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缓刑适用的法律规定及对完善我国缓刑制度的启示

缓刑,作为一种刑罚适用制度,其设立宗旨在于能够最大化实现刑罚预防犯罪的目的(包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降低刑罚成本;这也是缓刑适用所追求的目标.有关缓刑适用的法律规定,要符合其宗旨,围绕其目的.为此,我国缓刑制度有必要采用综合缓刑制,完备缓刑条件,明确缓刑犯应遵守的义务,指示其应遵守事项,设立向专门机关负责的监督考察人.     

人文关怀视野下我国缓刑制度完善之思考

由严酷走向缓和 ,由野蛮走向文明 ,是刑罚发展的历史规律。随着人文精神的深入 ,矫正理论的崛起 ,刑罚个别化、社会化的影响越来越广泛。体现人文关怀的缓刑、减刑、假释、社区服务等刑种、行刑方式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本文在肯定我国现行缓刑制度体现人文关怀价值积极性的同时 ,针对我国缓刑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弊端 ,从人文关怀角度 ,对刑法的缓刑制度予以评析 ,对完善缓刑制度进行探讨 ,以期推动立法者更深入地对缓刑制度进行完善。     

缓刑的刑罚价值考察——以犯罪防范为视角

现代缓刑制度的价值基础是公正、谦抑和人道,不体现刑法价值的刑罚制度注定要为人们所抛弃,这是历史推动的结果,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向.缓刑制度作为现代刑罚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它的适用和不断完善,体现了刑罚的公正性、谦抑性和人道性,符合非刑罚化的发展趋势,有利于减少犯罪.     

缓刑制度比较研究

随着刑罚谦抑性和刑罚个别化原则在世界刑事立法中的确立和普及,缓刑制度越来越为世界各国所重视。由于国情不同,各国对缓刑制度的立法便呈现出多样性。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我国缓刑制度还存在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为此,应尽快完善我国的缓刑制度。     

缓刑定性在商事领域的适用探究——以公司法第146条第2款为视角

缓刑制度作为刑罚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内容在不断发展和丰富,但刑法第76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这个模糊的表述导致缓刑定性产生很大争议。而且缓刑制度在与商事部门法的结合上还存在定性不清、适用混乱等问题。这些问题亟待厘清,否则将对商事领域的司法实践和价值取向造成不利的影响。     

谈有关缓刑的两个问题

缓刑是对判处一定刑罚的罪犯,在其具备一定条件时,在一定期间暂缓对其执行刑罚,在缓刑考验期间,只要该罪犯没有犯新罪,原判刑罚则不再执行的制度。对于具备一定条件的犯罪分子宣告缓刑,既贯彻了少捕的政策,也符合我国刑罚关于改造教育犯罪分子成为新人这一目的。事实上,绝大多数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期间都没有重新犯罪,可见我国的缓刑制度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在实际执行缓刑的过程中,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     

论我国缓刑制度的创新——初步的建议与设计

缓刑作为一种日益受到重视的监禁替代措施,已经成为现代国家使用频率最高的刑罚辅助手段之一。针对目前我国缓刑机构存在着形同虚设的情况,应该设立由中央财政支持的专门的缓刑委员会,探索建立缓刑听证制度,推行缓刑保证金制度,不断推动我国缓刑制度的完善与创新。     

我国缓刑的适用与修改建议

我国缓刑的适用与修改建议巩海平我国的缓刑作为刑罚具体运用的制度，充分体现了刑罚的教育改造原则和刑罚的经济原则，对鼓励犯人改过自新重新作人起着重要作用。正确适用缓刑的关键，是从缓刑的实质出发，把握适用缓刑的条件。一、我国缓刑的实质我国的缓刑，是刑罚具体...     

论我国未成年犯缓刑制度的理论基础及其完善

未成年犯缓刑是针对犯罪未成年人进行特殊保护的刑罚制度,其符合"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有利于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人缓刑的理论基础包括刑罚个别化、刑罚谦抑性和教育刑等原则,应当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对未成年犯缓刑制度予以完善。     

论我国刑法缓刑制度的完善

缓刑制度作为一项刑罚执行的制度,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与轻微犯罪作斗争的行之有效的办法。我国现行缓刑制度在司法实践当中,一方面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推动我们刑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同时也存在着种种具体问题,比如该适用缓刑的却未适用,不该适用却适用,导致缓刑的目的无法实现,破坏了罚当其罪的立法原则,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和司法的公正性,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缓刑制度。     

现代刑法的保护理念探析

刑法是社会价值的体现。现代刑法在惩罚的同时,也强调保护。刑罚价值的二元化体现 了刑法价值观上突出刑法保护性的变化;刑法的社会机能更凸现刑法的社会价值意义,即社会保护 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的统一。转型期的我国刑法在日益关注社会秩序和个人权利共同保障的同 时,应侧重对个人权利的保障。     

刑事辩护准入制度探析

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已经成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当务之急。建立我国的刑事辩护准人制度·不仅是稳定辩护律师队伍、提高刑事辩护质量、全面实现刑事辩护社会价值的需要；还是实现司法公正，适应现代社会专业化发展的需要。刑事辩护制度的建立应该从死刑案件开始，分步骤、分阶段地设立刑事辩护的准入门槛，同时设置相应的监督、惩戒以及退出机制，为刑事辩护准人制度的实施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犯罪低龄化视角的刑罚

由于青少年犯罪率的逐年上升和恶性案件的频发,法律界出现了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但刑罚功能不仅仅是法律问题,也涉及到社会对刑罚价值的期望和刑罚功能的认同。对犯罪尤其是未成年犯罪的控制是一项综合社会工程,刑罚并不是唯一手段。     

刑事政策与刑法适用

广义刑事政策并不限于直接以防止犯罪为目的的刑罚制度,还包括间接的与预防犯罪相关的各种社会政策,区分为刑事惩罚政策和社会预防政策两项基本内容.刑事政策有很强的实践性、具体性和精确性,表现为一种具体的公共决策;作为一个开放性的有机整体,刑事政策是一个预防和控制犯罪的系统,因此,应具备一体化思想.     

我国前科制度的构建

由于我国刑法体系中前科制度的缺位,使得前科法律定位不明确。犯罪人受过刑事处罚后复归社会的法律地位与社会评价无法预测和控制,这不利于其重返社会、消除犯罪标签。因此,在现行刑法体系中建立完善的前科制度,可使刑罚的功能达到最大化,使刑罚的效果处于可控制的范围。     

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罚问题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具有特定的身心和社会原因。对未成年人适用刑罚涉及人权保障、刑事政策和刑罚正当化等问题,应科学地进行设定。现行刑罚体系中无期徒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种和累犯制度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不合理,应予革除。对未成年人犯罪提倡适用非刑罚方法和缓刑、减刑、假释制度。     

刑法学体系视域中的刑法解释对象与目标新论

刑法解释的对象不宜是刑法规范、刑法规定、事实与规范等,而应是罪责刑关系。刑法解释的目标不宜是主客观立场之争等,而应是罪责刑均衡及其实现。刑法解释的对象与目标应一脉相承,罪责刑关系及罪责刑均衡的有效沟通从刑法学体系上更好地实现了解释结论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高度有机合一。     

刑法起刑点的降低——以劳动教养制度的废止为切入点的思考

在劳动教养制度被废止后,合理而恰当地处理劳动教养制度废除与刑法惩罚范围调整的关系,是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当前我国刑法所维持的起刑点,由于并没有使得各种法益得到完整而有效的保护,最终会导致刑法保护的有效性虚假、预防效果缺失以及法律权威与信誉的丧失等严重问题。降低我国刑法的起刑点,有着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现实需要以及刑法实践趋势等多方面原因的支持。在将刑法的起刑点不断降低以扩大我国刑法惩罚的范围的前提下,劳动教养措施刑罚化才是理所当然和水到渠成的。据此,刑法的发展与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便有了契合点和交汇点,由降低刑法起刑点推动劳动教养制度改革则可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     

刑法中不履行债务行为犯罪化现象之分析

我国刑法将不履行债务行为犯罪化符合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符合犯罪的本质属性,符合国外的相关立法例。但债务不履行行为的犯罪化并非无任何限制。应当遵循个别化原则,以债的履行为主要目的,对侵害涉共同利益和主流价值的债权行为加以规制,并配以轻刑。     

《刑法修正案（八）》与刑法思维的转换

回顾从1979年《刑法》到《刑法修正案（七）》的刑法改革之路,可以发现,在犯罪圈的划定与刑罚量的调整方面,我国的刑事立法一直在延续着传统的权力刑法思维,即着眼于权力统治与强化社会管理,以＂秩序＂为价值中心,试图将犯罪预防与治理的所有细节纳入权力的控制范围之内。与之前不同的是,《刑法修正案（八）》中的削减死刑罪名、强化对特殊群体的权利保护以及社区矫正立法化等内容,是权利刑法思维的体现。这一重大转变的背后,有着国际因素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决策者权利意识的增强与普通民众维权活动的增加等国内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