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客观真实"到"法律真实"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次明确规定了我国民事诉讼证明要求为"法律真实",从而实现了从"客观真实"到"法律真实"的演进.但是,"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绝不是对"客观真实"全然否定,"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客观真实"是民事诉讼证明活动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法律真实"是实现"客观真实",从而实现法律的程序正义乃至实体正义的手段.而要通过以"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去实现"客观真实",则要求证据采信制度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即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和现代自由心证原则.     

对“客观真实说”的理性思考——兼论法律真实

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建构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目前作为证明标准的"客观真实"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从理论层面看,客观真实不仅与待证事实之间在性质、范围和哲学范畴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而且在适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也存在诸如认识论主体条件适用的虚假性、使用实践检验标准的缺失、作为证明标准的违理性等缺陷,因此,要彻底抛弃客观真实说而代之以法律真实说,以科学地指导我国的司法活动。     

标准之争，抑或观念之争？——对“客观真实论”与“法律真实论”之争的冷思考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都不是刑事证明标准。“客观真实论”与“法律真实论”之争是关于诉讼认识的观念之争 ,而不是关于刑事证明的标准之争。两者虽然在表面上就刑事证明标准展开了争论 ,但其基本观点却是一致的 ,学界将两者之争视为刑事证明标准之争的看法是一种误解。我国传统证据理论对刑事证明标准的错误概括以及对证明标准的主观性的忽视甚至否定 ,是这场讨论并没有真正涉及刑事证明标准的主要原因。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争--也谈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的证明是应以客观真实还是以法律真实为标准,一直存在争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的存在缺陷,应以法律真实为理论基础,建立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在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间——新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评析

新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与"排除合理怀疑"并存的规定是司法实践、理论研究与制度探索共同作用下的新规定。尽管学界对新刑事诉讼法证明标准的规定有不同的解读和认知,但两者并存的规定是立法者无奈却又不乏理性的选择,其实质是不再苛求传统的"客观真实"标准,但立法者又不完全信赖司法者对"法律真实"①标准的可控性,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证明标准是在两者之间。新的证明标准体现了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的结合,在证明模式上体现了印证证明与典型自由心证的结合,在证明方向上是正向证明与反向证明的结合。新标准有利于公安司法人员对于证明标准的掌握,有利于法官心证能力的培养和提升,也有利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实现和刑讯逼供问题的消解。     

自由心证评析

自由心证的真正价值在于其否定了法定证据制度,即它向世人宣告:证据不受法律调整和制约;人的认识也不受法律调整和制约。心证的真正含义是以心为证,即把法官的内心确信视为证据。这就把证据、真实、证明标准均主观化了。自由心证把法官的心证真实看作证明标准,进而衍生出盖然性标准,则更不科学。自由心证价值的实现是不彻底的。自由心证容忍法律对证据能力的调整和制约、容忍形式证据规则排除证据、容忍证据问题全盘法律化,从而形成了新的、潜在的现代法定证据制度。这就是自由心证价值实现的不彻底性。     

民事上的宣告死亡可以作为刑事上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兼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文章从我国首例民事上的宣告死亡作为刑事上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案件引起的争议谈起,对我国刑事诉讼中关于客现真实和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客观缜密地辨析透视后,进一步引申和论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应采取的现实标准：承认客现真实的证明程度是刑事诉讼证明的理想境界前提下,确立法律真实的证明理念,兼采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有助于缓解刑事诉讼证明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以期对我国刑事证据制度的立法有所启示。     

从“证据法学”走向“证明法学”——证据法学研究的基本趋势

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理论正在将关注的重点由证据可采性规则转向证明过程。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理论关注的重点始终在于证明规则。我国的证据理论先后经历了萌芽阶段、"以证据为中心"的阶段以及"证据与证明并重"的阶段,到本世纪初又有了新的发展,呈现出"以证明为中心"的态势。证据法学研究的基本趋势是从"证据法学"走向"证明法学",我国未来的证据法学研究必须顾及到这种研究重心的转移。     

刑事推定及其效力——基于“实质真实”的分析

在"实质真实"视角下,刑事诉讼中法律推定的适用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事实推定则应禁止适用.刑事推定的程序效力在于缓解证明困难和推进证明过程,实体效力在于增加了证明对象和对证明责任产生影响.     

浅析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和灵魂。文章在对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含义进行界定的基础上,通过对两大法系关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比较,得出我国现行的法律真实不能成为一种证明标准,我国应采用优势证据证明标准来重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     

对“效率与公平”的历史唯物主义人本学研究

效率与公平的统一问题是西方社会科学的"斯芬克斯之迷".效率和公平的对立源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理性人预设不能辩证地历史地分析人.按照唯物史观"现实的个人"之人本维度理解效率与公平,则效率在终极意义上是个人能力(创造性)的发展和发挥,公平在其终极意义上是个人能力的发展和发挥的前提条件和保障,两者是历史地统一的,统一于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制度设计.     

网络与实在性

网络世界通过信息化、数字化为我们展现了许多虚拟的现象,它和实在世界形成了一定的对照,由此提出了网络中物、人、关系和事件的实在性问题。网络存在一定意义上使实在性和虚幻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两者之间不再非此即彼,从而改变了我们对实在性的看法,或者使实在性获得了新的形式,实现了实在性在新技术时代的语义扩张,也使人获得了一种发展自己的新途径。     

法律真实与新闻真实的矛盾冲突

在新闻侵权案件中,媒体往往因“失实”而败诉,关于新闻真实和法律真实的问题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从新闻真实和法律真实的矛盾冲突以及新闻真实的特性探讨媒体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并对新闻真实的法律意义进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回归真实：民事诉讼法的真谛——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批判

证据问题是民事审判改革的核心。《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出台极大地推动了司法改革的进行,但其所确立的证据规则不但加重了审判权缺位和失范的趋向,更背离了发现真实的诉讼真谛。检讨我国的证据理念,重塑证据规则,实现真实的回归,才能引导民事审判改革不断前进。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性对现存性的超越

马克思从现实性的视角批判了以往旧哲学,并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他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建立起自己的新世界观。在马克思眼中,现实与现存是两个截然相反的范畴概念。在他那里,现存意味着是一种当下的存在状态,而现实性则意味着一种处于变动中的、革命性的状态。在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和批判后,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消灭了现存状态的现实运动。他的现实性视角同样对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电子证据”、“电子物证”、“电子物证检验”辨析——兼与王桂强同志商榷

电子信息及其物质载体分属于不同的物证,具有各自独立的证据地位;"电子物证"及"电子物证检验"一词也是不太科学的称谓,其内涵需要严格界定;电子证据的检验与鉴定有其独特的方法与对象,电子证据检验应独立于传统物证检验领域之外而自成体系.     

行政执法证据刑事司法化的现实性浅析

刑事诉讼法在立法层面上首次对行政执法证据司法化予以肯定,但是行政执法证据如何向刑事司法证据合理转化,转化后司法机关如何使用,以及证明效力的延续性等我国法律实践中亟需解决的难题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文章分析了行政执法证据向刑事司法证据转化的必要性和证据转化的种类、方法、规则等,并提出对司法实践具有积极意义的证据转化制度。     

试论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没有明确规定,长期以来理论界一直有“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两种证明标准之争,随着法学理论研究不断深入,人们从民事诉讼证明的相对性、“客观真实”标准的局限性、“法律真实”标准的可行性,重新认识,逐渐接受“法律真实”标准。     

对和谐理念的哲学解读及现实启示

和谐思想历史久远、内涵丰富，是我们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渊源和现实指导。中外传统哲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都对其有不同角度的理解，本文试从哲学的本体论维度、动力论维度、价值论维度对和谐的内涵进行全新的剖析、解读，以期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