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院治庸问责工作初显成效

自2011年8月17日省直机关治庸问责工作动员会后，我院党委高度重视，成立了院治庸问责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院党委书记程逖和院长黄利鸣任组长，各副院长和副巡视员任副组长，各处室负责人为其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工作专班，由院办公室和院机关党委合署办公，开展工作。     

深化创先争优 推动治庸问责

开展治庸问责，重在治理，贵在长效。要坚持把治庸问责与创先争优活动紧密结合起来，着力探索建立长效工作机制．真正让干部不愿庸、不想庸、不甘庸、不能庸。     

以治庸问责为契机推动湖北工业经济跨越式发展

开展治庸问责工作，是湖北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意义重大。对此．湖北省经信委高度重视。以治庸问责工作为契机，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为努力方向，坚持领导带头，高标准、高要求，确保治庸问责工作取得实效．确保全面扎实完成好经信委承担的各项重要任务。     

为民真情化春风——鄂州市深化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纪实

自全用窗口单位和服务行业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视频会议召开以来，鄂州市以“学习先进树新风、治庸问责提效能、争创佳绩促跨越”为主线，以“苏柳英志愿服务”、“治庸问责”、党员“亮守作”等活动为抓手．深入推进创先争优活动向纵深发展，在全市上下形成了履职尽责创先进、立足岗位争优秀的浓厚氛同。     

强化行政问责机制的探索和思考

强化行政问责机制是我国发展民主政治的要求,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以武汉治庸问责风暴为例,探讨治庸问责对提升政府能力的效果,分析这项机制存在监督缺乏长效机制、治庸问责的力度和范围较小、治庸问责的动力不足等问题,完善治庸问责制度体制、强化外部监督、大力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全面提升公职人员的素质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     

现代行政法视野下的古代治庸制度

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虽然是近代的产物,但是自从有了国家后,国家管理就存在,从现代视野分析古代治庸制度具有积极意义,可以借鉴古代治庸的经验与教训。本文在对古代治庸理念、职责规范、治庸主体以及行政绩效考核等方面内容梳理的基础上,进而用现代理论进行分析评价,认为我国现代治庸制度应从注重法律规范的制定、加强定量考核、强调能力标准、强化外部监督、重视机构责任等方面予以完善。     

推动行政问责从“风暴”向“常态”转变

加强行政问责，关键是通过制度建设，实现从“风暴”到“常态”转变。“谁来问”——在问责主体上注重广泛性，强化异体问责。“问什么”——在问责范围上突出拓展性，强化全面问责。“怎么问”——在问责步骤上把握程序性，强化制度问责。“靠啥问”——在问责方式上避免差异性，强化规范问责。     

麻城：着力“四治”提效能

提素质治“平庸”。引导纽工干部比学习、比工作、比奉献．切实加强宏观统筹和综合协调能力的培养。转作风治“懒惰”。开展多种主题实践活动．敞开大门自觉接受监督。重规范治“散漫”。用制度管人、管事、管权,推行组工干部岗位目标量化考核机制．严格落实相关纪律。强服务治“畏难”。强化服务意识,推行“服务一线”管理理念,     

官员问责制度化、常态化的路径探讨

虽然新一轮“问责风暴”迈出了问责制发展的重要一步，但官员问责远未达到制度化、常态化的要求。为此，本文以“问责风暴”过程中蕴含的四对主要矛盾为出发点，探讨官员问责制度化、常态化的路径选择问题，认为其突破口是开展绩效问责，不可或缺一环是构建官员复出机制，关键是统一的问责立法。     

重拳出击——武汉市治庸问责工作深入推进

公务人员工作作风“庸懒散”．历来是吏制建设的一大顽疾。 今年春节以后．武汉市委组织市“四大家”领导就投资环境进行了一个多月的专题调研。报告反映出了行政、法制、财税、金融、人文环境以及基础设施等各方面的问题．而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尤其是干部作风方面的问题。     

打造“第一窗口”——省直机关“三抓一促”活动综述

省直机关是全省机关的“第一窗口”．今年以来，省直各单位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纵深开展以“抓学习、抓作风、抓环境，促改革发展”为内容的“三抓一促”活动,破解机关作风难题,为加快湖北“建成支点、走在前列”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期特别策划《打造“第一窗口”》聚焦省直机关“三抓一促“活动，敬请关注．     

《论语》“中庸”思想及其法文化的浅析

孔子首倡“中庸”见之于《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矣,甚至矣乎!民鲜久矣。”一般从字面上解释为:“中庸之德,可算是至极的了!但一般民众,少有此德也久了。” 所谓“中庸”,即为“不偏之为中,不倚之为庸。”“不偏”就是办事公正、正义;“不倚”就是不畏权势,坚持原则。从积极的角度看,“中庸”就是要求人们在处理问题时,要公正、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上升到哲学高度看,“中庸”反映了事物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即任何事物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矛盾双方又统一又斗争、互相依存又互相排斥。本文仅从“无可无不可”、“执其两端、用其中”两个方面阐述“中庸”的内容及其法律主张。     

“敲打”何以激“奋进”：政府绩效问责对干部担当动力的激励机制研究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普遍开展绩效问责工作,对绩效表现有待提升的部分干部进行“敲打”,以激发其担当作为。这也生发出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具有负向惩戒属性的绩效问责何以激发干部的正向担当动机？本研究引入行为公共管理学视角,利用面向基层干部的大样本问卷获取调查数据,并进行分层回归分析,探究绩效问责激励干部产生担当动力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干部对政府绩效问责的主观感知,构成了绩效问责激发担当动机的关键中间机制,且这一机制包含了干部对绩效问责目标与公正性的两方面感知。具体而言,感知程序公正、感知结果公正正向影响干部担当动力的产生,形成动力激发机制;感知目标过载负向影响干部担当动力的产生,形成动力抑制机制;感知目标适配意味着工作挑战性的不足,不利于干部产生更强担当动机;感知信息公正虽有必要性,但在“化压力为动力”的过程中缺乏贡献。此外,该机制还受工作年限的调节作用,即工作年限能在部分动力激发机制中起促进作用,又在部分动力机制中起减缓作用。上述发现意味着,绩效问责工作应强化干部对程序与结果公正性的感知,同时尽量减少其动力抑制效应的影响。本研究为打开绩效问责激发干部担当动力的机制“黑箱”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     

行政问责制度刍议

行政问责制就是一种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其功能在于防止和阻止行政人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行政问责制在中国已经初步建立并运行，但依然存在问责主体单一、职责不清、问责程序不明确及公开透明度不高等问题。在未来制度建设与完善方面，要完善行政问责制，就要从严格职责划分、问责的主体多元化和规范问责程序及推行“阳光问责”制度这些方面作出努力。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制度设计路径探析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是近几年我国民主政治文明发展下的新现象，从2003年“非典”事件以来，问责从“风暴”现象逐步走向科学化、制度化、法制化，并基本形成了党政问责同步协调，党中央、国务院对问责的制度建设力度逐年加大。但是问责制度建设至今，仍存在着许多不足和问题，要通过对问责制度体系的设计建构与完善。最终促使问责制度真正实现从“新制”到“良制”的转变。     

我国行政问责的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以问责事件为分析对象

随着近几年我国官员受到问责事件的不断出现，逐步显示出我国领导人建设责任政府的决心。虽然许多政府高级官员在此类事件中“落马”，但不可否认的是，现存的行政问责尚未形成一套可供操作的制度，因此其存在许多缺陷和弊端。应当通过提高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度、建立多元化的问责主体、合理划分行政权力、构建问责程序的方式来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     

“互联网+政务服务”的绩效评估与问责体系构建

“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深入推进,需要评估和问责体系为其提供制度支持。“互联网+政务服务”评估的价值标准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内容构成兼具组织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评估指标选择应从政治支持、信息透明度、可量化程度、评估目的、评估的开放性以及制度化水平等六个方面综合考量。“互联网+政务服务”的问责机制包括公民参与的社会问责,基于政务运行管理的行政问责,面向项目评估的绩效问责等三个方面。“互联网+政务服务”的评估与问责密切联系、互为条件,从确立以公众满意度为中心的评估问责导向、加强评估与问责的主体和内容的整合、完善评估问责的制度化建设等三个方面着力,推动两者之间的制度协同,形成相互促进的互动态势。     

女职工组织“创先争优”应做到“四治四强”

女职工组织在企业开展的＂创先争优＂活动中建功立业,必须做到＂四治四强＂：治＂傲＂,强化女工学习力,夯实＂创先争优＂的根基;治＂庸＂,强化思想创新力,增强＂创先争优＂的动力;治＂懒＂,强化制度执行力,提高＂创先争优＂的效率;治＂散＂,强化团队凝聚力,聚集＂创先争优＂的合力。     

湖北首开经济责任审计问责风暴

不履行经济责任，就要被问责追责。9月12日，湖北省纪委监察厅新闻发言人张依涛向媒体发布消息，省纪委首次对领导干部违规决策重大经济事项等问题实行问责追责。     

浅析行政问责中的“临时工”现象

行政问责中的＂临时工＂现象不仅损坏政府形象,而且降低政府公信力。本文通过对行政问责中的＂临时工＂现象进行分析,揭示出＂临时工＂现象中存在的问题,给出解决问题的关键措施,为行政问责的有序开展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