂认定标准主要存在三种学说,即犯罪目的实现说、犯罪结果发生说、构成要件齐备说,三种学说都有其合理性,也都存在一定缺陷。本文在保留其优点,填补其缺陷的基础上提出犯罪客体受实际侵害或者有现实危险说,从本质上揭示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既遂的差别并为犯罪既遂的认定统一了标准,该说具有明显的理论优越性,能更好地保障刑罚功能和刑法目的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