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郊农民集体维权行动的缘起、方式与机理分析

因土地征用、村级集体资产管理和处置、房屋拆迁与安置问题所导致的集体上访、静坐和示威、聚众闹事等城郊农民集体维权行动的频发,是社会变迁过程中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各种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城郊农民集体维权行动的发生,既有社会环境、体制政策等宏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个体、群体文化心理等微观方面的因素。     

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的缺失根源及解决路径

我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存在概念内涵不清、运行中的缺位和利益虚化等制度缺失，其根源在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建构的历史理性的缺乏、物权理论研究指导观念的偏差和农民负担急需减轻的政治压力。扭转物权法理论研究中指导观念的偏差，对作为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农民集体”以民事主体理念予以构造，设计“农民集体”获取其拥有的土地所有权之利益的法律方式，并以作为“农民集体”成员的农民之个人利益的保护为最终目标，是针对导致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制度缺失的根源而妥当解决该制度缺失的务实之路径。     

关于拆迁过程集体维权行动的透视

在城市化进程中,围绕着拆迁发生了诸多矛盾,其中村民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对此村民往往会采取维权行动。本文试图运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来分析某地村民的维权行动。在分析该村民集体行动要件的基础上,探讨该村民集体行动的困境所在,并试图寻找化解方式,同时也指出了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的困境所在。     

西方农村政治研究中的集体选择学派

集体选择学派是西方农村政治发展的第三个学派。这一学派主张把第三世界政治中的农民看作从事“集体选择”的“理性因素”,需要把农民作为压力集团来研究,需要研究农民精英的行为,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农村政治进行主题式研究。     

建立完善的农民利益表达与沟通渠道--对农民集体上访的几点思考

农民利益表达与沟通渠道的错位与缺失,是激化农民集体上访的重要原因.对此应采取疏导的方法,建立健全合理有效的问题处理机制,保证农民利益表达渠道畅通.     

论我国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

1978年农村改革以来,我国农民成为独立的利益个体,农民利益表达的愿望更加强烈。目前,我国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存在着许多问题,如农民缺乏利益表达意识、农民利益表达缺乏组织性等,由此要采取对策构建和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通过政治社会化等手段增强农民的利益表达意识、组建农民的各种经济合作组织、畅通制度内利益表达渠道,并进一步拓宽表达渠道。     

培育乡村社会资本:解决农村集体行动困境的内源基础

乡村社会资本把微观层次的乡村居民的个体行为与宏观层次的集体选择结合在一起,以合作互利为分析前提,说明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能够达成统一,因而既是集体行动中农民合作的基础,也是乡村治理强有力的社会资源。这要求我们培育乡村社会资本,为农民合作与乡村治理提供良好的内源基础。     

试析当前我国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

当前我国农民为了保护自身利益 ,常常诉诸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这主要与农民整体素质偏低、组织化程度差以及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不健全、法律不完善有关。这种状况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并采取相应措施 ,将农民的政治参与逐步引入制度化的轨道上来     

推进村民选举村民自治的思考

一、推行村民选举村民自治的背景概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承包责任制改变了农村的分配方式,农户开始掌握了相当的农村资源分配权。过去,是集体掌握着分配的主动权,农民劳动后,年终向集体和国家要分配,现在则是国家和集体每年都要向农民收取税收和提留等,国家和集体与农民的利益关系直接化了。这种利益关系的直接化导致了两种后果:其一,在广大中等以下经济地区的农村,由于乡镇企业不够发达,集体要兴办公益事业,如修路、引水、建校等,都需要依靠农民的财力和人力;其二,农民也更关注村务、财务的公开,这主要是大部分款项都要向农民收取,他…     

推进村民选举村民自治的思考

一、推行村民选举村民自治的背景概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承包责任制改变了农村的分配方式,农户开始掌握了相当的农村资源分配权.过去,是集体掌握着分配的主动权,农民劳动后,年终向集体和国家要分配,现在则是国家和集体每年都要向农民收取税收和提留等,国家和集体与农民的利益关系直接化了.这种利益关系的直接化导致了两种后果:其一,在广大中等以下经济地区的农村,由于乡镇企业不够发达,集体要兴办公益事业,如修路、引水、建校等,都需要依靠农民的财力和人力;其二,农民也更关注村务、财务的公开,这主要是大部分款项都要向农民收取,他们自然要关心这些资金的使用.城郊农村的农民通常还更关注土地征拨、土地租用款项的来龙去脉,有的农民常为此类事情上访等.     

西部落后地区农民政治信任影响因素分析——以贵州A、B两村调研为资料来源

通过在贵州A、B两村设计问卷进行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贵州农民政治信任状况总体不错,但农民普遍存在差序政治信任,对高层政府的信任比基层政府要高;政府执政水平对农民政治信任有一定作用,政府的经济绩效提升了农民政治信任,但政府工作能力、为民服务精神、工作作风都还有待提高;农村传统文化对农民政治信任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农民对不同传统文化的认同程度有显著差异,农民的国家和集体意识比较强烈,封建文化意识明显削弱;农民政治效能感能促进政治信任的形成,农民的政治效能感与农民对经济收入的公平感之间存在一定的线性关系;农民参与公共事务可以促成政治信任提高,农民更积极参与同自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事务。     

提高农民法律地位 构建和谐农村——对农民法律保护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从法律体系构建、中国的社会现实、法律的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的冲突以及现行法立法缺陷等角度看制定专门的农民权益保护法十分必要。让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认识到其权利,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保护,这也是对公民权益的最大保护。出台一部好的《农民权益保护法》,将大大增强我国农民借助国家法律实现自我保护的能力,使农民的维权行动纳入法制化的轨道,降低农民在法律缺失状态下发生对抗性行为的频率,从而有利于农村政治稳定。     

转型期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经济动因

我国现阶段的农民政治参与是指农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下 ,在改革中经济利益受到了冲击 ,积极参与到政治中来 ,以试图影响政府决策 ,保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处于转型期的农民政治参与表现出手段性的特点。经济发展为农民参与政治提供了原动力。只有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保障农民经济利益 ,才能促进农民的政治参与。     

论公众集体节能的行动逻辑

文章以微观经济学为研究视角,以自由行动者及其理性决策为逻辑起点,借助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框架,分析公众集体节能行为的特点,并解释公众节能行为难以持续有效的原因,以期丰富公众能源需求管理的研究。通过对各类公众节能集团的分析,提出为改变当前公众集体节能困境,须限定公共资源使用的时空性,确定负责任的提取方式;转变育人理念,实现公众由＂理性经济人＂向＂理性生态经济人＂的转变：重新审视公众节能利益实现的特殊性,建构合理的激励机制。     

城中村改造中宅基地征收补偿机制的构建

城中村改造的过程中,对于被征用土地的农民来说,宅基地征用补偿问题非常重要。应在法律的框架下积极探索安置方式多元化的途径,着重保护农民个体利益促进集体合力的形成,强化政府管理监督职责,并重构土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司法救济机制,切实维护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和用益物权人的征收利益。     

各国政党关注农民利益问题探析

现代政党政治中,政党关注农民利益的直接动机是政治上的需要。政党政治的特点以及农民组织的关键作用决定了各国政党必须关注农民的利益,争取多数选民的支持才能获得执政地位。国外政党往往利用政府实施有利于农业的政策,通过政府立法,鼓励成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等方式保障农民利益。     

当前农民的利益诉求：基于对陕北L村调研的思考

随着我国农村社会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民开始享有相对较多的经济和政治权益,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独立的利益主体必然会产生独立的不依附于他人的政治人格和利益诉求。构建农民的利益表达机制,特别是解决农民的政治信息资源问题,就成为实现农民从身份关系到契约关系转化的一个关键环节。     

农民非制度政治参与的原因分析及治理路径

当前中国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最突出的政治现象是农民的非制度政治参与,其中在社会利益分化的情况下,农民自身正当利益受到损害;农民经济基础的薄弱;农民制度内参与的渠道缺失;农民综合素质较低,是引发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重要原因.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需在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完善农民政治参与机制,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培育新型农民,健全农民利益补偿机制,以使农民政治参与走上制度化道路.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与社会保障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困境在于:二元制度模板所致路径依赖与制度意识刚性,公权力者的有限理性与政绩偏好,农民政治参与冷漠、利益相关者不在场;社会保障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短板";实现农村社会保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在于:倡导公共服务均等化;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化;促进治理机制现代化;保障参与渠道畅通化;推进治理方式法治化。     

论我国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基于信访困境的分析

目前我国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不仅影响到农民群体的利益,也威胁到了我国和谐社会、民主社会建设的进程。近年来,农民上访反映的问题暴露了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缺失带来的种种社会危害。提高农民政治、文化素质,建立农民自己的统一组织、规范现有利益表达渠道是构建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