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电子取证的中国应对

我国跨境电子取证既有方案存在两大误区，即固守司法协助路径和数据存储地模式，这两种方案均架空了网络空间主权，在落地实践时效果不佳。跨境电子取证变革的内在逻辑理路是由属地主义迈向属人主义，这是新近各国立法的共性规律，网络服务提供者披露数据量的激增也为属人主义奠定了基础。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扩大共识、寻求各国做法“最大公约数”，是完善跨境电子取证中国方案的智慧。沿循属人主义，我国可建构数据任意访问者模式，以办案机关签发令状、由诉讼参与人或其他主体直接收集电子数据；还可以基于国家主权调适数据控制者模式，允许办案机关向在中国注册或提供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调取境外电子数据。     

刑事跨境取证中的数据安全风险及其应对

数据跨境传输是数据安全风险的重要成因之一,跨境数据取证作为网络信息时代打击犯罪的新常态,其中蕴含的数据跨境安全风险不容忽视。《数据安全法》第36条尽管关注到了这一特殊领域,但其一方面将司法协助与数据安全的批准机制混同,未明确境内单位和个人协助境外机构取证时数据跨境的具体安全审查情形及相应机制;另一方面该审查仅涉及跨境数据取证多种措施中应用范围最窄的一种,对于网上远程勘验、向网络信息业者调取等新出现的跨境取证措施关注不足。对于跨境数据取证中的安全审查和保障机制,其制度设计应当回归到资源性数据保护这一逻辑起点,基于跨境数据取证的双边性特征,在兼顾和平衡数据安全保障与有效打击犯罪的双重需求的前提下,根据不同跨境数据取证场景分析和化解其数据安全风险,并辅之以契合跨境数据取证需求的数据安全评估机制和安全风险跨境预警机制。     

浅析大数据环境下侦查工作的变革

大数据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促进了侦查工作模式创新。大数据背景下的侦查工作具有智能化、数据化、促使侦查理论升级等特征,同时,大数据在线索的提取、侦查的方式及侦查思维等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将大数据运用于电子取证、案件侦查中,提高案件侦查效果。     

大数据在电信诈骗案件侦查中的应用

电信诈骗是信息化催生的一种新型诈骗行为,现阶段利用大数据开展电信诈骗犯罪侦查,能够适应和应对时代的快速发展和犯罪形势的快速变化,但也存在电信诈骗案件管辖混乱,侦查机制受限,取证移诉难度高,跨境抓捕合作难度大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可以从利用大数据强化侦查监管,加强犯罪预警,完善取证流程以及建立跨境侦查合作平台等方面改进,从而提高侦查工作的效率,加强对犯罪的有效打击。     

基层公安机关手机取证问题研究

当前，在刑事犯罪案件中，手机大量被作为犯罪工具或犯罪对象，手机中的电子数据往往成为公安机关办案或破案的重要证据，手机取证是公安机关刑事办案的重要手段。通过对G省B市C区公安分局的实证调研发现，侦查机关的手机取证存在规范层面与技术层面的问题，其原因在于基层公安机关手机取证的规范结构不完善，资源结构不合理。解决手机取证方面的问题，需要采取多元化的体系性改进措施：更新取证技术，建构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规范网络运营商的协助取证机制，重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强化电子数据证据保管制度，构建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等。     

跨境电子取证的欧盟方案及启示

欧盟治理网络犯罪离不开构建高效的跨境电子取证机制，但遭遇传统司法协助机制不彰、网络服务提供者参与缺位、美国推行直接调取域外电子证据新规的三重挑战。在新的历史时期，欧盟积极寻求制度变革，推出了由不同成员国执法机关承认和执行的欧洲调查令，并推动构建面向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欧洲提交保存令。它们是追求实现不同国家间良好分享电子证据的分层级工具，后者适应网络空间无国境性的办案需要因而更具创新的影响力。以此为契机，欧盟还同美国启动了兼顾双方法律要求的跨境电子取证机制。就共性而言，欧美的做法均在拓展“非中介获取模式”，亦即由根据数据存储地确定管辖的属地原则向依靠数据控制者的属人主义转型。我国应当密切关注由此引发的效应，提炼符合国际共识和中国智慧的经验，完善跨境电子取证规则。     

检察引导侦查取证的程序构建

引导侦查取证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它将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事后的、静态的法律监督变为同步的、动态的监督,这不仅仅是一种监督方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侦检关系的变化,它对于增强侦控合力、增加胜诉机率、提高诉讼效率、维护公民人权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检察引导侦查的宗旨在于监督侦查机关取证的合法性,而不是代替或者协助侦查机关取证,因此必须有一定的程序对检察机关引导侦查机关取证的过程加以规范,以防止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监督要么指令化,要么形式化。     

网络犯罪电子取证的程序规范

网络技术的发展在给人们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网络诈骗、网络侵权等一系列违法犯罪行为的滋生,各类网络犯罪案件急剧增长。与此同时,网络犯罪所呈现出的不同于传统犯罪的新特点,也使得相应的侦查取证工作尤其是对网络中电子数据的取证工作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为此,要界定电子数据与电子取证的概念,确立电子取证应当遵循的原则,明确电子取证的规制内容。     

论侦查取证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刑事案件能否及时侦破,关键在于侦查取证。近年来披露的冤假错案,都集中反映了侦查取证的失误和不足。为此,文章从支持公诉的角度出发,对侦查取证的主要内容、要求、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进行了系统地阐释,并提出了较有针对性的对策。     

网络交友诱导投资赌博诈骗犯罪特点及侦查对策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电信诈骗犯罪呈现出全球化的特征,跨境犯罪越发猖獗。其中危害较为严重的是通过网络交友来诱导投资赌博类诈骗犯罪。该类犯罪呈现跨境犯罪的趋势,犯罪周期长、组织性强,以社交软件为犯罪载体,精准筛选犯罪对象并具有较高的智能性。目前针对该犯罪的侦查,在跨境侦查,跨境取证,破案时机选定,赃款追缴的问题上存在难点。针对特点和难点,进行对策的探究梳理,应加强全球协作,应用科技打击犯罪,运用大数据进行证据保全以及强化对犯罪产业链的打击,以推动对该类犯罪的侦查和打击。     

跨境电信诈骗案件侦查取证问题研究

跨境犯罪是当前重特大电信诈骗的趋势和特点,它呈现出作案人与被害人、行为地与结果地相分离的情况,给案侦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以信息流和资金流为主要取证渠道的双向侦查应当成为侦查重点。要准确把握人证、物证、书证、视频资料、电子证据等形态的基本特性,从信息流查证、资金流查证、网络痕迹查证及服务器监控等方面获取和固定犯罪证据,同时要根据境外窝点的特征精确认定窝点现场,并依据一定的操作规程有效取证。     

我国侦查取证环节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侦查取证是侦查机关及侦查人员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发现、收集、固定和提取刑事证据的行为,是刑事诉讼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目前侦查取证环节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辅警职责权限不明、缺乏专业的电子取证人员、现场勘查质量不佳、"口供中心主义"依然存在、缺乏完备的实物证据搜集程序。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甚至导致了冤假错案的发生。研究侦查取证环节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践行"审判中心主义"、提高电子取证能力、提升现场勘查专业水平、掌握必要的审讯技巧、加强取证监督机制建设,这将有利于提高侦查机关的取证能力和水平,提高工作效率,维护司法的公正性。     

职务犯罪侦查中抓捕行贿人常见问题及处置措施

检察机关在侦查贿赂犯罪过程中，为侦查取证或深挖案件线索，经常需要抓捕行贿人。但是行贿人的业务活动范围广，具有较大的流动性，难以控制和抓捕。此外，检察机关抓补行贿人也面临着基础信息薄弱、司法协助不畅、抓捕力量不足、行贿人抗拒抓捕、安全等突出问题。行贿人抓捕工作面临诸多挑战。就当前而言，应以检察机关自行组织力量进行抓捕为主，加强基础工作建设，同时结合具体情况，委托行贿人所在的执法机关协助进行抓捕。     

论经济犯罪侦查中的电子证据

信息化时代，经济犯罪侦查中涉及电子证据的案件越来越多，电子证据在侦查中的作用也日益明显。然而，电子证据在法律上却没有统一的标准，取证程序没有规范，给经侦办案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要提升电子证据在经济犯罪侦查中的作用，需确定电子证据的法律规定，明确电子证据的取得程序，同时要对经侦民警进行必要的电子取证培训，提升电子取证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涉及电子证据的经济案件的顺利侦办。     

网络赌球犯罪的特点及侦查对策

网络赌球犯罪具有以下特点:以互联网为平台,涉及范围广、资金大;犯罪手段隐蔽,获取线索以及取证困难;庄家牟利方式多样化,极易诱发其他类型的犯罪,社会危害性强。针对其特点,可以采取的侦查对策有:采用多种方式,广辟线索来源;统一指挥,多地区、多警种配合,强化并串案侦查;秘密侦查,理清赌球网络;运用科技手段推进案件的侦破;全面取证,尤其要注重电子证据的收集。     

去中心化虚拟货币对洗钱犯罪侦查的影响及应对

去中心化虚拟货币在发行、交易和监管三个方面都体现出"去中心化"的独特属性。通过买卖虚拟货币洗钱,以虚拟货币作为支付方式洗钱,通过"钱骡"洗钱是去中心化虚拟货币洗钱的常见方式。在打击此类犯罪时,侦查部门面临资金难以查控、操作人员难以关联、电子证据难以获取等多方面困难。对此,侦查部门应以区块链技术为依托,优化反洗钱系统,完善电子证据取证工作,健全反洗钱数据监测预警体系。     

任务驱动模式下的电子数据取证能力体系建设研究

传统刑事犯罪形式呈现明显的网络化,犯罪嫌疑人的信息也逐渐附带网络属性,越来越多的违法犯罪案件涉及电子数据证据和线索,电子数据取证技术也已成为案件侦办中不可或缺的一项技能。任务驱动模式下的电子数据能力体系是结合案件性质、侦查环节,细化每一环节需要的知识技能、法律法规及职业素养,民警必须根据自己日常工作特点和业务需求有针对性、有选择性地学习,以达到快速提升全警电子数据取证能力的目的。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视野下的电子取证——以网络平台为视角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具有比以往更为重要的价值,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网络平台作为个人信息管理者,对个人信息进行收集、处理的同时,也要承担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义务。与此同时,在大数据时代电子取证的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网络取证的兴起和海量数据的增长,网络平台也逐渐成为电子取证的重要来源。网络平台电子取证的主体以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等公权力机关为主,取证客体以网络平台本身所有的数据为主。在个人信息保护的视野下,网络平台电子取证也存在很多问题,如数据内容尚未分级,取证权限没有区分,取证程序也未得到有效规制。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尚未健全的情况下,网络平台取证规制的核心问题在于个人信息保护与公权力行使之间的平衡,可以在数据分级基础上对取证权限进行规制,也可以从动态的角度对取证程序进行控制,网络平台还可以制定行业规范来协助第三方取证。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视野下的电子取证——以网络平台为视角北大核心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具有比以往更为重要的价值,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网络平台作为个人信息管理者,对个人信息进行收集、处理的同时,也要承担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义务。与此同时,在大数据时代电子取证的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网络取证的兴起和海量数据的增长,网络平台也逐渐成为电子取证的重要来源。网络平台电子取证的主体以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等公权力机关为主,取证客体以网络平台本身所有的数据为主。在个人信息保护的视野下,网络平台电子取证也存在很多问题,如数据内容尚未分级,取证权限没有区分,取证程序也未得到有效规制。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尚未健全的情况下,网络平台取证规制的核心问题在于个人信息保护与公权力行使之间的平衡,可以在数据分级基础上对取证权限进行规制,也可以从动态的角度对取证程序进行控制,网络平台还可以制定行业规范来协助第三方取证。     

论电信诈骗犯罪侦查中的现场取证——兼论电信诈骗犯罪侦查国际警务合作现场取证的要点

电信诈骗犯罪案件侦查中,由于犯罪嫌疑人人数众多、证据形式多样化且多为电子证据,特别是在跨国(境)联合侦查中,法律制度不同,侦查方法、技能、语言不同,现场取证活动往往面临较大困难。电信诈骗犯罪案件侦查的现场取证,首先应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包括详细查明现场情况、加强跨国(境)联合侦查中双方的协商沟通、做好现场取证的物质准备;现场取证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很可能逃跑或毁灭证据,侦查人员应采取措施控制现场及犯罪嫌疑人,同时,为确保证据的有效性,必须规范实施取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