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供补强证据规则研究

口供由历史上的“证据之王”生成的“无供不录案”证据规则到口供未经补强不得定案的证据法则 ,出现了口供证据适用的反叛 ;随着诉讼程序正当化和人权保障的深入 ,补强证据法则也由强化自由心证的实质规则转化为自由心证的例外形式规则 ,实现了口供证据适用的超越式革命。口供补强证据在设定证明案件事实并增强或担保口供证据的基础上 ,应当构建口供补强证据的实体性规则和程序性规则 ,完善口供补强证据的规则体系。     

毒品犯罪案件实物证据的特点和收集

毒品犯罪案件证据中的实物证据包括物证、书证、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等,是一种间接证据。它的特点是毒品为其显著的物证,物证获取难度比较大,且均与毒品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其收集要本着客观、全面,及时、细致,注意充分运用科学技术手段,严格依法进行,注意言词证据的收集和围绕毒品来进行等几项原则,注重物证、书证、勘验、检查记录和视听材料的收集。     

关于贪污贿赂案件中证据认定和使用问题的实践分析和理论反思

贪污贿案件中的证据具有言词多、间接证据多、一对一证据多、书证多等特点。在司法实践中,对案件的认定和证据的使用还存在着轻信口供,草率定案等问题,这是一种主观主义办案作风,违背了实是求是的指导思想。     

基层民警收集言词证据常见的几个问题

在证据体系中,言词证据是办理所有案件必有的不可或缺的证据。民警在收集言词证据中常常会出现如下问题:取证不及时,失去最佳取证时机;片面取证,忽视证据的客观性;机械照录,缺乏甄别,忽视证据的稳定性。     

贪污贿赂案件言词证据的收集

在检察机关自侦的贪污贿赂案件证据体系中,言词证据因具有证实犯罪事实的直接性而具有重要价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证人改变证词等问题已直接影响到自侦案件的质量.这既有言词证据特点方面的原因,也有贪污贿赂案件特点方面的原因,更有侦查人员收集、固定证据态度方面的原因.应当通过端正侦查人员对待言词证据的态度、采用科学的询问(讯问)方法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在庭审中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来解决以上问题.     

"一对一"证据的审查运用

“一对一”证据多发生在单独实施的犯罪行为中 ,都属直接证据 ,而且多属言词证据。因此 ,在“一对一”证据中应着重对控诉证据和辩护证据的审查判断 ,从而确认和采信证据 ,对案件作出正确认定。     

析毒品犯罪案件证据的搜集

近年来,刑事诉讼对证据的要求越来越严格,毒品犯罪案件亦是如此,侦查人员必须提高证据意识和诉讼意识,及时搜集、固定关键物证;善于发现、提取间接证据;注重搜集"口供"以外的证据;加强物证、书证鉴定工作;规范视听资料的搜集工作,并且使所搜集的证据客观、真实、全面,经得起庭审的质证,充分发挥其功效,努力提升公安机关打击毒品犯罪的整体能力.     

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侦查阶段的证据收集和运用规则

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侦查阶段的证据收集规则,包括相关性规则、合法性规则及优先规则;证据的运用规则包括确立优势证据规则及口供补强规则。     

证据制度史中口供地位的变迁

口供在证据制度史中地位的变迁是与生产力发展、社会制度的变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司法制度的变革紧密相关的。在推行神示证据制度的奴隶制社会,口供开始登上司法舞台;封建社会确立了法定证据制度,口供被冠以“证据之王”;资产阶级确立了自由心证制度,口供在证据制度中的核心地位被以物证、书证等“科学证据”取代。我国应建立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证据制度: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建立全面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排除传闻证据的规则;证明标准由“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客观事实标准改为法律事实的“排他性”标准。     

试论受贿案件侦查效率的提高

受贿案件侦查效率低,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行贿、受贿双方因利害关系而难以突破其口供;二是证据单薄;三是在构成案件方面,有些难以查证,且容易被侦查人员忽视。因此,侦查机关在侦查受贿案件时:第一,要运用好坦白免责政策;第二,在立法上要明确“贿赂推定”制度;第三,要全方位收集证据,尤其是有关构成要件的证据。     

论口供的补强规则

口供补强规则是证据补强规则之一种,是指当案件主要依照口供定案的时候,法律要求必须以其它证据补充口供的证明力。口供补强规则的价值在于确保口供的真实性以及防止刑讯逼供。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于证据补强的规定,但是缺乏操作性的规定。应当从被补强口供的性质、补强证据的性质、补强的范围与程度、错误补强的法律后果等方面来进一步加以细化。     

侦查程序中口供获取与人权保障

任意性和真实性是口供的两个基本特征。基于对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诉讼价值的诉求和对口供特征的尊重,既要首肯侦查人员获取口供的权力,又要通过限制“权力”或扩张“权利”,寻求刑事诉讼双重价值的平衡。口供作为追究犯罪的重要裁判证据在侦查程序中的获取具有社会安全秩序意义上的正当性,但考虑到口供获取过程的特殊性,遵循正当程序的要求,应当对口供获取的原则、方式、时间、地点、程序等予以全面规制。沉默权是讯问制度中犯罪嫌疑人应当享有的重要权利,辩诉交易则又是犯罪嫌疑人打破沉默、自愿供述的激励机制。一套完整的侦查程序中口供获取与人权保护的法律体系,有待于我们在刑事诉讼法之再修改时予以构建。     

从发现真实和保障人权角度论刑事证据中性规则

刑事诉讼中对证据的认定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而任何一种证据规则得以确立,必须具有自身的价值基础:要么能发现案件真实,要么能保障人权,或者两者兼具。我国理论界普遍主张以物证中心取代口供中心,认为这样有利于遏制刑讯逼供,保障人权。物证中心规则和口供中心规则都属于证据中心规则中的一种,都带有证据中心规则的先天缺陷。靠证据中心规则的自身嬗变,是很难克服其固有缺陷的。证据中性规则则为可取,它不承认证据的预断效力,主张任何证据的证明力,在接触案件之前都是不定的。     

亲笔供词的证据价值及其固定

亲笔供词在司法实践中没有被足够的重视和运用，实际上它是犯罪嫌疑人供述与辩解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刑事诉讼中的法定证据之一。它有别于犯罪嫌疑人的一般交代材料。它在刑事诉讼中有着证实犯罪、调整侦查策略、防止翻供等重大证据价值，需要进一步重视亲笔供词的理论研究以及亲笔供词的收集和固定。     

投毒杀人案件侦查取证研究

当前在投毒杀人案件侦查取证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取证不及时、不全面和缺乏针对性,物证保全不当和送检不及时。针对这些问题,侦查人员在侦查时,应以投毒现场为中心,围绕投毒方法、毒物来源、因果关系、危害后果等全面取证。现场勘查时,除提取常规痕迹外,还要着重提取投毒杀人案件的特有痕迹物证;审讯犯罪嫌疑人时,要设法固定口供;要完善证据体系,学会运用间接证据证明投毒杀人的犯罪事实。     

应确立口供相对任意性的采证规则

口供作为法定证据中的一种,在诉讼中具有真伪两面性,真实的口供有利于查禁犯罪,而虚假的口供却极易诱发冤假错案。民主法制先进的国家在对待口供问题上都确立了一系列的可采性规则,其中主要是自白的任意性规则。在我国只应确立口供的相对任意性规则,这主要是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刑事诉讼的任务,也是基于诉讼的价值平衡决定的。确立口供相对任意性的采信规则具有一定价值,有利于发现案件真实,提高办案质量,使诉讼更加人性化。但存在影响口供相对任意性采信规则的一些因素,所以要保障口供相对任意性规则的实施。     

论法律现实主义视野下的刑讯逼供

有关刑讯逼供的理论研究成果颇丰。而且，在地方性刑事诉讼规则中，为研究者所广泛称道的警察作证制度、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律师在场权、沉默权、举证责任倒置等相关举措已经纳入“试验田”向实务部门推行。但实证调查显示，“书面中的法”和“行动中的法”存在较大的隔阂。现有学术研究偏向“口供虚无主义”的休克疗法该为此负责。遏制刑讯逼供的方法应当立足法治的本土资源，构建现实语境下警察讯问的权力监督体系，改进刑事侦查阶段的证明标准，创造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的条件，促成实务部门的执法规范化，达致控辩双方的平衡共赢局面。     

讯问犯罪嫌疑人程序研究——以遏制刑讯逼供为目标

在刑事诉讼中,刑讯逼供是被讯问者面临的风险。而刑讯逼供并不体现为身体上的折磨,而应是讯问者形成假设和对被讯问者行使权力的结合体,为实现遏制刑讯逼供的目标,在我国,必然合理构建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体系,其内容包括:1.实现刑事诉讼法律观的转变;2.将我国现行的“由口供到物证”侦查模式转换成由“物证到口供”的模式;3.在讯问程序中注入人文精神,体现“以人为本”的现代法治信念;4.立足本国的国民性,合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自白”。     

试论我国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构建——以对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第61条的置疑为视角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的处理尚属立法空白,虽然其后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司法解释确定了非法口供和非法言辞证据排除规则,但该解释却存在缺乏操作性等缺陷,对于司法实践中的刑讯逼供现象并没有起到很好的规制作用.因此,通过对司法解释的第61条进行解读,结合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非法取证现象,借鉴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在我国立法中确立成熟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犹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