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轻缓化视野下的中美自由刑执行措施比较

自由刑在当代各国刑罚体系中处于中心位置，刑罚轻缓化实现的关键在于自由刑的轻缓化。有效的执行措施是刑罚轻缓化实现的重要保证。中关两国在自由刑具体执行措施方面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深入理解并合理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执刑措施，对促进中国刑罚轻缓化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西班牙刑法制度与刑罚改革

西班牙刑罚的完整程度在西欧具有代表性,其刑法制度和刑罚的改革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如死刑的废除、保安处分的建立、资格刑以及缓刑制度的完善等,体现了刑罚轻缓化、开放化的刑罚思想。     

试论我国引入社区服务刑的现实意义

社区服务刑在我国作为一种全新的刑罚方式,可以避免传统监禁刑和罚金刑的一些弊端,可以达到犯罪人和社区的双赢效果,体现了轻缓化、非刑罚化的刑罚改革趋势,是完善我国刑罚结构的需要,也是适用我国刑事司法和社区矫正工作的现实要求,在我国刑法中引入社区服务刑这一刑罚方式很具有现实意义。     

论金融犯罪刑罚的现状及其完善

我国金融犯罪存在重刑主义倾向,不仅不能效预防和遏制金融犯罪的再次发生,而且有悖于刑罚轻缓化的趋势.应当废除伪造货币罪和集资诈骗罪的死刑.有步骤地取消金融犯罪拘役刑的规定,细化有期徒刑的量刑档次.完善倍比罚金制和百分比罚金制规定,取消无限额罚金制.合理增设资格刑,对自然人剥夺或者限制从业资格,对单位停业整顿或者解散.     

重构管制刑之思考

管制刑作为我国刑罚主刑中最轻的一种处罚方法,产生于民主革命时期。它曾在保护人民,惩罚犯罪分子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在新的形势下,其愈来愈显现出种种弊端,致使法律的权威受到挑战,刑罚功能受到损害,因此,本文认为必须对我国管制刑进行改革。结合中外有关限制自由刑的规定,建议废除管制刑,增设符合国际刑罚改革趋势的新刑种——社会服务刑,使我国的刑罚体系更趋科学、合理。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我国拘役刑的完善

拘役刑作为短期自由刑的一种,是刑罚种类由轻到重过渡的桥梁,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我国拘役刑的适用率普遍较低并且增速缓慢,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了废除拘役刑的主张.这种现状与当前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精神实质是极为不符的,也违背了当今世界刑罚轻刑化的发展趋势.因此,应当对我国的拘役刑进行完善,使其成为适应时代发展的刑罚种类.     

罚金刑若干理论问题探析

刑罚轻缓化的发展趋势,使得罚金刑的地位不断抬升。因而从罚金刑的概念、适用对象和种类以及学界对罚金刑的优劣争论等方面进行探讨是十分必要的。     

论罚金刑易科在我国之适用

在当今世界,罚金刑的广泛运用体现了刑罚轻缓化的趋势,受此影响我国罚金刑的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但是与此相对应的是罚金刑"空判"现象普遍存在,这严重影响了罚金刑作用的发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世界各国纷纷采取应对措施,其中罚金刑易科就被认为颇有成效。我国为解决罚金刑执行难的困境,也可以适用罚金刑易科。     

“赔钱赎刑”正当性与合法性的追问与考察

"赔钱赎刑"是司法和谐的表现,应从司法和谐理念出发,运用思辨的方法,以实证为视角,对"赔钱赎刑"进行"三追问"与"二考察";进而得出其符合司法和谐正当性与合法性的理由是:人权保障理念对当事人双重保护的趋同;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促进刑罚轻缓化的实行;与修复性司法的国际接轨视野的催动;体现出一般公正下的个别公正的刑罚个别化的追求,以及在司法和谐技术上对法律潜在的认同。并对司法和谐的"赔钱赎刑"制度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的转化和现实的具体构建进行了技术性考察。     

死刑废止视角下的“生刑”体系重构

现行刑法中自由刑体系的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死刑废除目标的实现。在对我国自由刑体系加以调整时应当遵循如下原则：轻重有序,罪责刑相适应;合理配置,考虑刑罚效益。自由刑体系调整的制度设计包括自由刑体系的调整和自由刑相关配套制度的调整。不可假释或减刑的终身徒刑的设置有其必要性。     

治安管理处罚的谦抑性探析

刑罚中应用比较普遍的谦抑性原则在行政处罚领域却鲜有提及,这对控制同样是我国对公民权惩处方式的行政处罚而言是不足的。而在与刑罚衔接最为密切的行政处罚种类治安管理处罚中,其调整对象、指导理念和行为要求方面却都有谦抑性的要求和体现。研究治安管理处罚的谦抑性,首先表现为治安管理处罚权的设定和存在必须谦抑,其次是治安管理处罚权的行使和调处过程要体现谦抑。     

因罪生刑,以刑制罪——再论绑架罪法定刑对其法定加重事由解释的反向制约关系

我国刑法对绑架罪规定了极为严厉的法定刑,对其两项加重事由更是规定了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①2009年2月底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对于绑架罪进行了部分修正,增设了＂情节较轻＂的减轻构成规定,此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对这一减轻构成的评价、理解与适用本身就是问题。同时,该修正案对于绑架罪的加重构成未作任何修改,堪称遗憾。因此,对这两项加重事由如何解读,至今学界仍然无法达成比较一致的意见,司法实务部门的处理更是各执一词。充分重视和合理运用＂因罪生刑,以刑制罪＂的解释手段,关注刑事法律规范中绑架罪的法定刑对其具体加重事由的反向制约关系,能够比较妥善地解决这一难题。     

累犯的刑事责任若干问题探讨

累犯中“应当从重处罚”的“从重”，是较初犯从重进行处罚；尽管刑法规定了累犯不得假释，但累犯却不应当排除适用假释；解决数罪累犯的处罚问题，单纯采用“先并罚后从重说”与“先从重后并罚说”中的一种不行，应当依据数罪累犯的类型将两者结合起来。对累犯完全有必要适用加重处罚原则，但通过司法解释增加盗窃累犯“加重处罚原则”不妥，有必要在立法上予以补充规定。     

论我国刑法中各刑种实际刑度之间的不衔接及对策

各刑种实际刑度间的不衔接指的是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之间、死刑中的死缓与无期徒刑之间、死刑立即执行与死缓之间刑罚程度的不衔接。它是我国现行刑法的一个不足之处。刑种间实际刑度的不衔接破坏了刑罚结构的科学性。因此,根据罪刑相当的原则,重新设定各刑种的实际刑度,对于实现它们之间的衔接,以及完善刑法结构都具有重要意义。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后再犯问题研究——以《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为视角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首次将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在非监禁刑罚执行管理上的区别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这是我国未成年人非监禁刑罚制度的一大进步。但在针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规定的法律位阶冲突以及矫正措施的种类和具体执行制度上,仍存亟待完善之处。适时制定《社区矫正法》,对上述问题加以完善,将有助于从刑事政策角度对未成年人保护和教育。     

我国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之思考

面对日益猖獗的职务犯罪,我国当前采用的是"厉而不严"的刑事政策,表现为死刑规定存在立案标准低、刑法规制范围不严、法定刑幅度过大、罚金刑和资格刑缺失。这种刑事政策模式过分夸大了刑法及重刑对治理犯罪的作用,减损了犯罪的治理效果并且不具有惩治和预防犯罪的功能。因此,我国职务犯罪的刑事政策应由"厉而不严"转向"严而不厉":通过拓宽刑法规制范围、细化法定刑幅度、增设罚金刑、资格刑来实现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之"严";通过废除死刑、提高立案标准来实现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之"不厉"。     

刑罚轻缓化的经济基础

当今世界刑罚的发展趋势是刑罚的轻缓化。虽然刑罚轻缓化的直接动力是思想观念的进化，其中主要是犯罪学的发展以及人道和人权观念的勃兴，但是刑罚轻缓化变革的内在动因应该是经济的发展。经济越发达，刑罚越轻缓。     

易科制度比较与借鉴——大陆与港澳台刑罚比较研究

刑法大量规定的罚金刑，反映了我国刑罚结构新的发展趋势，是刑罚立法中的一项重大进步，但是，罚金刑适用当中所引发的问题也不容回避，尤其是在执行过程中至今仍然困扰着我国乃至世界各国的司法机构。文章通过对大陆与港澳台刑罚的比较，对罚金刑易科制度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单位受贿罪司法运作的实践考察

单位受贿罪司法运作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对自然人被告的处罚极轻,平均刑期仅为0.497年,免予刑事处罚判决率高达62.3%;改判率较高,达16.4%;罚金刑的适用不统一。从立法上,要实现精准配刑,并且需要考虑将资格刑引入对单位受贿罪处罚的刑罚体系中,以弥补罚金刑功效的不足。能动的司法应部分修正立法失衡的不足,而不应将这种失衡推向极致。     

对行政执法机关不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立案监督

行政执法机关对涉嫌犯罪的案件移送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是行政处罚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点 ,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存在严重的以罚代刑问题。立案监督机制向前延伸 ,建立对行政处罚决定备案审查或定期审查机制 ,既是保障依法行政的客观需要 ,也体现了人民检察院立案监督和职务犯罪监督的双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