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治理如何影响乡村自治：基于村庄网格化治理的反思

网格化治理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技术手段。“网格单元—网格员—网格长”这一套技术治理体系在进入乡村社会时,冲击了“村民群众—小组长—村干部”这一套既有的自治体系。合并小组与重新划定网格单元激化了小组间既有矛盾,破坏了村级自治的社会基础。从小组长中选拔网格员破坏了内生性力量的治理秩序,弱化了村级自治的中间力量。村干部担任网格长以应对上级考核,挤占了村级自治的主体资源,最终产生技术治理弱化乡村自治的后果。网格治理技术体系在下沉至村庄时要充分嵌入乡村自治体系,通过网格单元嵌入自治单元、网格队伍吸纳中间结构、降低村级网格考核压力,让技术治理为乡村自治增权赋能,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地方政府治理创新路径研究——以青岛市政府为例

本文以青岛市政府治理过程作为研究对象,选取了“多样化民考官机制”、“李沧区社区协调理事会”、“莱西市政府为民服务代理制”、“董家口港建设模式”四个案例,从经济、政治、社会整合、文化构建四个方面分析了青岛市政府治理创新的成功经验及存在问题,并提出实现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路径:强化政府责任,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提高政府效能,增强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培育公民社会,调动多方面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依托先进信息技术,积极倡导新型行政文化.     

新时代背景下村干部腐败的生成及治理

文章在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村干部腐败状况的基础上,结合现有研究成果和当下村官腐败情况,将村干部腐败类型分为经济类腐败、政治类腐败和道德类腐败,进一步指出腐败的生成机制主要源于四个方面:人身依附关系破坏了乡村政治生态、家族意识主导下的乡村治理为腐败埋下隐患、利己主义至上成为村干部腐败诱因、监督体系不健全为腐败滋生提供沃土。通过对村干部腐败类型和生成机制的探究,指出依托“互联网+”加强村干部监督、推行驻村干部和村干部共同治村、地方政府为村干部设置专门公职岗位是当下治理村干部腐败的有效路径。     

在改进包村帮扶方式中提高帮扶效果

许多地方正在通过派驻“第一书记”的方式开展包村帮扶活动。从实践情况看，包村帮扶活动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面成效非常明显。但目前的包村方式存在着重视基础设施建设轻视村庄综合治理、资源利用不够充分的问题。党的十八大要求“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贵州塘约村法治：实践、逻辑与启示

贵州塘约村庄治理现代化、法治化探索实践取得巨大成功，这些实践成功的背后有着朴素、科学的法治逻辑。塘约村治理现代化、法治化实践对探索村庄治理现代化、法治化留下很多启示：自觉遵从党的领导，发挥党的基层组织在推进村庄治理法治化进程中的作用；坚持在“法律主治”的前提下，发挥“公约主治”对村庄治理法治化的主体作用；以经济治理法治化为中心，社会治理、村民民主自治综合推进；以村民个体权利为本位，带动村庄治理法治化进行；以村干部治理法治化主导村庄治理法治化。     

“元治理”视域下的社会管理创新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加强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间的协作共治,但是,我国社会组织发育的不成熟和市场的不发达,容易导致“治理失灵”。“元治理”理论为重新审视我国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即必须明确定位政府职能,发挥政府在协调社会组织、市场力量、公民参与和多元主体合作创新社会管理中的主导作用。     

整体性治理下苏南社会治理体系的创新

苏南是全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导区和示范区，苏南不仅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成功，而且在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创新上也处在领先的地位。在推进整体性治理过程中，苏南形成了以公共利益与责任为导向的治理理念、一站式供给服务的运行机制以及优化的供给服务方式，由此，推动苏南社会治理体系出现多元共治和协同治理的特征，实现了“政社善治”、“社区善治”与“包容性发展”方面的突破。     

“工作专班”成基层新负担,您怎么看?

成立工作专班是推进工作的方式之一。但在基层,一些工作专班出现泛化、异化现象3北方某地甚至一周之内就下发了成立6个领导小组、专班的文件,“其中不乏重复的”。面临急难险重任务或阶段性工作时,成立“工作专班”有助于取得集思广益、统筹兼顾、协调联动的效果,能加快沟通协商、解决实际问题。但在一些地方,肓目成立的各种工作专班正在成为基层新负担。对此,您怎么看?     

地方政府创新的多维分析与回顾

地方政府创新的内涵式发展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贯彻落实创新发展理念的应然要求"。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设置有效地推动了我国的地方政府创新,但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创新存在不可持续的隐忧。文章以具有代表性的"优胜奖"获奖项目为窗口对地方政府创新进行透视,认为治理变革而非政治变革是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源泉;政府职能的市场化、行为的法制化、决策的民主化、权利的多中心化是创新的主要途径;在地方政府创新过程中表现出普遍的公共性、全局性、政治性特点,但是非制度化特点十分突出;由于受结构性因素以及非结构性因素综合影响,地方政府创新在东、中、西部地区间和地区内部各省份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县域集成改革与治理现代化研究——以江苏省江阴市集成改革为例

县域集成改革既是落实全面深化改革决策部署在地方的破题之举,也是提升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创新路径。作为江苏省首个县级集成改革试点,江阴的集成改革推动构建了政务服务、基层治理、社会救助、生活服务等县域治理新体系,体现了治理的系统性与整体性思维、制度化与程序化规范、信息化与智能化方向、创造性与创新性精神,为推进地方治理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实践路径,积累了试点经验,对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典型意义。     

地方“治理盆地”中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以利益关系为视角

当下，地方治理的多元空间中存在着“治理盆地”现象，主要体现在治理“落差”、主体、网络、资源、利益、结果等诸多方面。显然，这些现状是地方治理失效的具体表现，并导致地方治理的低效化、失衡化、极端化。利益主导、利益封闭、利益共振、利益非均衡是三重困境产生的原因，因此应以利益关系调整为突破口，寻求破解之道，消除地方“治理盆地”现象，推进地方治理深入发展。     

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双重维度

我们需要思考，要如何推进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威权主义政治形态下的国家治理学术研究来看，我们的话语权基本被垄断，少有创见。在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两个维度的国家治理经验方面，可分别归纳为“代理型地方发展主义模式”和“运动式治理模式”，前者主要是中央政府“做对了激励”；后者主要是各级政府普遍使用“地方国家统和主义”的做法。未来国家治理不能回避四个问题：大国如何治理？为了什么而竞争？在地方上谁代表国家？社会治理如何创新？答案是将中央与地方实践性分权的动态博弈过程回归到法理型权威治理和制度化分权的轨道上来，赋予地方治理大胆实践创新的空间与能力；在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关系中改变地方性的政府统合主义途径，激活体制改革红利，释放社会潜力与活力，实现赋权增能双赢发展。最后指出，通过做好的社会科学研究，赋予国家治理实践理论指导，大有可为。     

中国基层治理创新:宏观框架的考察与比较

随着“社会管理创新”主题的提出,中国社会管理的思路经历了新的发展与定型,原有的行政主导体制与“大维稳体制”面临困境,而强调社会力量、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参与的导向逐步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在上世纪90年代民政部主推沈阳、江汉、上海、盐田四大基层治理模式之后,2011年出现了两种基层治理创新模式,即上级政府有意扶持与地方自我摸索的创新.在“社会管理创新”的新主题下,中国县市一级的地方政府有了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和更多的创新空间,运用社会力量特别是社会组织的基层治理模式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尝试,甚而有成为创新主流之势.     

论我国执政党权力实现方式创新——基于地方治理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及社会多元化的不断深入,我国地方治理体系也初步形成。以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与权力多元化为特征的地方治理,在形塑地方治理环境的同时,也极大地冲击了执政党的传统权力实现方式。这种冲击具体表现为民众政治认同感弱化、权威决策系统运行受制、政府治理能力与策略短缺等多种形式。通过对执政党介入地方宪政结构、党政结构、司法结构、层级结构与网络结构的实然方式和实际作用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政府部门必须以理念创新达成治理共识为起点,以结构创新理顺治理权力关系为基点,以职能创新确定治理格局为支点,以机制创新提升治理动力为着力点,全方位推进地方治理体系中执政党权力实现方式的创新,才能应对好当前的治理冲击和挑战。     

准确把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全会提出的重大论断,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和指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党治国理政思想的新变化,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大创新。准确把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对于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异地商会地方治理功能研究述评

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异地商会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学术界对异地商会地方治理功能进行了多方面研究,主要体现在异地商会的生发机制、异地商会的功能定位、异地商会内部治理、异地商会地方治理功能缺陷及完善策略等四个方面。异地商会地方治理功能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今后,应通过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丰富研究方法、开阔研究思路等途径推进异地商会地方治理功能的研究。     

公共文化发展中的地方治理及其变革路向

在变革传统的“政治——社会”关系和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语境下,文化发展的现实性和创新政府的前瞻性越来越多的显现出公共文化发展中社会义务和地方秩序的重要性.而地方治理从本质上深化和确认了我们对于社会义务和地方秩序的认知,基于政治取向的响应,地方治理是最重要而自然的民主形式,而出于对效率取向的考量,地方治理则是公共政策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基本保障.在新的民主参与形式和政治生态主题中,地方治理就成为探索多元化的地方参与的必然视角和选择.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社会矛盾治理——基于陕西女村干部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村干部是农村社会矛盾治理的重要主体。基于对陕西省381位女村干部的问卷调查数据,分别从治理环境、治理对象、治理策略和治理资源等方面分析了女村干部的看法。基于女村干部立场的研究结果,一方面勾勒出当前乡村治理总体和谐稳定,但社会矛盾也大量聚集的基本形势;另一方面则呈现出乡村治理精英的生存处境,反映出当前农村社会矛盾治理所遭遇的困难与挑战。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维护农村社会秩序,不仅需要法治化治理、经济治理,也需要发挥文化治理的积极作用。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不仅需要"亲民",也要"亲基层""亲村干部",塑造良好的治理环境。     

"市管社区"扁平化基层治理创新——基于浙江龙港的个案分析

地方政府是基层治理创新的主要推动者和实践者.改革出现反复、改革身陷"无变革改革"困局、存在形式主义创新、持续推进改革动力不足等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基层治理深度转型的主要挑战.基层治理转型的深度推进,势必遭遇基层治理现有体制的"对抗",唯有通过变革治理体制,实现政府内部"条块"纵向关系优化和外部"政社"关系整合的有机衔接,形成稳定的制度安排,才能促进新支持机制和保障机制常规化,最终实现基层善治.浙江龙港一年多来的运行实践表明,"市管社区"有助于基层社会的良性治理,这为小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市管社区”扁平化基层治理创新——基于浙江龙港的个案分析

地方政府是基层治理创新的主要推动者和实践者。改革出现反复、改革身陷"无变革改革"困局、存在形式主义创新、持续推进改革动力不足等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基层治理深度转型的主要挑战。基层治理转型的深度推进,势必遭遇基层治理现有体制的"对抗",唯有通过变革治理体制,实现政府内部"条块"纵向关系优化和外部"政社"关系整合的有机衔接,形成稳定的制度安排,才能促进新支持机制和保障机制常规化,最终实现基层善治。浙江龙港一年多来的运行实践表明,"市管社区"有助于基层社会的良性治理,这为小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