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行政改革宏观趋势与微观困境分析

当代中国行政改革处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因此在宏观上它的发展趋势是带有共性的 ,即走向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和社会化趋势 ,在微观层面上 ,则表现出诸多的行政改革的困境。分析中国行政改革的这些困境 ,有助于把握在实际微观层面所出现的具体问题 ,以便全面把握当前进行的公共行政改革。     

美国公共行政的三大传统:模式、内涵及逻辑演进

任何国家的公共行政,都离不开特定的历史和传统,一旦偏离了这个传统或抛弃了这个传统,必然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思想危机或身份危机。美国公共行政在建国之初逐步形成了三大传统:即以联邦集权为核心的汉密尔顿古典主义行政模式传统、以民主自由和分权为核心的杰斐逊浪漫主义行政模式传统、以利益集团和党争为核心的麦迪逊新古典主义行政模式传统,分别代表着美国公共行政的大政府传统、小政府传统以及平衡政府传统。美国公共行政的三大传统有时单独出现,有时共同出现,有时交叉出现,有时融合发展,共同推动着美国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与超越。对于转型期的中国公共行政,必须在借鉴西方公共行政优秀成果的同时深刻立足中国国情并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价值,促进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创新与超越。     

政府间关系：体制与行政

虽然政府间关系研究已经成为公共行政学领域中的一大亮点,但多数研究依旧停留在政治学、法学和经济学的外在层面上,并未进入到公共行政学的内在范围.要对公共行政的府际关系做深入研究,就必须对政府间权力、政府间体制和政府间行政这三者的内在规定性及其关联性做细致的分析.只有超越政府间体制的分析层面,将府际关系中的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元素聚焦到政府间,立足于公共物品供给与公共服务合作供给之上,并和基于以民为本的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联系起来,才能触摸到真正的政府间行政.     

论治理型的公共行政

当代西方政府行政改革的基本趋势是形成一种治理型公共行政模式,即政府、公共组织、私人机构及社会个人协同承担公共事务.治理型公共行政是政府对经济全球化及网络科技迅猛发展的回应,是政府管理方式的又一次突破.虽然这种模式只是初具雏形,但已在实践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这对于我国政府行政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行政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公共行政职能的变革与和谐社会

透过对西方公共行政的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特征分析,可见当代公共行政职能转变的价值旨向是在追求社会的和谐。我国政府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我国政府公共行政实践在宏观层面的价值性规制,也是对世界范围内公共行政改革潮流的内在价值指向的应和,即要为社会和谐提供基本的公共行政实践前提。     

超越公平与效率的公共权力产权分析——兼论公民自治的合法性基础

自公共行政学产生以来,公共行政关于公平与效率两种价值的争论主导了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路径,甚至导致了公共行政研究范式的转化。平衡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的重大课题。文章从经济学的角度,试图在分析公平与效率轮回的基础上,提出超越公平与效率悖论的合命题即通过公共权力产权实现需求提出与需求满足的统一,进而通过公民自治实现和谐的公民社会。     

公共精神及其对构建新型治理模式的意义

公共精神是公民和公共管理者在对国家的政体价值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乐善好施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结合体。公共精神包括公民精神和公共行政的精神两个层面。重塑公共精神,对于公共行政伦理价值的回归,公共行政改革的理想目标和愿景的实现,强化公民参与意识和塑造公共管理者的行政人格至关重要,有利于新型治理模式下＂良治＂状态的实现。     

公共行政人员的伦理价值追求——公共利益

公共行政,就是政府管理要充分体现“公共性”,即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维护公共秩序等要代表公共利益。谋求公共利益是公共行政人员的伦理价值追求。因为公共行政的权力是公众所授予的,行政权力的存在和活动是为了实现公共目的,所以公共权力的主体在管理公共事务时,应该执行公共意志,谋求公共利益,实现公共目的。本文论述了公共利益作为公共行政人员伦理价值追求的原因,价值蕴涵并提出了路径选择。     

论西方公共行政精神的嬗变

公共行政精神决定着公共行政价值的实现程度,反映了人们关于公共行政的希望和理想、信仰和依托,是公共行政主体的灵魂要件以及公共行政活动的动力源泉和理性后盾。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公共行政环境及社会条件的不同,公共行政所体现出的治理精神也有所不同,纵观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长河,公共行政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公共行政精神由效率至上演变为合作治理的嬗变史。     

行政学中国化过程中的学科发展与方法体系

行政学美国化对于行政学中国化来说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公共行政管 理"从实践层面可以解读为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从理论层面可解读为行政学或行政管理 学和公共管理学,从学科层面可解读为从公共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的发展,与实践、理论 和学科层面相应的公共行政管理方法体系就由具体行政方法、一般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三 个维度构成。     

学习型组织在公共行政组织中的建构

在体制转型期,我国传统的科层制公共行政组织模式存在明显的缺陷和局限性,要求必须对其加以矫正和改革。借鉴学习型组织的目的就是超越适应,即更好地认识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整体地求得公共行政组织与世界、与环境的持续的协调发展,实现公共行政组织系统性与发展性的有机结合。     

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改革合理的目标选择

我国社会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基础作用的历史发展新阶段。新阶段新的发展条件要求党和国家对政府的角色和职能作用进行重新定位、对政府行政体制和行为方式即政府治理方式进行适应性改革。政府职能重新定位和适应性改革的途径是在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及时转变职能,实现政府治理模式转型。目标取向是从传统行政走向公共行政、服务行政,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变到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探索重塑公共行政公共性的路径

20世纪中后期,随着官僚制理论征服了公共行政实践,公共性的缺失引起了行政学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对其作出了严厉的批评,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重建公共行政公共性的方案。其实,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回归不是一个简单地要求公共行政重新获得公共性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对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作出重新定位的问题。从理论来看,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行政学研究的技术中心主义路线,让从属于公共性的价值统领行政管理技术。就行政实践而言,公共性的回归则意味着政府目标的重构,即从政府本位主义转向以社会为中心。也就是说,公共性的回归是治理模式的重构,是朝着建构新型民主治理模式的方向政府改革运动。对于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回归而言,无论是新公共行政运动的理论畅想还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实践努力都是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只有在理论与实践对公共性的共同追求中,才能有效地解决公共行政“公共性危机”的问题,从而建立起拥有实质公共性的公共行政。     

多元参与：优化政府公共关系的路径选择

多元参与是服务行政得以形成的重要方面。构建合法性基础、实现善治、混沌的公共行政和有限理性、公共行政的伦理特性、适度分权等要求社会各主体的积极有效参与，以此改善和优化政府的公共关系。多元参与的形成和效果有赖于领导者的行为、体制和技术层面的完善和创新、社会各主体的积极有效参与。     

整体性治理及其在非结构化社会问题方面的运用——以西藏林芝地区"希望工程"政策运作为例

政府治理模式的选择是社会发展条件所决定并对不同行政文化的回应，西方政府治理模式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和新公共管理模式之后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政府治理模式，即整体性治理，它主要是针对新公共管理带来的碎片化、空心化政府等一系列问题而提出，强调整合与协调。整体性治理成为当代政府治理新理念，尤其在解决结构不良的社会问题方面具有很大的优越性。本文通过对整体性治理模式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梳理，结合西藏林芝地区希望工程这一基础教育领域公共服务政策运作实际情况，来探讨如何运用整体性治理模式以实现基础教育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以发挥更大作用。     

协同性与网络化:英美两国整体性政府模式之比较

西方政府治理模式在经历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和新公共管理模式之后,随着信息化、数字化的普遍使用,出现了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政府治理新模式,即整体性政府。它主要针对新公共管理所带来的碎片化、空心化政府等一系列问题,强调整体与合作及信息时代背景。整体性政府成为当代政府治理新理念,也是探究政府改革的学术前沿领域。比较研究英美两国(议会制和总统制国家的典型)整体性政府模式理论与实践,探讨西方第二轮政府改革中政府模式的最新发展情况,以期能在中国政府改革过程中对政府模式选择起到借鉴作用。     

创新公共管理 建设服务型政府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政府应该创新公共管理,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公共行政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实现公共行政管理的现代化,是摆在国人面前现实而又紧迫的问题。根据政府服务职能的定位,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模式应做到以顾客或市场为服务导向,建立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公共财政体制和制度及建立并优化公共保障机制。     

实践知识:复杂治理场域中公共行政知识的新隐喻

随着治理场域复杂性的增长,公共行政实践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管理活动,需要一场系统的认知革命,对公共行政的基本知识形态进行探讨.具体来说,在对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技术知识观进行检视与反思的同时,探索一种广泛存在于公共行政实践中的“行动中的知识”,即实践知识.基于实践理性的实践知识因具有主体性、情境性、协商性和真与善的双重取向、社会建构等特征,对于促进公共行政的民主化、增加政府治理的有效性、践行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和提升政府在复杂性条件下的治理能力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为了创造有利于公共行政实践知识建构与再生产的基本条件,至少需要从公共行政实践主体、公共组织的新形态即合作制组织和基于实践理性的公共行政规范等方面进行检视与变革.     

行政生态学与我国加入WTO后行政改革取向

里格斯的行政生态学建构在对三种社会形态即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过渡社会划分基础上 ,提出了融合型、衍射型、棱柱型三大行政模式 ,在重点对泰国、菲律宾研究基础上 ,总结出了过渡社会公共行政的三大特点即异质性、形式主义、重叠性 ,从理论上探讨了发展中国家何以不能适应西方行政模式的问题。这对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无不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文章在对过渡时期的中国行政生态环境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探讨了适应加入WTO的大环境加快和完善行政改革的对策和措施 ,即要全面创新行政理念、组织结构、政府职能、政府过程。     

论公共行政发展的民主价值取向与政府行政模式转换

公共行政发展所蕴含的民主价值取向是推动政府行政模式从效率至上向社会公平至上和服务至上模式转换的重要因素,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西方国家在现存制度框架内推行政府改革、发挥政府的行政效能和体制内各个组成部分的合力、间接维护政治统治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在我国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社会转型时期,研究公共行政的民主价值取向与政府行政模式转换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实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政治建设目标,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政府行政能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