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法立宪主义论

私法立宪主义的提出，是对传统的以公法为本位的立宪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完善。私法立宪主义批评传统的立宪主义理论将权力现象局限于公共领域的认识，强调在私人领域同样会出现权力现象。基于立宪主义所主张的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约束的观念，必须对私人领域中的权力进行控制，以保护私人的基本自由。民法理论在20世纪以来的发展，就是完善私人领域中的权力控制机制的过程。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在私人领域中建构权力控制机制，必须突破民族国家的法律体制，建立相应的全球性的法律治理机制。     

从宪法走向宪政

本文从探究宪法和宪政的起源出发,提出这样的观点:以有限政府和人权保障为基本内容的立宪主义思想的有无,是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在宪法和宪政建设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文中认为要实现从宪法到宪政,最重要的是确立立宪主义的思想,按照立宪主义的原意来制定宪法、尊重宪法和实施宪法。     

秩序主轴与宪政构造——写在法规审查备案室设立之后

从立宪主义视角把握基本权利的体系与分类,可以看出,随着规范与社会事实的变迁,宪法基本权利的刚性日渐显现。“孙志刚案件”更是让人们看到了这一刚性所产生的共振效果,而围绕该案的讨论同时引发出一些有关宪政构造问题的思考。本文认为,有必要建立独立的司法审查程序,把人权概念所引发的规范性预期纳入司法程序使得相关的法律讨论成为可能。从这一视角看,对中国法治化进程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实际上是权利这一命题。     

论基本权利的一般性和特殊性

基本权利条款虚置,不仅仅是因为基本权利保障机制的不完善,更重要的是因为传统的基本权利本身缺乏制约权力的功能。本文在对目前使用的基本权利概念进行清理的基础上,确立对我国基本权利解释的合理基点。基本权利概念在逻辑上至少存在具体形态的基本权利、国别意义上的基本权利、观念形态的基本权利三个层面,它们分别对应着不同的认知方法和范畴,若不加以区分,就容易造成基本权利的认识上的混乱。笔者认为我国基本权利体系的解释的合理基点应当在于首先确立制约权力的基本权利观念。     

立宪主义语境下的人性分析

作为一种人文制度,立宪主义背后蕴涵着深厚的人文精神。对立宪主义语境下的人性,可以沿着三方面的理路进行。其一,就人性的本质而言,立宪主义更倾向于持悲观的态度,即“人性本恶”;其二,就人性的特性而言,立宪主义更倾向于认为人只具有有限理性;其三就人性分析的方法论而言,立宪主义更倾向于采信个体主义。     

立宪主义声音的一种侧听——对民主主义的历史省思

民主主义的演变史夹杂着立宪主义的批评声,批评的焦点指向民主主义的极端化倾向———将人民主权绝对化和神圣化的观念。民主主义两个流脉中贯穿着与立宪主义的对立和妥协,其根源在于洛克和卢梭两个思想原点蕴含着不同的价值选择;立宪主义力图克服民主主义的内在缺陷,对其进行价值补正和观念破解。历史给我们的警示和启示是民主主义必须融合立宪主义价值;民主主义的人权和自由之理想唯在立宪主义的牵制和平衡下方能实现。     

20世纪中国宪政思想体系及演进特征

20世纪中国宪政思想的演进过程可分为封建君宪宪政思想、资产阶级市民宪政思想和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宪政思想三个阶段。这是一个外国宪政文化与中国法律文化融合、互动的过程。人权与民权转义、立宪主义的普遍价值与本土法律传统的对立和融合以及赋予宪法以文化内容 ,构成 2 0世纪中国宪政思想的共有特征。     

西欧封建制度的立宪主义内蕴

近现代西方国家宪制的形成与发展烙有深深的封建制度背景因素。西欧封建制度内蕴了契约精神、司法至上、地方自治、结社自治、自由与权利、多元权力共存、等级议会、不经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有限政府、工具论国家观等诸多立宪主义理念和制度,并为近现代西方国家所继承和发展。以立宪主义为视角透视和解读西欧封建制度,既有利于纠正长期以来我们对西欧封建制度认识的偏见,又有利于深化中西方传统法律制度比较,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有利于更新我们对西方宪政史的认知框架与线索。     

立宪主义在美国的实践——从权力分立和制衡的角度

美国宪法被认为是"伟大的妥协"后的结果,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根据哪些理论制定了宪法,以及在他们的眼里什么是立宪主义,根据这些理论他们怎样勾画了美国的国家框架。这些是笔者需要探讨的问题。     

为货币发行“立宪”:探寻规制货币发行权的宪法路径

公共支出与公共债务的急遽扩增,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日益恶化,最终导致了一场几乎令世界"窒息"的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这既是一场财政危机、货币危机,也是一场宪法危机。积极财政和扩张性货币政策是各国主要采取的反危机举措。货币发行权作为一种主权性权力,其失范与滥用成为这场危机的宪法根源。为货币发行"立宪",是应当予以认真思考和积极选择的规制货币发行权的宪法路径。     

从设议院到立宪法——晚清“Constitution”汉译与立宪思潮形成考论

在中国,英文"Constitution"一词早期曾被译为"国例"、"例制"、"国法"、"章程"、"国律"等中文词。中国近代立宪意义上的"宪法"一词,最早见于王韬和郑观应的著作,但他们只是一提而过,并未作深入的阐述。维新期间的康有为、梁启超也多次提到"宪法"一词,但他们只是把宪法当作一般的律法看待,并无立宪涵义的认知,更谈不上提出了立宪的主张。学界长期使用的史料、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中"立宪法"、"三权鼎立"的内容是后来改窜添加的。戊戌时期康、梁的政治主张主要集中在兴民权、设议院上,并非如学界长期认为的那样,已经成为了立宪主义者。康、梁真正成为立宪主义者,要在逃亡日本、大量阅读日译或日著的宪法著作之后。在日本,"Constitution"早期也被译为"国宪"、"政体"等词。日本近代立宪主义上的"宪法"一词,最早出现在明治初年对西方宪法的翻译中,后经立宪进程的推展而成为公定用语。中国近代对宪法概念首次展开深入分析的,是流亡日本后的梁启超于1899年撰写的《各国宪法异同论》一文。英文"Constitution"和具有立宪主义涵义之"宪法"概念,正是经"同文同种"之日本学者的翻译、梁启超以及留日学生的转述而在中国真正广泛传播开来。随着日俄战争中日本取胜,"立宪救国论"随之而起,中国立宪的进程才真正得以开启。     

“审计风暴”的立宪主义思考

“审计风暴”所揭示的不过是大量问题的冰山一角,更应当引起我们严重关注的,是隐藏在冰山底下理念上的误区以及制度与体制上的诸多漏洞。中国正走上立宪主义道路,理应在立宪主义视野下对传统审计理念予以革新。而面对“审计风暴”这样重大的宪政问题,立宪主义也有必要作出民主立宪、法治立宪和财政立宪等方面的回应。     

古罗马共和国立宪主义探析

宪法是近代资本主义革命的产物,但是宪政的渊源却可以一直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古代罗马共和国。古罗马共和国的立宪主义政治理想和实践是人类文明的珍贵遗产。其采用财产取代身份作为公民社会的基础。在政治体制中贯彻民主、法治等基本原则,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立宪尝试。     

1982年宪法立宪目的分析与思考

1982年宪法在总体上说是一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完善的宪法,其立宪目的基本分为四个方面,即确立四项基本原则、确立国家的根本任务、确立列举与概括的政府权力体制以及确立违法主体与违宪主体一体的模式。将1982年宪法的立宪目的与普遍主义的宪法目的相比较,发现它们在立宪目的上存在着差异。如何改进宪法中存在的问题,当是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发展必须认真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立宪主义的哲学分析

对立宪主义可以从纵向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哲理分析。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政治哲学中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对立与互动,为近代立宪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前期的思想基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科学方法论所引发的理性主义促成了政治个体主义的产生,进而形成了以英国、美国、法国为代表的早期立宪主义政治哲学。在英、法两国相互学习和借鉴的背景下,经过各种新兴思潮与立宪主义的相互激荡,19世纪的欧洲立宪主义哲学开始走向成熟,贡斯当、托克维尔、密尔等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     

欧盟宪治:一种宪政法理学解读

<欧盟宪法条约>在2005年遭遇挫折,原因是多方面的,或许民主的因素不可忽视,当然这还涉及到人们刘欧盟性质、特征以及宪法条约文本的理解.欧盟立宪应当是一个社会互动的过程,包括民众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通过谈判达成共识,这样产生的宪法才是一部欧洲人民的宪法,而非仅仅是一部欧洲国家间的宪法,也唯有如此才可能构建新的宪政秩序.而宪政法理学为我们研究欧盟立宪问题提供了概念分析工具.     

财政立宪主义:我国宪法时刻的理论基础

宪法的第四次修正必将开启一个新的法治里程,一个稳定的宪政结构和常态性的宪政体系终将得以完成,我国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宪法时刻”。近年来公共财政制度的建设担当了“宪法时刻”的重任,人大制度完善的重要途径是通过审查预算进行的。财政立宪理论研究的宗旨正在于探索财政因素在宪政建设中可能的作用机理,目的在于对我国的宪政发展做出贡献。     

立宪共和之民初启蒙及反思

面对晚清政府的衰落,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以共和为旗帜成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共和国时期,但民初共和国随后便偏离了共和的轨道。从阿伦特的共和与革命理论来看,立宪共和与现代革命休戚与共。辛亥革命的成功,从共和的角度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革命和共和的交融,但之后的失败则在于未知共和之原理。从共和主义的当代发展走向来说,传统的人民主权观甚至宪法文本观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批判或修正,人们关注的重心正转向动态的法治和制度运转。     

数字平台义务创设的宪法基础

现代宪法如何应对新型社会权力，是数字法治领域的关键议题。宪法的根本法和总章程性质意味着，宪法机制无法缺位于数字时代。在平台社会，数字平台需要承担公共义务，但义务的基础，不能被简化为优势地位，而是源于复合的权力束结构。数字平台权力的兴起，使得宪法观念需因时调整，融入具有社会向度的社会宪法观。在既有理论谱系中，宪法私人间效力理论、社会宪治理论、数字立宪主义理论，均呈现了宪法介入社会关系的理论图景，但在面向实践时也有内在限度。回到“八二宪法”之中，可以借助宪法义务机制，对数字平台权力予以合理约束。宪法上数字平台的公共义务包括法秩序维护义务、共同体秩序守护义务、基本权利促成义务。置于数字化场景之中，上述义务能够在平台规范备案、数字平台立法细化、行政裁量与司法裁判说理中产生积极效用，从而提供一种宪法视角，塑造稳固的数字法治秩序。     

税收立宪论

税收立宪对于完善宪法和规范税收立法与税收征纳活动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从税收立宪的理论基础、法制基础和税收立宪的模式与内容等方面探讨了税收立宪的基本理论,并对完善的我国税收立宪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