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职学校如何开展主体性教学

一、开展主体教学是现代素质教育发展大趋势“主体”是对于“客体”而言的，“主体”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从事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人，主体具有自然性、意识性（主观能动性）、社会性和实践性，而“客体”是进入人的实践活动领域并与主体相联系的有意识的特殊客体。因此，当我们把学生当作被认识被教育对象时，千万不要忘记了我们面对的不是消极被动的纯客体，而是同样也属于主体的特殊客体。既然学生也是主体，那么，学生就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信息“接收器”，同时也是一个信息“发射器”，学生获得信息（知识）是通过交互式实现的。在我…     

认识是反映与选择的统一

认识是主体的行为。是为了一定的目的而产生和进行的．随着人类实践──认识领域的日益拓展和深化、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变得极其复杂。现代自然科学革命，使得认识中主体因素空前突出，“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去反映事物”的认识理想，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认识过程是一种信息交流过程。主体对客体的反映，也就是对作为客体存在方式和状态的信息的反映。客体通过信息对主体发生作用．主体也通过信息与客体建立联系。主体对客体的能动的反映，离不开信息的传输、转换和反馈。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更离不开主体对信息的选择和重组。对客…     

情景教学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有益尝试／——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为例

实践教学环节在“概论”课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概论”课实践教学中运用情景教学突出学生的参与性，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有利于培养学生学习“概论”课的兴趣；能够激发学生情感，有利于加深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认识；着眼于学生的情绪体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情感；能开发学生的形象思维，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激发。“概论”课可以运用图片、图画、影视、动画、电脑课件以及学生自身的角色扮演等方式开展情景教学。     

重视学生在教育法律关系中的地位

重视学生在教育法律关系中的地位陈泓焦献民近几年我国教育界就教育的主客体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致形成了三种观点：一、教师是主体，学生是客体；二、学生是主体，教师是客体；三、教师学生同是主体（“双主体论”）。①笔者从争论中受到了启发，拟变换角度，从我国的教...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浅谈写作中创作主体的情感作用

从创作主体的情绪和心境直接影响对所反映的对象形象外貌和形象性质的认识。直接影响到审美情感倾向的性质这个角度出发。文章论述了创作主体情感在写作过程中的作用。     

性别与方法：女性学者的质性研究路径

在经验研究中常常会发现，女性学者偏好选用质性研究方法探讨女性话题。通过比较国内外研究趋势发现，性别与研究方法偏好之间只是阶段性的相关；诸如父权制、消费社会、大众传媒等“想象的他者”是女性学者构建理论解释的重要切入点；而研究关系中，研究主体对研究客体的“情感剥削”与研究客体对研究主体的“权威依赖”，对于具有“天然优势”的女性研究者亦不能幸免，继而引发了对质性研究本土化及学者自省性的反思。     

关于认识活动中的中介系统

过去,我们只知道实践与认识的关系,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关系,实际上,人们的认识活动是由认识主体、认识中介、认识客体所构成的,它们又形成互动关系。在中介系统中,既有物质形态中介(工具型、感官型、符号型),又有非物质形态中介(观念型、方法型、情感型),更有实践形态中介。在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加上认识中介,那认识活动就立体化了。     

毛泽东的民权观论析

毛泽东的民权观,强调政治权利的诉求,注重人民权益的捍卫,它有着最广泛的主体基础和多元化的客体对象,具有阶级性、阶段性、全面性的特点。毛泽东注重民权纲领的制定,采取革命、改革、改造等多样化的手段,主张民主共和。毛泽东民权观不仅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权思想,为中国近代民权运动提供了方向指南和理论指导,更对当代有着重要的启迪。     

毛泽东与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的革命友谊

毛泽东和邓恩铭烈士这两位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只是在中共“一大”、“二大”召开时的上海（毛和邓都不是中共“二大”代表，但“二大”召开时两人都在上海并见过面）、“五大”上见过仅有的三次面，但却建立起深厚的革命友谊。究其原因是他们有着共同的革命信念、革命志向、阶级出身；中共“一大”会议期间在共同革命理想下的促膝长谈结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在中共“二大”召开时的上海见面和中共“五大”时在共同革命信仰下的工作心得交流使得革命友谊进一步增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和邓思铭之间的革命友谊堪称光辉典范，为今天我们党员之间如何建立革命同志间的友谊树立了正确榜样。     

中西方大众文化辨析

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 ,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大众不同层次的文化需要 ,但必须认识到这种文化形态并非“大众的文化” ,也不是“文化的大众化” ,更与延安时期以来所谓的“文艺大众化”、“大众文艺”大相径庭 ,而是一种与西方“文化工业”同质的商业文化。     

一场抢夺天才的战争

我们知道,在审美过程中,美感的形成总是伴随着主体的情感的。审美正是企求这样一种物我交融的境界。这时,客体就不完全是客体,主体也不完全是主体。由此可见,审美也是对客观真实的一种“变异”和“错位”。“超常修辞”的“超常”正在于它合乎审美对客观真实的“变异”和“错位”这一品质,因而在特定的语言表现需要中具有正常修     

“战略互惠关系”的定位:中日比较的视角

中日两国虽已就构筑“战略互惠关系”达成共识,但到目前为止,两国对于“战略互惠关系”的定位并不完全一致.相比较而言,中国更强调“战略”,而日本更强调“互惠”.中国的政策基调仍然没有脱离“和平友好”,而日本的基调更倾向于“互利合作”.这种定位上的差异,正是造成两国“战略互惠关系”出现波折,造成人们对中日关系的预期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其背后体现了中日两国对于“战略”的认识差异.虽然加强在各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是发展战略互惠关系的主要途径,但如果脱离“和平友好”的长期目标,两国间的互信与合作也很难真正实现.中日应推进“战略互惠”,警惕“政冷经热”.     

论艺术语言中"意象"的同构关系

“意象”是艺术语言的精神特质之一，“意象、产生的基础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同构关系，其中主客体之间的相同的力的模式使“意象”的同构关系具有了绝对性，主体情感的差异性又使“意象”的同构关系具有相对性。“意象”的同构关系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体现为“天人合一”的思想。     

国弱之忧：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看毛泽东的忧患意识

关于国弱之忧，是中国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国情和中外经济实力差异的深刻认识。其主要内容是，忧中国的工业基础薄弱、农业发展滞后、工农业关系失调、科技支撑力不足和国防实力不强。这一忧患意识，具有鲜明的图强性（即实践性）和价值性（即人民性）。此外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动态把握“说服教育“法刍

“说服教育”是重要的讯问方法之一，人们对其研究和探讨的论述较多，但很少从动态角度去把握这一方法。本文在进一步分析说服教育法的实质，构成的基础上，阐述了讯问主体与客体在说服教育过程中的特有作用，说出了强调了讯问客体的能动作用和主客体作用的辩证关系，并进一步说明了动态把握“说服教育”法应注意的有关问题。     

王星拱的美学——研究艺术的科学

在中国现当代美学形态中，王星拱可算独特的一支。梁启超、蔡元培、王国维属于人文色彩比较重的一支；朱光潜、宗白华属于人文和科学结合的形态；王星拱则属于坚定的科学派。并且是这派美学的始作俑者，可惜这派美学的贡献至今学术界研究很不够。王星拱认为美学就是研究艺术的科学；美严格地限定在感性和情感范围，因此，他讲的美学是拿科学的态度研究美感。从王星拱详加讨论的这些客观性的材料（雄健、阔大、悠久、众多、流动、秩序、连轴关系）来看，他对美的看法应该属于主客体统一的观点，他既肯定这些“外在客体”作为审美材料的先决条件，又主张人的主观对材料的加工的结果——艺术=美。王星拱的美学思想太局限于经验领域，他虽然也讲美感需上升到理性层面。但他讲的“理性”是在经验范围内的。王星拱美学突出了逻辑和科学，而对精神科学的形而上有所忽略。     

伦理人：现代企业的人格定位

人格是企业的拟人化指称，现代企业应高度重视其人格定位。现代企业不应停留在客体的层面，而应日益深入地重视和研究其作为主体的一面；同时，作为人格化的企业也不应再停留于法律的外在强制上，更重要的是强调伦理上的内在自觉。     

中共历史研究中的“假设”问题刍议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善于运用“假设”来研究历史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也曾经使用过假设方法来分析中国历史上的某些重要问题；作为历史研究方法，“假设”是毋庸置疑的；中共历史研究中，科学运用“假设”方法，同样有助于加深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     

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应该理清的几个法理问题

中日东海大陆架划界争端中应理清以下几个基本法律要素的性质和效力层次：“自然延伸原则”与“200海里距离标准”是大陆架权属制度；“等距离（中间线）方法”与“公平原则”是大陆划界规则；“等距离（中间线）方法”与“公平原则”的效力层次是不同的，前者是法律规则，后者是法律原则。并在这个基础上，抓住主要矛盾，强化“中国东海大陆架自然延伸到冲绳海槽”这一权利主张。在划界规则的适用上也应强调“公平原则”对“等距离（中间线）方法”的指导、调整、规范和校正功能．     

中西诗歌鉴赏理论的若干比较

在诗歌鉴赏理论中,中国的滋味说与西方的美感论既有相通之处,也有本质的差异。中国的滋味说与西方的美感论均重视诗歌鉴赏中的情感因素,认为情感是诗歌审美鉴赏的核心,但中国的滋味说较西方的美感论更强调直观感受,更多地借助于想象而追求“象外之象,味外之旨”。理解虽然是两种诗歌鉴赏理论产生和深化的基础,但中国的滋味说将味觉与美感相联系,西方的美感论则认为视觉和听觉能带来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