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去行政化问题浅析

高校行政化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一是行政权力过大,不利于教育家办学。二是高校行政化导致官本位渗透到学术领域。三是学术活动不是以真理为最高价值追求,反倒也讲权位、讲级别,甚至也奉行下级服从上级的运行规则。四是＂数字化生存＂似乎成为常态。高校行政化,其实是由整个＂大一统、官本位＂社会文化环境滋生出来,是＂大一统、官本位＂教育管理体制的必然产物和基本表现形式。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可以视为高校＂去行政化＂的一个现实路径。建立大学校长及管理人员职业化制度也是重要举措。     

官本位的成因及其消除对策

＂官本位＂的本质是以政治权力为中心,对政治权力的向往、追求以至崇拜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官本位＂仍然根植于人们的思想观念深处,极大地阻碍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健康发展,严重削弱了党和国家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影响了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执政能力的提高。＂官本位＂产生的原因具有复杂性,消除＂官本位＂的主要任务具有长期性、对策措施具有综合性。     

高等学校去行政化管理改革对策研究

我国高校行政化现象由来已久,行政设置越来越严重地干预我国高校的健康发展,给我国高校体制改革带来了困难,高校＂去行政化＂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在传统的观念阻力、制度阻力、利益阻力和高校自身阻力下,高校去行政化改革艰难。高校需从恢复高校的自治性、建立独立的人事制度、推进学术独立及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等方面入手,实行去行政化改革,使高校发展向＂教授治校、学术自治＂的轨道上转变。     

谈谈债转股的难点

债转股是资产重组的一种方式,也是国际通行的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措施。目前,国际上债转股有两种模式:行政化模式和市场化模式。行政化模式其实质是政府干预的模式;而市场化模式则是在破产程序中的行为模式。我国的债转股采用的是行政化模式,即在政府干预下,剥离债权银行的不良资产并转嫁给新建的资产管理公司,然后按照一定的条件、规则、设计与安排。将债权转化为对负债企业的股权。转股后,原负债企业应按双方协调的要求进行资产重组和管理重组。等时机成熟时,资产管理公司再以一定的方式转让股权,以达到债转股的目的:(1)化解金融风险,提高不良资产的回收率;(2)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3)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强化企业治理结卡勾;(4)促进国有经济布局战略调整。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与融合 ——我国高校管理体制去行政化

我国高校管理体制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围绕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主要表现在高校行政化与教师权利的冲突,高校行政化与民主管理的冲突,高校行政化与创新办学特色的冲突和高校行政化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冲突。要实现高校管理体制的去行政化,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达到有效融合,就必须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即牢固树立育人为本的大学精神;合理界定高校与政府的关系;完善高校自主办学的管理体制;大力推进高校后勤管理社会化。     

从公共选择理论角度反思社区行政化

社区是基层群众的自治组织。但是在建设过程中,社区越来越表现出明显的行政化特征。本文主要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反思社区行政化的问题,从＂经济人＂假说、公共物品理论、外部性理论角度来分析社区行政化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明确社区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拓宽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途径,积极引入非营利组织,建立政府与社区居委会良性互动等对策。     

大学章程的制定与完善——大学“去行政化”的法制保障

高度集权型的教育管理体制是导致我国大学行政化的根源所在。大学去行政化是大学回归本真与构建和谐大学的需要。由于大学章程是大学自主办学权的法律基础和管理自主权的法律依据,具有促使行政权力归位,保障学术权力复位和吸纳市场权力补位之结构功能,因而是实现我国大学去行政化的法制保障。     

“十二五”新出发：实现民强民富

在一个＂官本位＂社会,只有民强才能实现对官员权力的制约,才能使权力按照公共利益的要求运行,也才能最终保证实现＂民本＂和＂民富＂,实现＂天下为公＂。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路径选择

公共政策是民主国家治理社会的主要工具,公民参与则是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势。我国公共政策公民参与面临＂内输入＂公共决策系统、＂附属物＂社会利益团体、＂官本位＂政治参与文化、＂残缺化＂制度保障机制、＂喉舌论＂大众传媒体系等问题,要改善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还需从还原利益团体的政治本色,构建以民为本的参与文化,增强大众传媒的公共话语权,完善公民参与的制度框架等方面着手。     

论“村改居”中的社区自治与居民参与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规模的撤村建居正在进行,与此同时,城市基层社会组织体制也经历着历史变迁。原有的村委会既要向城市居委会转变,又要消除原有城市社区管理模式中的不利因素,新的社区建设模式的建立和完善是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从社区的长远发展来看,自治导向型的社区建设模式具有明显的优势。通过对＂村改居＂社区管理的现状及困难的分析和社区自治体制与社区行政化的对比分析,突出社区行政化发展困境及社区居委会的功能,寻求中国社区良性发展的途径,通过实现政府与社区的互动,从而实现＂村改居＂社区基层民主和政治文明的飞跃发展。     

公共财政框架和出资人管理制度中财政与国企的关系

在公共财政框架和出资人管理制度的双重约束下,财政代表了国有企业出资人、政府出资人产权收益和国有企业的出资人财务管理,在国有企业的出资人管理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面对新形势,财政部应减少审批事项,强化财政对国有企业资产和财务的信息收集和分析处理功能。     

国有产权代表选任：界定、逻辑与路径

在国有出资管理体制下,选任产权代表是国家或国有企业作为国有资产出资人行使选择管理者权利的具体体现。然而,检视现有国有产权代表选任制度可知,国有产权代表的法律界定模糊、委派范围不明、选任主体混乱、选任标准缺失,导致国有产权代表的实际运作与设立目标出现偏差,对国有企业的经营效果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应对国有产权代表的内涵与外延作出准确界定,以“有国有资本必有产权代表”原则明确委派范围,确立国家和国企两个选任主体,并在区分定位下重构其选任标准：既按照国家选任与国企选任,也按照公益类国企和商业类国企,来确定国有产权代表的选任标准。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历程、进展和趋势

国有企业改革经过20多年的努力,取得了明显进展和成效:从职能、体制和运作方式上基本实现政企分开;推行公司制,初步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框架已现雏形;国有经济布局得到改善;各项配套改革向前推进,国有企业负担有所减轻;经济效益有所提高。今后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有所下降,但是它的资产和产出总量将逐步增大,并继续发挥主导作用;新的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将通过不断探索而建立和完善;国有企业的组织形态和运作方式趋于多样化,大批国有独资企业将被改造成为股份制企业;解决下岗职工安置和再就业问题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央企党建的价值取向及其实现

现阶段的央企党建主要集中于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人才建设和作风建设等方面,但观其绩效仍存在着组织建设活力不足、思想建设方式单一、作风建设官僚化、制度建设针对性不强等问题。在新形势下,央企党建应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要求,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实现中央企业党的建设为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服务、为央企机制创新服务、为央企人才战略服务以及为央企履行社会责任服务。     

国有企业激励机制及其改进方案探索

国有企业在30年的时间里走过了不平凡的改革历程,时至今日已经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不容忽视的现状是国有企业人才流失十分严重,原因在于国有企业激励机制存在着一系列阻碍企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瓶颈性障碍,如果不能有效地克服,不能建立健全公平公正的国有企业激励机制将影响到国企改革的成败。     

企业人性化管理存在的问题及纠偏策略

人性化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中一种高层次的管理方式，其内涵十分丰富，但最重要的有技术层面和价值层面。从这两个层面分析，现阶段企业人性化管理实践中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有：没有处理好人性化管理与制度化管理的关系；忽视个体利益；简单将人性化管理等同于“人情化”管理，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决策和信息人性化；人力资源管理人性化；塑造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层思考

国有企业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环节;明确“谁”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代表,确立真正负责任的责任主体,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首要环节;对国有资产必须实行分类改革,不宜采取笼统单一的改革模式;要明确地方政府对国有资产的责任,并赋予必要的改革自主权;要按照国有企业的属性,规范国有企业的股票上市。     

国有资产流失的刑事认定和犯罪防控

针对国有企业改制巨额资产流失的个案中具体存在的情节,进行刑事认定。在分析个案和国有企业改制资产流失中多发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国企改革中存在法制教育缺失、主管部门管理监督不力、资产评估单位诚信不够、第三方监督和透明性的不足问题,并提出一些对策性的建议。     

国有企业改革30年的回顾与思考

我国国企改革已经进行了30年,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但是国企改革的任务仍未完成：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有很多工作要做;国有经济布局结构仍不尽合理;垄断企业改革任务艰巨;国有企业创新能力不强;改革遗留问题需要解决;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有待改进。只要把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加快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步伐,我们一定能胜利完成国企改革尚未完成的任务。     

从《刑法》第167条看合同诈骗犯罪中的国家被害

在对国有企事业单位实施的合同诈骗中 ,犯罪分子利用相关主管人员在签定、履行合同中的失职行为 ,侵害国有资产 ,国家作为犯罪行为恶果的直接承担者是该类犯罪的被害人。国家在合同诈骗犯罪中属于状态被害人 ,在当前社会转型期间 ,其财产被害性更较以往增大 ,须在加强立法、健全管理体制以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抓好被害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