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撤案监督运行机制实证研究--以司法体制改革后B市C区人民检察院为例

刑事撤案监督是一种司法救济途径,用以确保刑事立案活动正确合法地进行和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地实施。当刑事立案活动出现偏差时,需要由检察机关通过刑事撤案监督程序对上述权力进行制约,并向案件当事人提供司法救济。文章着眼于司法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以"实证研究"为研究方法,通过对B市C区人民检察院的司法实践进行充分的考察,整理数据后分析实践现状,并进一步发现我国刑事撤案监督运行机制的主要问题并深入挖掘问题的成因,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完善建议。     

欧盟竞争法中的"必要设施原则"

"必要设施原则"是竞争法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概念.对其进行研究和探讨,可有助于从微观层面了解竞争法的基本原理、立法框架和在司法活动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历史.由于我国即将颁布的反垄断法以欧盟②模式为主要的立法参照,因此,研究欧盟法的有关规定,并对其将在中国法律领域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价十分必要.     

论痕迹检验鉴定书与痕迹检验意见书的证据效力

在司法诉讼活动中 ,对于痕迹检验鉴定书和痕迹检验意见书的证据作用 ,仍存在有一些不明确的认识。本文明确提出了痕迹检验鉴定书与痕迹检验意见书存在有不同的证据效力。痕迹鉴定书是对所检验的痕迹进行同一认定的书面表现形式 ,具有明显的证据效力 ;痕迹检验意见书是对所检验的痕迹进行属性分析 ,提出倾向性看法的书面表现形式 ,是痕迹鉴定的补充参考材料 ,没有明显的证据效力。因此 ,在司法诉讼中要正确运用。     

论党纪反腐与司法反腐

党纪反腐是执政党运用党内法规治理腐败的职能活动,是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对党员腐败行为的纪律评价和纪律处置。司法反腐是司法机关依据国家法律对腐败行为进行法律评价和处置的职能活动。在法治反腐的语境下,党纪反腐严于司法反腐、司法反腐强化党纪反腐、党的执纪与国家司法在腐败治理中各司其职、相辅相成,共同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预防价值。     

中国司法鉴定的古代史

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是我国司法物证出现的萌芽时期,我国司法鉴定活动中以法医学为代表的最早时期也是出现在周朝。秦代在审理案件时,已相当重视和广泛使用各种司法物证,指纹的运用就出现在该时代。东汉时已形成简单的法医检验初步方法。三国时期司法物证检验的范围较前代有所发展扩大,从死因检验、伤痕鉴定,到笔迹检验、弹丸鉴定均有出现。以后各代出现了大量法医学著作。     

中国司法鉴定的古代史

公元前７世纪至公元前５世纪，是我国司法物证出现的萌芽时期，我国司法鉴定活动中以法医学的代表的最早时期也是出现在周朝。秦代在审理案件时，已相当重视和广泛使用各种司法物证，指纹的运用就出现在该时代。东汉时已形成简单的法医检验初步方法。三国时期司法物证检验的范围较前代有所发展扩大，从死因检验、伤痕鉴定，到笔迹检验、弹丸鉴定均有出现。以后各代出现了大量法医学著作。     

能动司法问题研究

我国的"能动司法"具有服务性、主动性、高效性的特点,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司法能动主义"涵义不同。在我国,"能动司法"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但司法不能"政治化"。"能动司法"与"司法克制"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是司法运作过程中的两个方面,共存于司法活动当中。在能动司法的过程中,要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困境与路径探索——基于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试点经验的分析

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简称"两法衔接"),强化对行政执法活动的外部监督,对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当前,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存在立法规定不完善、缺乏牵头责任主体、专业知识垄断等困境。为解决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的问题,应从立法层面、工作机制和技术层面进行完善。     

“赔钱赎刑”正当性与合法性的追问与考察

"赔钱赎刑"是司法和谐的表现,应从司法和谐理念出发,运用思辨的方法,以实证为视角,对"赔钱赎刑"进行"三追问"与"二考察";进而得出其符合司法和谐正当性与合法性的理由是:人权保障理念对当事人双重保护的趋同;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促进刑罚轻缓化的实行;与修复性司法的国际接轨视野的催动;体现出一般公正下的个别公正的刑罚个别化的追求,以及在司法和谐技术上对法律潜在的认同。并对司法和谐的"赔钱赎刑"制度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的转化和现实的具体构建进行了技术性考察。     

花粉形态的检验

本文应用生物显微镜和扫描电镜，检验常见纯花粉的形态和大小，从而对不同种类的花粉加以区分，达到鉴别之目的。实践证明，该方法具有分析速度快、样品用量少、分辨率高、结果准确等特点，是一种鉴别花粉种类最为有效和可行的方法。     

监察法规:一个崭新的法律渊源

自我国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以来,一系列新的监察法规也开始制定和实施。虽然监察法规在我国监察活动与法律实践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已对其法律地位和效力、制定主体和程序等问题有所涉及,但其可操作性不强,理论依据欠缺,同时其也没有进入学者们研究的视野。故为了回应实践的需要,我们有必要加强监察法规的基础理论研究。揆诸法理,国家监察委员会是监察法规的制定主体。监察法规的法律效力低于宪法和法律、其与行政法规平行,但高于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其与党内法规既有联系也存在区别。为了确保监察法规的权威性和质量,应当严明监察法规的制定程序。     

试论纪检监察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的几个问题

按照目前我国的反腐体制,党员、公务员的违纪行为由纪检监察机关查处,达到犯罪程度的移交司法机关办理。由于纪检监察证据与刑事证据的性质不同,这就需要将其转化为刑事证据。言词证据的转化实行实体和程序双重审查的方法,实物证据的转化只进行程序上的审查。对纪检监察人员违反规定取得的言词证据,原则上应予排除。对纪检监察人员违反规定取得的实物证据,原则上不排除。对纪检监察人员使用秘密调查手段获取的证据,实行例外不排除。对纪检监察人员使用调查陷阱和私人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应予排除。     

司法语言与司法行为关系论

文章指出,无论是司法语言还是司法行为,以其对实现司法功能的作用而言,两者具有相互依存的绝对性。而从司法语言和司法行为作为实现司法功能的两种方式来考察,在司法活动中,彼此却总是独立存在。通常,司法行为越小,彼此的独立性越大。     

依法加强我国网络社会管理研究综述

我国学界以及互联网发展比较早的西方学界都对网络社会管理做了一些值得称赞的研究工作，但由于这样那样的不足而尚未很好地服务于我国网络社会管理的立法、执法、司法活动。因此，从法治的视角，立足我国社会现实，借鉴西方既有经验，促进网络社会管理升级，势在必行。     

我国缓刑适用条件的变迁与缓刑考察主体的未来设置

我国缓刑适用的实际条件与立法规定之间经历了先协调后背离以及再度统一这三个阶段。尽管根据刑法 ,目前法院适用缓刑时已不再为有无考察主体而担忧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缓刑考察工作的完善。相反 ,从实现缓刑制度的价值等出发 ,应当重新设置我国未来的缓刑考察主体 ,即在大力发展社区矫正制度的基础上 ,建立由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分工负责、共同考察的新主体格局。     

论司法公正的评判原则

司法公正是司法的核心,它是人类自有司法活动以来不懈追求的永恒主题。但如何把这一具有主观色彩的司法理念化作一个共识性的标尺,本文提出了评判原则:即合法性、程序性、相对性、效率性、专属性和终局性。这五项原则是评判司法公正的理论标准和操作尺度,是有机的统一整体。     

论检验报告的证据能力

检验报告是解决刑事案件专门性问题的科学证据。其与鉴定意见、专门性问题报告或专业人员推断结论等有着显著的区别。作为科学证据,检验报告具有证据能力的条件是具有刑事证据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且以检验报告的证据相关性为核心,判断检验报告的证明价值。检验报告应用于刑事诉讼中特别类型的专门性问题,检验报告的制作主体应具有科学共同体的专业资格,检验程序符合科学即特定的规范操作流程。检验报告具有明确的适用范围和证明对象,检验报告的技术标准应以国家或国际官方颁布的标准为准。指导性案例重申了检验报告作为刑事证据种类的实践价值。在大数据时代,检验报告应成为刑事证明理论和刑事司法实践可供选择的科学的证明方法。     

未成年人民事诉讼研究

未成年人民事诉讼是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重要体现。我国关于未成年人民事诉讼的立法、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都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在界定未成年人民事案件的范围、协调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与程序公正的关系及完善法定诉讼代理制度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     

砍刀上重叠指印照相分离提取的研究

近年来,群体暴力事件不断发生,使用砍刀作为打斗工具的频率不断增加,砍刀上面常常留下作案人、被害人等不同物质的重叠指印。通过一系列实验可以很好地将两种不同物质的重叠指印成功分离,从而将没有任何检验价值的重叠指印分离出来,还原证据,为侦查、破案、起诉等司法活动提供关键证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