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意义与两种反思

从“法学——法学家”的路径来分析,《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篇长文做出了巨大知识贡献。知识内部与知识外部两种反思的分析框架可以使人们洞见到其中的可能缺陷:知识内部的反思不充分,知识外部的反思被忽视以及“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提法不妥当。这三方面的问题导致了“长文”的目的不能充分达致。受现代化范式支配与缺失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可以说是中国法学缺乏自觉意识与反思精神这一问题的两个面向。中国法学要超越这个时代需要深入到知识内部与知识外部的各种因素乃至中国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之中。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

1978年至 2 0 0 4年 ,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 ,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是一个没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据此 ,要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论题给出回答 ,并对中国法学这一时代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较为具体地讲 ,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 ,对中国法学中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进行了深入探究。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 ,实是因为它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 ,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 ,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 ;同时 ,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 ,最终导致了作者所谓的“范式”危机。正是在批判“现代化范式”的基础上 ,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性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 ,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上)——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

1 978至 2 0 0 4年 ,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 ,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是一个没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要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论题尝试给出回答 ,并对中国法学这一时代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 ,对中国法学中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进行深入探究。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 ,实是因为它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 ,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 ,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 ;同时 ,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 ,最终导致了所谓的“范失”危机。正是在批判“现代化范式”的基础上 ,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性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 ,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     

从“理想图景”看“社会秩序”的建构——评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如何建构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这几乎是所有自然法学家共同努力的目标。①而在学理上,这种自然法层面的反思之所以如此重要,其原因主要在于这种反思中所蕴涵的批判意蕴———即它始终着眼于如何改善现存秩序,如何达致一种更正当、更可欲的社会秩序的问题。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中,邓正来提出的“理想图景”或“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问题也可以看作是在同样向度上的一种智性努力之尝试。但是,这里的“理想图景”与传统自然法观念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一个根据中国的具体观念———“‘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乃是论者根据其对中国现实情势所做…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续)——对梁治平“法律文化论”的批判

1978至2004年,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是一个没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据此,要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论题尝试给出回答,并对中国法学这一时代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较为具体地讲,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对中国法学中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进行了深入探究。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实是因为它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同时,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最终导致了作者所谓的“范式”危机。正是在批判“现代化范式”的基础上,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化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下)——对苏力“本土资源论”的批判

1978年至2004年,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是一个没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据此,要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论题给出回答,并对中国法学这一时代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较为具体地讲,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对中国法学中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进行了深入探究。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实是因为它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同时,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最终导致了作者所谓的“范式”危机。正是在批判“现代化范式”的基础上,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性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     

中国法学的苏联渊源——以中国法学的学科性质和知识来源为主要考察对象

苏联法学对中国法学的影响,从中国法学的学科性质和知识来源来看,主要表现在资本主义法学与社会主义法学的关系、革命时期法学与执政时期法学的关系、法学与意识形态、法学的研究对象、法学与实践、法学的知识来源、法学研究的范式与方法、法学学科的独立性、法学教育的模式等九个方面。关于中国法学与苏联法学之间的渊源关系,一是要反思中国法学与苏联法学的渊源关系背后的中国法学与苏联模式的渊源关系,二是要反思关于中国法学与苏联法学渊源关系的几种主要研究视角,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路径依赖两种视角并未真正抓住问题的核心,从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法的视角展开讨论将是一种更有助益的视角。     

直面全球化的主体性中国——谈“中国法学的主体性建构”

直面全球化,中国法学首要的问题便是对“全球化问题”本身问题化而非将之视为当然的事实与前设。经由对“全球化问题”的理论建构中国法学才能进一步洞见到全球化的深层内核以及其背后的话语争夺、建构与视角转换问题,才能对作为特定时空的“中国”在全球化下所面对的问题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有更清晰的认知。本着这种问题化的理路,经由把“世界结构”作为重新定义“中国”、建构“中国”的历史性条件,中国法学就建构起了一种“关系性视角”与“共时性视角”,通过视角的建构与转换,中国法学才能够洞察“世界结构”对中国的双重强制性并在建构“主体性中国”的过程中据以建构起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同时这种“主体性中国”的建构本身就是一种开放的进程。它既要对既有的“世界结构”本身的正当性保持批判与反思,更要对地方性中国对“世界结构”本身的意义与贡献充满想象。“主体性中国”的建构既是直面全球化的中国法学所秉持的一种“中国观”,更是一种“世界观”。     

民事诉讼法学研究述评

因本刊去年的述评中没有民事诉讼法学的内容 ,故本次述评包括了 1 998年和 1 999年两年的研究情况。一、关于民事诉讼法基本理论问题(一 )诉讼程序的独立价值对程序法自身独立价值的认识 ,是近两年民事诉讼法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无论是理论研究 ,还是司法实践 ,“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长期以来都始终存在。这种诉讼观念与“程序工具主义”观念不无关系。人们把程序法仅仅是看作保障实体法得以实现的工具 ,二者之间是主与从的关系 ,是一种内容与形式、目的与手段的关系 ,从而忽视了程序法自身独立的功能与价值。近两年来学者们通过研…     

论问题引导型法学教学模式

法学知识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在“问题”的引导下进行传授。所以,我国的法学教育必须实现从“知识灌输模式”向“问题引导模式”的转变。“问题引导模式”的内核在于问题意识和创新精神的培养。在教师自身具备问题意识和创新精神的前提下,“问题引导模式”的实施还应该把握以下几个方面：要求学生预习教材;引导学生关注实际问题;因地制宜选择教学方法;掌握提问技巧;消除权威意识。     

略谈“注释法学”

我们注意到,在最近的一些法学文章中,屡屡看到把“注释法学”作为法律科学发展进程中的一种落伍现象,认为,法学的发展标志之一就是“注释法学”的衰落。这种观点令人惊讶,同时,也说明人们对“注释法学”的认识是错误的,起码是偏面的,他们似乎都没能注意这一点,即注释法学首先是法学。作为法学,它必须结合法制在其特定的系统来研究,只有在法律制度中,法律才是实在有效的。注释法学是以对法律条文进行注释的方式进行法学研究的,它不单单是对法律条文本身的研究,而是把法律条文置于法学系统、法律制度中去研究,它主要是理解,其次才是说明,它所依据的不应该是条文的内容,而是法理,因为条文并不能说明本身的意义。这种学理的研究并不考虑法规本身的效力,而是一种学术活动。同时,也应该看到,在目前,我国很少有     

学术自主是中国法学发展的条件

法学研究的自主性或曰法学研究的学术自主性,是指法学研究者与现实法律、与政治权威自觉地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一种外在的、学术的观点来对法律及其权威进行客观的描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客观的评价的研究姿态或学术自觉。一个失去自主意识的研究者不是合格的研究主体,一个失去自主性的知识体系是否可以称为“学术”本身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一个与现实同一的观念不具备学术应当具备的特质——创新性——是显而易见的。早在1847年,德国人基尔希曼就对这种法学进行了无情的嘲讽:那样的法学关注的“是实在法中那些谬误的、过时的或随意性的东西,是立…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存在与发展

历经140余载风风雨雨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近几年来在我国遇到了新的挑战: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提法是不科学的.”它“缺乏系统性”,实质上是“根本不存在的”,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就会使“我国法学不繁荣”等等。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取消论”。在法学领域里,这种观点直接影     

批判的“反讽”与“反讽”的批判——评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我们身处自主建设法制和法学知识体系的新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反思性的文本来观照自身,它不仅要提供有助于认识我们时代的总体性框架,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提出我们应当思考的时代问题,在使我们清醒把握自身限度的同时,开放出具有未来向度的可能性。邓正来先生的长文《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无疑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文本”。在经过了两轮的批判之后再次阅读此文,笔者遽然领悟到了艾柯所谓“每一阅读行为都是读者的能力与某一给定文本为了能够得到简洁‘经济’的解读,人们假定它所具有的那种能力之间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1]这一告诫…     

横空出世的中国学术论纲——读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正>一读邓正来的近作《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强烈感觉到这是一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的横空出世之作。作为对当代中国法学乃至中国学术的全面反思,本书最发人深省之处在于,作者立足于中国已经进入世界结构之中并承担发言责任的全新形势,对支配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范式”提出了根本质疑,开启了中国学术建构自己的“理想图景”进而建构“主体性中国”的重大     

"法学"是什么?——比较法视域中的"法学"含义诠释

法学是什么?法学不只是一种知识谱系,它本质上是基于对法的具体场景运用的实践活动的回应。法学是一种知识、一种逻辑、一种学问,却更是一种实践、一种经验、一种解释。从比较法之视域对“法学”之原初含义进行解读,可把它概括为三个判断:法学是公平之学、法学是智识之学、法学是判断与解释之学。     

法学的去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自序

这本小书是对中国法学——严格上是指中国法律哲学——在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结构中的使命所做的一项前提性研究,更广泛地讲,乃是对这种世界结构中的中国“身份”和未来命运的一种学术关注。我认为,从1978年至2004年,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所存在     

法学的发展与发展中的法学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都必须具备两个最基本的前提:一是学科本身能够发展,另是环境允许其发展。就前一种前提而言,这是关于学科发展的主观条件是否具备的问题,其中研究主体即理论者本身的素质(包括其研究手段)状况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就后一种前提来看,它是指学科发展的客观条件怎样的问题,其中政治环境的宽松往往对整个研究环境的改善起着决定性的作     

符号学的三重证据法及其在证据法学中的应用

根据符号学理论，证据作为一个符号现象本质上是一种意义生产机制而非证据事实本身。符号学证据理论认为，人类文化记忆和证实的最基本方式包括“听”（口述证据）、“看”（图像证据和实物证据）以及介于这二者之间的第三状态“写”。符号学更关注不同的证据符号间的关联方式的研究，可称为证据间性研究．即一种证据符号的性质不仅取决于它与待证事实之间的真实关联性，而且取决于它与其他证据符号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的最基本类型就是言、文、象综合运用，我们称之为三重证据法。本文利用符号学三重证据法探讨了一些证据法的基本问题。     

中国法学:技术、价值与知识——中国法学的三种基本态势

中国法学目前的现状分为三种,或者说有三个知识谱系。第一个谱系把法学理解为一门技术,这可能是当下中国部门法学一个主流的架构;第二个谱系把法学理解为一套价值体系,是一套价值;第三个知识谱系是把法学作为知识体系。这三个谱系的法学各有其价值和意义,这里我以一个编辑和教书人的双重身份,对中国当下的法学知识形态进行了阅读,阅读是个性化的,包含了对与错。我认为,中国的法学应该是多元的,它是中国法学繁荣的一个标志。