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与权力:行政法的理论逻辑

本文认为，行政法的核心范畴是行政权力，而行政权力的基本法律关系是行政与公民私权利之间的关系。现代行政法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民权利与国家行政权力之间的理性、动态的平衡，这既与法律调整的价值目标相一致，也符合权利与权力关系的性质和特质；但“平衡”并不排斥行政法的价值侧重。为了实现权利与权力的平衡，必须坚持以控制国家行政权力作为行政法的基本价值取向，这既体现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法哲学价值论的基本原理，也是现代行政法的必然的价值选择。     

现代行政法与和谐社会

行政法的核心是调整行政主体的行政权力和行政相对人权利之间的关系,行政法的目的即在于使二者形成一种协调、互动的关系。和谐社会是行政法治的社会,而行政法治是通过“控权”得以实施和实现的。“多元控权法”是现代社会变迁引起的行政法理论的产物,它契合了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在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对“多元控权法”的行政法理论还应当进行具体制度的构建,以最终实现行政法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行政法基本原则及其与基础理论的关系

行政法基本原则一直是行政法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本文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判定标准入手 ,分析了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功能以及行政法基本原则与行政法基础理论的关系 ,指出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行政法治原则 ,以及行政法治原则的内涵 :有限权力、正当程序和责任行政     

传统文化对行政法实施效果的影响

法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实施效果与一个社会中的文化特点、公民偏好与取向直接相关.传统文化中的差序文化传统、权力善属性、青天情结与“无讼”思想对平等精神、权力制约、程序正义与行政诉讼等行政法基本内容产生了一定的制约和阻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政法在中国的实施效果.这是中国行政法实施效果存在赤字的法律文化原因.     

论现代行政法基本原则之确立标准

行政法基本原则之确立标准分为:概念标准、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三个方面。行政法基本原则之概念是确立现代行政法基本原则标准的基础;现代行政法基本原则之确立的形式标准其实就是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特征和功能;现代行政法基本原则之确立的实质标准主要包括:行政法的目的、行政法的根本价值、行政法的基本矛盾和现代宪政精神。     

行政法基本原则及司法适用的全新设计——基于法条规范的视角

在我国没有统一行政法典的现状下，应以“总则法条基础＋分则法条基础＋吸收合并”的新标准为界定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基点，得出行政合法性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是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结论，并为这两个基本原则详尽列出了总则和分则的法条基础。在具有法条基础的前提下，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适用设计出其直接司法适用的两个阶段：一是“初级阶段”，基于规范的“总则”＋“分则”并用模式的行政法基本原则适用；二是“成熟阶段”，基于“总则”条文规范的行政法基本原则之独立使用，最终达至行政法基本原则直接适用目的。     

行政法的嬗变：由公法到公私法合一

公法私法的融合趋势、弱权力和非权力行政领域的出现、行政权力权利化和职责化、平等型行政法律关系的生成和拓展等因素,导致作为传统公法的行政法正逐步嬗变为集公法私法于一体的法律部门。私法介入行政法必须遵循法定、私法优先等基本原则。行政法的私法化不是全方位的,它受权力弱化、平等理念的深化、权力职责化、行政公共性和服务性理念的拓展等因素的掣肘。     

协调论与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现代社会中,行政法的基本功能与价值为协调,集中体现为对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协调,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把现代行政法理论基础归纳为“协调论”。我们认为行政特权或者行政“强权力”的存在是“协调论”得以成立的现实基础,协调论揭示了行政法的基本矛盾规律,反映了行政法的任务与宗旨,同时克服并借鉴了以往关于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研究的不足与经验。     

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于行政法之中,指导行政法制定和实施等活动的基本准则,它是人们对行政法规范的精神实质的概括,反映着行政法的价值笔目标的所在.它调行政权力行使的各个领域,指导行政行为的所有方面,也是行政法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的标准之一.本文认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依法行政原则、合理行政原则、监督行政原则,并对这三项原则的内涵分别作以分析.     

论行政诚信在行政法中的地位

行政诚信应不仅是道德的要求 ,而且应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诚信从道德到法律 ,并且在行政法中立足 ,是由于人民对政府的伦理要求提高、现代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权力的性质和行政行为的效力理论、行政诚信在社会信用体系中的地位、政府诚信缺失的现实以及现代行政法理论的发展等多方要素综合的必要和必然的结果。目前 ,行政诚信原则已在我国一些法律中确定 ,随着行政法治的发展 ,这一原则必然贯彻到各种行政行为中 ,实现其指导价值。     

论警察行政受益权的法律保护

警察行政受益权是国家为保证警察有物质能力行使行政职权而向其提供物质保障条件，警察享用这些奈件的资格和可选择性。境外法中多有关于警察行政受益权的规定。我国目前由于法律规定不完善、资金来源困难以及尚未建立起全面的社会保障系统，警察行政受益权的保护还存在不足。应健全我国相关法律和规定，建立健全民警行政受益权保障机制。     

行政立法与无为而治

“无为而治”的思想如果经过适当的吸收和转换,完全可以作为现代行政管理和行政立法的精神营养。而现代治理中与“无为”精神相通的就是“有限政府”的理念。行政立法的“无为”精神要求行政立法不能越权立法,不能限制基本人权,对非基本人权的限制也必须有法律的授权并且程度适当,不能立自利之法、不公之法、无效益之法和违背自然生态规律之法。在行政立法中实现“无为”精神要求正确处理“无为”与“有为”的关系,要求有健全的监督机制和民主化的立法程序。     

行政法上私权的梳理

行政法同宪法、刑法等法律一样,被公认为公法。这样的研究思路是片面的,而且也与当今行政法私权发展的能动态势不相吻合。实际上,行政法并非是纯粹的公法,准确地说,它是带有私权文化色彩的公法。行政法的真正精神在于:通过抽象的公权来维护具体的私权,私权是其本源与归宿。行政法上的私权主要分为:自主性私权、请求性私权、沟通性私权、参与性私权和救济性私权。每一类私权中又包含一些具体的私权。     

行政行为侵犯信赖利益的风险及其防范——行政主体视角上的思考

行政合法性原则与行政合理性原则一直占据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统治地位.现行行政法中并未明确确认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也没有制定关于侵害信赖利益的赔偿法规.行政信赖利益损失补偿作为一种利益平衡机制,在协调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保护公民个人权益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构建诚信政府的角度看,尽早把这种理念落实到行政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在引入大陆法系关于信赖利益保护理论的同时,可以借鉴合法预期理论的长处,使得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具有更宽泛的适用性和周延性,使其成为一个现代行政法上的基本原则.     

论行政紧急强制中的人权克减问题

非常状态下的人权保障状况更体现法治国家的成熟程度。基于其紧急性、强制性、单方性和高裁量性等特征，非常状态下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对行政相对人人权的克减是客观存在而且经常出现的，也是必要的，但这种人权克减应当符合法治原则、比例原则和权利救济原则。因此，有必要从立法上确定行政紧急强制中人权克减的可操作性标准，以完善我国非常状态下的人权保障机制。     

人权入宪对我国行政法民主化发展趋势的影响

本文就行政法民主化发展与宪政建设和法治政府建设的关系作了简要分析 ,指出行政民主是宪政建设和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涵 ,人权入宪是 2 0 0 4年修宪的最大亮点 ,在此基础上分析研究了人权入宪对行政法民主化发展趋势的影响 ,旨在从行政民主的角度为我国宪政建设和法治政府建设提供参考     

高等教育法治建设是实现高校稳定的战略保障

法治是现代社会发展追求的价值目标。在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当代,高校稳定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在高等教育领域内进行法治建设,首先是要关注教师和学生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其次是要保障高校自主办学权的实现,第三是要平衡高校与社会的关系。上述三个方面是高校实现长期稳定与和谐的基础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等教育法治建设是实现高校稳定的战略保障。     

建国60年来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的变革与展望

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的重构是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工程的重要内容．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地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建国60年来,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的调整和改革,基本上延续了传统中国的治理逻辑和治理术,即以属地管辖和行政内部发包制为特征、由职权同构和行政分权构成的多层级的地方政府结构为基本治理结构。为适应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现实要求,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必须根据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制度设计,对既有的地方治理结构进行改革和调整。以民主化和地方自治促进和改善地方治理,使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以及相应的产权、财税权和人事权等制度走向法治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对“依法治警”之探讨

依法治警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行政法治原则在公安行政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 ,是指警察权必须由法律授权并依法律规定行使。警察权的性质是行政权 ,而非司法权。对警察权的控制 ,应在治安行政领域适当分解其行政职能 ,贯彻司法控制原则 ,并保证警察权的独立行使 ;在刑事侦查领域 ,实行检警一体化和司法控制     

论“服务型政府”在行政法上的定位

作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一环,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命题。“服务型政府”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视点和维度。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理解“服务型政府”,同样存在诸多不同的层次和阶段,其基本内涵和外延也呈现出诸多不同,不宜一概而论。在行政法上,“服务型政府”并非法的概念,而是一种价值导向理念。它不仅指导以狭义的“服务”等给付为其职能的政府,而且还指导以惩处、强制等规制为其职能的政府。它要求政府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为人民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保障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尊重和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推进法治政府的建设,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理念的最好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