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讼"法律文化与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

"无讼"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产生了许多方面的消极影响,从而导致公众的狭隘工具性法律认同、单一性法律认同和对法律的不认同.但同时,"无讼"法律文化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也有许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和有益的启示.它对社会安定与秩序的追求,是人们产生法律认同的基本前提.我们可以批判地借鉴它对传统道德、民间习惯等社会调节手段的运用,从而建立法律的内在权威,促进公众的自觉认同;它所推行的多规则统治模式,有利于我们避免"法律万能主义"的非理性认同,建立对法律的理性认同.我们在法治化进程中,要坚持"权利本位"的宗旨,提供良好法律产品;执政党和政府要厉行法治,做法律认同的典范;进一步促进国家法律对民间规则、习俗的认可、接纳力度,使法律成为公众内心习惯的一部分,增强法律的亲和力.     

法律修辞在中国兴起的背景及其在司法审判中的作用

中国的社会转型使我们处于一个高度不确定的风险环境中,这为以不确定性因素为逻辑起点的法律修辞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现实土壤。但法律修辞学在中国学界被热捧的理论基础,并不像它在西方社会复兴时那样坚实。当前中国社会并没有经历法律形式主义极度发达的严格法治时代,没有形成严格守法的习惯,缺乏遏事遵守规则的意识。因此,立足于省略三段论推理、强调理性说服功能的法律修辞研究,必须在崇尚程序规制的法律论证框架下使用,才能坚持司法审判的首要目标是依法正确判决,然后才是通过修辞的合理包装送达当事人和社会。     

"法律技术"概念之探讨

法律技术是法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概念,而学界使用法律技术这一概念的含义却不尽相同。本文从技术与方法两个概念入手,从法律之中的技术和适用法律的技术两个方面对法律技术的概念加以分析,以期对法律技术的概念作以界定。     

“法”的辨析——兼谈中国法律史的研究范畴

比较中国传统语境下"法"的本义与法的现代含义后,可以发现在今天的语境下研究中国法律史应包括如下范畴:(1)由皇帝制定或以皇帝名义所颁布的律、令、敕、诏、制等;(2)国家所认可的地方官吏所作出的判决及据以作出判决的依据;(3)国家没有规定也未以有形形式表现出来,但在生活中为人们所遵循的"习惯"。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对判决及习惯的研究,但对律之外的令、敕、诏、制等的研究不够,需要我们从大量史料中去发掘与整理并给予更多关注。     

论习惯的法律规制——以吸烟习惯为例

习惯入法是习惯发展的一种路向,而有些习惯却受到法律的规制.从吸烟习惯的法律规制来看,吸烟有害健康的信息改变人们的认识,使法律规制吸烟习惯获得社会的认同.就法律规制习惯的效果而言,除了提高规制的技术之外,还应尊重习惯变化的规律,采取练合的治理措施,才能达到法律规制习惯的预期目标,使法律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尊重和遵守,避免一种有法律而无秩序的状态.     

论CISG项下习惯做法的内涵及其认定

CISG公约规定了习惯做法的效力,但并没有明确其含义,带来了法律适用上的困难。解读其他有关国际国内法律条款及相关的法律评释,可知习惯做法是指对当事人双方先前的特定交易或特定种类交易所可能达成共识的行为。习惯做法的认定应该是在遵循意思自治和诚实信用原则的基础上,结合案情重点考虑行为次数与合理预期两个关键要素,以实现习惯做法规范的本意,避免习惯做法的滥用或误用,维护交易的效率和正义,保护善意的交易当事人。     

企业法律含义辨析——基于方法论与本体论的思考

在方法论上,企业法律含义应当是对处在广泛法律联系中的企业在法律关系中作为主体和客体的地位、性质与特征的概括。企业的法律含义,则应是在此方法论指导下的对企业作为法律关系主体客体的本体论上的阐释。仅从企业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角度来界定企业的法律含义是不全面的。     

信誉及社会责任:社会信用的概念重构

社会信用法理研究中的一个基础问题是社会信用的概念界定.《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在其定义条款中首次规定了“社会信用”的概念,该概念被学界称为“守法与履约说”且被部分地方信用立法采用.学理上对社会信用的概念之讨论,传统上采用的是信誉或商誉说,其含义较为狭窄,无法满足社会信用治理的现实需求.而当前社会信用制度实践采用的是守法与履约说,其含义过于宽泛,容易产生模糊法律与道德的界限以及混淆法定义务与约定义务的问题.从规范之维来看,其蕴含的法律命题并不是一个关于社会信用立法的恰当法律命题,而从价值之维来看,其目的正当性也经不起比例原则、公益原则和人权原则的价值拷问.建议采纳折中的信用含义——“信誉及社会责任”,将信用的含义从传统法学上的“债权的发生”扩展到“社会责任”而非“守法与履约”,以有效弥补守法与履约说的缺陷,并为失信人名单的建立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判断标准.     

认知法律知识化的三个维度

一个全新的社会,需要一门新的法律科学.法律知识化巳成为知识社会背景下中国法学转型的时代要求.尽管法律知识化的主张是多元的,但从其整体看,它承袭了后现代法学的衣钵,坚持以下核心观点:即将法律知识化概括为法律哲学化、法律科学化和法律平民化三个实体逻辑贯通的维度.其中,哲学化的使命是将法学从一个纯粹的科学问题还原为一个价值问题;科学化增强了法学理想图景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平民化则打破了法学的神秘性,扩大了公民的法律参与.经由此三个维度,法律知识化之科学含义方能得以丰满和立体化凸现.     

民事习惯司法运用之意义探究

将民事习惯运用到司法实践中去,在一定条件下,甚至作为法律渊源来执行,可以充分发挥民事习惯在司法体系中的补充法律规范,弥补法律漏洞等效能.文章积极从民事习惯司法运用的角度开展探析,首先对于民事习惯运用与司法的原因进行了探析,在此基础上总结和归纳了民事习惯司法运用的意义.     

试析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几个问题

关于“法律”一词在《行政诉讼法》中含义有几种的问题.在我国法律、法规中,“法律”一词的含义通常有二:狭义的法律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行的法律,广义的法律即指法律、法规(有的认为还包含规章).在《行政诉讼法》中多处使用了“法律”一词,     

碳配额的法律待遇问题研究

碳配额的法律待遇尚未有明确的界定,本文从经济学和法学两个视角对碳配额的法律性质进行了分析:在经济学家看来,碳配额是一种产权;在法学家看来,第一,碳配额是一种用益物权,第二,碳配额是一种具有强烈公权色彩的私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碳配额在金融服务条例和会计准则中的法律待遇.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碳配额适用ISDⅡ,但影响程度不确定;第二,修正后的《国际会计准则》为碳配额创设一种新类型的无形资产,国际会计报告解释委员会要求公司对从政府收到的碳配额作为无形资产,并以最初公平价值进行会计记录.     

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经济高速发展,民事纠纷案件不断增加,社会矛盾不断尖锐,运用民事诉讼调解手段解决纠纷势在必行.但查阅我国的法律内容,民事诉讼调解并没有系统的规定.其作为多元化矛盾的纠纷解决机制,无论从当前的社会环境还是大的国际环境来看,都有完善的实际意义.     

领导干部法律执行中的困境及破解路径

领导干部作为政府及企业中的决策者和管理者,其所思所想和一举一动都会给整个社会和企业造成较大的影响。领导干部通常拥有着一定的职权和权力,从而使其很容产生利用职权与权力争夺自身最大利益的问题,从而引起领导干部出现较为严重的违纪、违法行为。领导干部身处高位,但又需要受多方制约,从而致使其也可能在较为被动的情况下不得不做出有碍于法律执行的事情。因此,将对领导干部法律执行的监控变被动为主动,让领导干部从思想和意识上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合理利用法律使用职权、实现自我保护,将能够有效解决领导干部在依法执行时所面临的受多方限制、利益诱惑的困境。为此,本文将对领导干部法律执行中困境进行研究,并提出有效的破解途径,以为我国法律社会、和谐社会的建设贡献自身的力量。     

和谐社会实现公平原则的法律机制

公平原则是法律正义价值的根本体现和一般法律的基本原则.公平原则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不断丰富自己的内涵.我们今天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法律的公平原则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平等原则(形式公平原则);公平竞争原则;社会公平原则;环境公平原则.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公平原则,主要依靠法律机制,发挥法治的整体功能和作用.在我国现阶段,法治的应当突显环节是社会公平原则和环境公平原则.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探析

目前,我国的经济取得了高速发展,但与此同时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却凸显了很多问题.环境问题是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它需要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组成部分从各个角度提供方法去解决.本文从环境公益诉讼的内涵着手,通过分析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现状和目前存在的问题,明确提出我国应该建立环境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的必要性,并且,结合国外的立法经验,从原告资格和激励机制这两方面主要分析和总结如何建立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对促进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法律制度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文义解释法之基本认识

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解释方法要解决的一对基本矛盾就是立法者的真实意图与法律文本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可以说是法律文本的字面含义与真实含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为探寻法律的真实含义和立法者的立法意图，解释者分别不同情况与需要，使用了不同的解释方法。尽管各种法律解释方法均以法律文本为出发点和归宿，但在从开始到结束的这一解释过程中，“文义解释法”始终是最基本、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的法律解释方法之一。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对文义解释法的内涵与基础进行分析，研究该方法自身的局限性以及所面临的挑战，以寻求完善文…     

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属性

新刑诉法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特别程序中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社会调查制度.社会调查制度有利于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有针对性的进行教育、感化和挽救,更好的实现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目的和价值.但由于现行相关法律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造成实践中出现了众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明确社会调查报告的定位.本文从这些问题出发,论证社会调查报告具有证据属性,可以作为量刑证据使用.     

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地位

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社会调查的相关内容.对于其法律地位,理论界和实务界尚未形成统一认识.本文从证据的本质属性和形式要求入手,对未成年人调查报告能否作为证据进行了讨论,并进一步透过该条款设计特点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地位进行了简要分析,得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只能作为办理案件的参考结论.     

论社会公共利益和经济法

社会公共利益是比较重要但又很难定义的概念,实践中不乏有借用"社会公共利益"之名侵犯其他利益的事例.经济法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是经济法理论最为基本的问题之一.试从利益的定义及分类、法律与利益的关系、实体法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等方面来探讨社会公共利益与经济法的关系问题,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含义、经济法与公益诉讼的关系也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